在民國五十五年就過世了。
可這《七海驚雷》卻是民國六十六年一月才出版的。
”
我沒有立刻跟他争辯，因為在那個剎那之間，我也忽然生出一種“無知或許較為幸福”的念頭——連帶地，我更不敢貿貿然追問他是否知道“彭師父就是嶽子鵬”、“歐陽昆侖救過彭師母”甚至“嶽子鵬知情者也”的字謎。
我猜想：或許他還沒有時間把《七海驚雷》之外的六本書一一細讀過；正因如此——倘若他也認定“知道得越多越危險”的話——我祇有保持緘默。
果不其然，正當我端坐成一副“敬受教哉”的模樣兒之際，家父捧出了他眞正想教訓我的一番話——且一如我所揣想的，從渡海到落戶、從武俠到戰史、從清洪角力到國共鬥争、從盤點軍需到纂輯文獻……無論這老人曾經曆練了什麼、見聞了什麼、感受了什麼以及覺悟了什麼；他根本不在意也不要求我這個兒子是否更了解了他的一點什麼，他的目的祇是要我記住：在我自以為如何如何的世界背後，其實有一股更可怕、更強大的操控力量在主宰着人們的遭遇和認知，且沒有人能夠反抗或懷疑。
家父的論證其實祇有簡單而明确的幾句話：““哼哈二才”從“保”字号兒混下來，一直混到部裡的情報局；之所以從來沒對我下手，除了因為我在幫中頂着個字輩兒，主要還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我究竟知道了些什麼。
如今你同這個什麼歐陽紅蓮又纏在一塊兒，他們搞特務的豈有不疑上加疑之理？寄這些照片來，明擺着是個警告的意思。
”
我很想反問他：我和紅蓮已經厮混了十年，他們跟在後頭拍這種下三濫的小照片也差不多一樣久了；為什麼早不警告、晚不警告，偏偏現在來警告了呢？以理度之：就算歐陽昆侖出手幫“老頭子”運了一大批黃金到台灣來，“保”字号兒恩将仇報、殺人滅口，這也是近三十三年以前的塵封往事了，何以時至今日，忽然想出個寄小照片的馊主意來試探家父或者我呢？話未出口，家父輕擡腳尖，朝我腳下的書袋比劃了一下，道：“不祇你我父子，恐怕他們也早就盯上了高陽了。
”棚我幾乎不敢想下去。
自民國七十五年春天，我與高陽同遊日本訂交以後，他也教一群遊手好閑、惹是生非的情治人員給盯上了——這批人物猶之乎疱疹、流感病毒或蒲公英，十足有牽攀附着、勾串羅織的習性——莫不是因為我和高陽偶爾交談過有關那本《奇門遁甲術概要》，而讓他也跌進了網罟之中罷？
然而，誰又能否證這個猜測呢？高陽在榮總病榻之上，的确曾經對我說過：“他們結拜兄弟七個身上有一部奇案，我打聽了幾十年，不過知其二丁其中還有許多情由緣故不能分曉。
”也就在想起這番言語之際，我的眼前猛可閃過一個銀發白衣、但面容模糊的醫生。
不，不是醫生，是做醫生打扮的萬得福——在我和他十年前僅有的那次晤面時，他清清楚楚地警告過後腦勺上教燈架砸了個大窟窿的老大哥：“榮總是“他們”的地盤，”而且“二才剛還到門口來晃了一下。
”
一個小小的推論：高陽因病入院的時候，其實仍念茲在茲于萬硯方等兄弟七人身上的那部奇案，是以他所擁有的七本書和厚達六吋的文稿也随身攜行、或恐即在卧榻左近。
然而他發現自己的病情可疑——明明有把握“還有卅載陽壽可供揮霍，一甲子後再言去留”，卻于診療之後突然惡化；于是才會在我前往探視的時候突然提起早年我偶遇趙太初于三民書局的舊事。
可惜我一時未察——甚至一副全然失憶的模樣——高陽一定頗為失望，是以未曾将書、稿當面交我。
接下來，或許是因為他又察覺了醫院當局（或病房内外環境之中）有些什麼異樣，才會将書、稿托付一個全然不知情的文學雜志主編，并言明：出得了院、就将原物歸還；出不了院、才将之親手交給我。
設若高陽的确周思密慮而作成這一決定，則想必是冒了極大的風險、但也絕對出乎“他們”那批人的意料之外——我幾乎能夠想象出他如何設計了一個偷天換日、掩人耳目的怪招；請那位主編扛個十幾本适合在病榻上消磨時間的閑書前去探訪、再趁四下無人之際把那七本書和他的手稿攜回的過程。
如此作想，則自高陽病危到過世期間，“他們”必定滋生出某些疑慮；那就是這位素以博聞強記、詳考密察著稱的曆史小說家究竟對那部奇案了解了多少？又傳授了多少？以及他和我乃至于家父對于近世老漕幫與國府中樞、權力核心之間的恩怨镠轎所掌握的瑣碎知識究竟出自何種共謀？如果确有共謀，那麼主使者是誰？共謀的機制與運作又如何？這些，想必都是“他們”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也正因如此，“他們”才會在高陽過世之後展開了行動——寄來這樣一疊照片，和一張寫着“張大春與歐陽昆潘之女歐陽紅蓮”字樣的便條。
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