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高壽二字必有别解。
我再問你：讀過南朝梁徐勉的〈故永陽敬太妃墓志銘〉沒有？諒必沒有，問了也是白問。
在這篇墓志銘裡有這麼幾句：“年高事重，志義方隆，宜永綏福履，而奄奪鴻慶，以普通元年十月廿三日遘疾，十一月己卯薨于第。
”這裡的“鴻慶”所指的便是高壽了。
如此再回頭：“世宗”是後周之主，隐一“周”字，合以下文“高壽”所射之“鴻慶”，非“周鴻慶”而何呢？兩句并起來看，則冒出來個“周鴻慶死，豈其所願哉？”，再合上前一句“愛能實非人傑之助”怎麼看、怎麼像是藏了個脫靴摘帽的謎戲，實則說的是“莫人傑”，或者“姓莫的實非人傑”——這一條，逞足我的力氣，也委實解它不得。
不過，倘或江湖上傳言不虛，說莫人傑其實未死，則說不定死的卻是“周鴻慶”，于是下文中“周鴻慶死，豈其所願哉？”這才說得通。
對罷？”
聽語氣，家父并不知道那周鴻慶和“紅煨清凍鴨”乃至于他在莫家擔任廚作的雜說掌故。
換言之：家父憑字解謎，得着了一個明明是正确的答案，但是卻沒有證據——他手上的拼圖闆缺了一塊——而缺掉的一塊證據，卻恰恰藏在他不許我讀下去的書裡。
我聳聳肩，道：“我讀書少；說對了也是白說，說不對也是白說。
你讀書多，那麼“備12”又怎麼解釋？”
家父可能很想斥我一回，可興許是他的考究癖上來了、擋不住了，遂祇白了我一眼，硬呑兩口唾沬，道：“這一條雖說與對日抗戰的背景有關，卻根本不屬于戰史的材料範圍，之所以編進備考檔，純粹是因為它當初是同“備11”寫在同一張紙片上的緣故。
隻不過從這一條上倒可以看出些别的頭緒：第一，陳光甫不祇是國府要員，也和民間一些大公司、大行号有極深的淵源，常憑借着洋文呱呱叫的本事，替人辦些交涉之類的事；第二，這一條沒寫完，祇寫到彙豐銀行複業，這很奇怪。
我後來查證了些别的資料，發現彙豐複業之後，曾有很短的一個時期，宣布公開兌現舊港币；那是因為庫存現鈔夠不上應市、新鈔又來不及發行。
英國人原以為戰火慘烈、焚毀無度，也許兌不回多少舊鈔，總之是拿來流通應急而已。
孰料周氏紙廠赫然押運了一噸多的舊鈔來兌英鎊，兌得彙豐差一點周轉不靈，祇好以銀行股票易鈔票、另外還延請周氏紙廠的老闆出任彙豐董事、兼理總裁職務。
你方才說陳光甫買下多少“蛇草行書”的作品，分贈政商名流；其實那些書法作品根本不是陳光甫買的，眞正的買家卻是那位隐身幕後的周老闆。
第三，“蛇草行書”的确如你所言/，是那洪達展自創的一門書法，可是它既骨董、亦非傑作，怎麼會有人肯花那麼多錢去買了來交際公卿呢？——”
“搞政治的懂什麼書法？有人捧、有人送，自然有人挂起來當寶貝。
”我哼了一聲。
“不！這裡頭另有玄機。
”家父托起下巴颏兒，摩挲着花花白白的胡子碴，道：“尤其是這兩條文字的内容全然無關、卻寫在一起；這表示：除非前一條裡的“周鴻慶”與後一條裡的“周氏紙廠”有什麼牽連，否則是說它不通的。
此外，衆所周知“周鴻慶事件”是民國五十二年十月間發生的事，周氏紙廠兌港币卻是民國三十五年秋天發生的事，至于“蛇草行書”大興其道，更在三十六、七年間，三者可以說風馬牛不相關；各見端緒卻互無脈理。
然而既給寫在同一張紙上，依例是不可能無關的。
”
他在這麼說着的時候，我已經理出了自己的頭緒。
在我看來，陳光甫（或者他所代表的周氏紙廠老闆）之所以會去買一大堆并無藝術價値的爛字畫，極有可能是一樁幌子交易——質言之：買方出錢是眞，賣方所供應的卻另有其物；隻不過那眞正的貨物若非見不得人、即非可見之物，才借着“蛇草行書”的買賣掩護之。
其次，如果“周鴻慶”早就在民國三十四年被當成是“莫人傑”而遭人射殺于杭州，則到了民國五十二年十月間冒出來的“周鴻慶事件”便顯然也是個幌子了——起碼，在日本投誠、卻讓一輛莫名其妙的出租汽車給載進蘇聯大使館、以緻功敗垂成、被遣回中國大陸的倒黴鬼應該不是什麼“周鴻慶”，卻極有可能是當年誘人為餌、代捐一命的“莫人傑”了。
暗中提供數據給家父的人也是趁着鬧出“周鴻慶”事件的熱潮，才打蛇随棍上、把這一條竄了進來。
然而此刻我所關心的不是什麼陳年骨頭爛年鰓的謎底，反而是家父這後半生所戮力從事的工作。
不論他埋首于這滿坑滿谷的戰史資料是一程多麼繁複迷人的探訪，也不論這探訪之于他是否眞能作為一次不堪回首的逃亡的救贖或治療；我隐隐然覺得：李绶武當年提供的這份差事是不値得做的！
從那折返點之後，家父所涉獵、鑽研、勾稽、補綴的一切，都是一個看來十分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