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了。
當年龍芳受香港電懋方面托付，要我改編郭嗣汾《紅葉》。
龍芳當時正忙着整治行囊，電話裡匆匆交代兩句，并囑：“未必要忠于原著。
”人便去了日本。
我知他性豪爽、重然諾，一言既出，便不會“片兒湯”。
遂于匝月間把《紅葉》劇本大綱趕出，算好日子，俟龍芳一回國，大綱便寄到台制他的辦公室去。
不出兩日，他翩然而至，出現在中華日報樓下的會客室裡，要言不煩地說：“《紅葉》沒問題了，秦羽他們搞了個審查小組，人人都說精簡得好，而且不八股；成了。
”說着，從上衣内袋裡掏出幾張手寫字紙來，上書“東京紅杏故事大綱”八字；接着道：“你給看一看，這，成不成？”
坦白說：故事細節如何，我連一個字都不記得了。
祇依稀知道是個女間諜誤陷共匪網羅的故事。
我一覽之下，祇給了個一答一問：“糟透廣。
你寫的？”
對于我的問題，龍芳不置可否，但是表情卻十分凝重地說：“再糟也得拍，祇有拍出來，衆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論。
”說完這話，龍芳便起身告辭——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過了一個多月，他和電懋老闆陸運濤搭乘的民航公司客機空中爆炸，屍骨無存。
可是這位在東京待了将近一個月的“神秘人物”畢竟非等閑特務。
一抵埠，他便透過東寶公司劇務系統的關系，找上了出租汽車工會，再循線尋着富田利明，遞上了“李绶武”的名片，包下他的車，作了為期十天的明查暗訪。
據富田利明粗略的描述，這位始終未曾自報姓名的“神秘人物”在東寶公司要員的陪同下，幾乎是一步一腳印地重新走了一遍數月前中共“油壓機械友好訪問考察團”的行腳所過之處，每有人問其所事，便以“拍攝映畫”、“勘察實景”為辭，連東寶方面都未必能深知究竟。
然而，龍芳到底查到了什麼？連日日充任司機的富田利明都不知道。
直到飛機爆炸消息傳出，台灣方面——應該就是老漕幫一系人馬——給他寄了一份剪報，上頭赫然刊登了龍芳的照片。
富田利明也才據之對駒正春提出了警告。
此後一切歸于沉寂，此前所拼湊成形的一些梗概輪廓也随時間抓之消逝而黯淡下來。
國府與日本中止外交關系之後的一年又七個月——民國六十三年四月，連日航和華航的班機也宣布停航，“所有日本的飛機和航空器均嚴禁飛越中華民國飛航情報區，否則視同不明飛行體處理”——直到“老頭子”去世，方始恢複。
“然則這些同那《肉筆浮世繪》又有什麼關系？”我忍不住問道。
“這就得從另一頭說起了。
”駒正春氣定神閑地啜飮了第三杯，道：“幾年前東寶電影公司清倉，準備實施物流作業理計算機化，整出一大批早年因為不知如何分類而閑置的書本、圖籍等文獻資料。
之所以不知如何分類，乃是因為有些數據純供道具使用，作假亂眞；有些非但是眞品，還具有骨董價値；有些在兩可之間，卻是某導演公器私藏或私物公用而來；不論怎麼說，都是文化财。
其中就跑出來這麼一本《肉筆浮世繪》，是明治年間刊行的一部集畫畫冊。
倒不是什麼古籍，但是行家一眼看出：做電影的人持之必有用處；因為畫冊中的許多幅縛雖然可說是“春宮”，然而畫工們工筆精繪，十分講究背景細節。
倘若要拍時代劇，大可以參考摹拟，非常好用。
“不過，此書扉頁上随筆寫了我的名字、電話号碼和辦公地址，這就讓東寶的人不得不審愼從事了——萬一書的所有人是“駒正春”，如果擅行處置，則有竊占他人财物之嫌。
于是他們派專人據址查察，發現我已經調了差，人在台灣高雄，隻好暫且擱置。
直到我重回外務省，接到通知，才拿到了書。
這是前年的事了。
書，當然不是我的，可是書中玄機卻喚起了我的記憶——我相信高陽兄也一定會有興趣的。
”
此後，駒正春再也沒往深處說什麼了。
我微覺其意：該知道的，都在《肉筆浮世繪》書中。
當下不必細表，閑說了些清酒溫飮的好處、以及釀制的講究，又相約次日共赴東京時得同去一部東寶出品的名片《魚河岸的石松》背景實地吃魚喝酒。
不知是否我不勝酒力之故，接下來祇記得一個話題，便是那富田利明與駒正春告别之際，駒正春告曰：“家父早年曾在天津塘沽一帶行醫，我的乳母是保定府人，我也是“吃中國人奶水長大的”，富田先生可否将中國姓名賜告呢？”殊不料對方聞言而凝咽良久，最後竟以日語答道：“既是個逃家去國之人，哪裡還能稱名道姓？多少年來、多少年後，我便祇是富田利明了罷！”
走筆至此，本該直說那《肉筆浮世繪》機關；然而是夜與駒正春臨别一景，不可不随手一記。
不過彼時應已爛醉如泥，所聞所見都如一夢，竟是寫到當下才恍然想起，竟有些眞幻難辨之感。
駒正春會過鈔，同那着和服的美婦又行了個近九十度鞠躬禮，踅回小室來，亦向我一鞠躬，道：“明日你我各乘新幹線去東京，座位不在一起，高陽兄也不必特意尋我；總之在東京車站自有人替你打點囊箧，高陽兄祇須看顧“它”便是了。
”所謂它，指的當然是我座下那本書了。
我諾諾應之，掀開蒲墊和榻榻米，果見下藏一屜，屜中是一冊一尺二寸長、一尺八寸寬、厚達兩寸有餘的硬紙裹布燙金題簽的《肉筆浮世繪》和一古紙信封——透光映看，信封中似是火車票。
好容易自緊仄的暗屜裡樞起書角、捧入懷中，隻見駒正春袂影翩然，已經在店門口的染布酒簾兒之外，我踉跄趔趄，疾步趨出，祇見屋外長巷迤逦、明燈熠耀，卻無半抹鬼影；霎時間頗有《禮記》〈檀公〉中形容孔夫子：“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的蒼茫踟蹰之感。
再回店中，那美婦一仍笑靥相迎，可是怪狀又浮現了：先前那間“審容膝之易安”的閣中之閣居然倏忽不見了；祇原先在我身後的闌幹還在、梯間亦無異狀——唯闌幹上所貼的一張想來具有“雀舌”作用的紙條則已被人撕去。
小室所在之處竟成了一片平曠的地闆；環顧店中景況，似乎又與前夜和大春同來時所見者并無二緻了。
如這個小小的插曲應該不隻是身為伊賀忍者的駒正春特賣弄其“崩樓技”的身手而已罷？我信步踱出，在寒風裡踽踽而行，越苦思窮究個中奧旨、越覺得此行随緣而遇、随遇即滅的遭際一如《舊庵筆記》所謂“崩即崩耳”的境界。
或許伊賀忍術之特别注重“滅迹”手段自有其務實目的——比方說：今夜如果有人蹑循而至、拍下了駒正春與我談的照片，如此一“崩”則顯象皆幻，又有什麼證據能指稱這密談曾經眞地發生過呢？——不過，對我而言，即使作這樣的推測亦屬妄想。
在漫步回旅館的途中，我幾度回頭，欲尋原路而返，再看一眼那小酒肆、再确認那閣中之閣是否完好如初——然而每一旋踵，便啞然失笑；說起來，正是“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于諸妄想，亦不息滅。
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無了知，不辨眞實”。
回頭再說《肉筆浮世繪》。
我首先注意到：在它的蝴蝶頁上，果然信手寫着駒正春的住址和兩個電話号碼，一望而知：确是出自龍芳那筆剛勁而瘦硬的黃體字——這一點無足怪哉；近四十年來特務系統中人學“老頭子”書勢，中鋒側用，方角銳折，常暴露出一種險峻孤拔的情态，反倒與人格上的“刻急”相映成趣了。
這是贅語，且罷。
至于書的内容，則合兩頁成一折，一共是兩百九十六幅男女交歡的圖畫；男子大多膘肥肉厚，女子也油胖白皙，或俯仰糾纏、或起落合吻，絞臂蹶足、聳臀袒胸，雖各盡姿趣，恐亦非常人所能仿之效之者。
最可憾的是東洋人自有一套東洋人的拘牽泥窒；每于圖中男女私處噴以銀粉，敗興甚矣！
我從頭到尾翻看了兩遍，佐以旅館所奉贈的煎茶，不覺已過三更；酒意漸退，非徒沒有看出這部《肉筆浮世繪》有何蹊跷，人卻在沙發椅上困着了。
直至天光漸明，透窗刺眼，我才發現自己以書為衾，睡了一、兩個鐘頭。
遂待移書起身，覓床複卧，不意由散開的書的頂側看去，卻見有一折兩頁之間竟密密麻麻寫了幾行字。
可稱之為鬼使神差一般，我登時清醒過來，仔細察看這書的裝幀。
片刻之後，終至恍然——原來明治年間印行此書時，可能因為印工設施未如後世（起碼在紙張着色後立即烘幹這方面的技術還不夠精良），為免兩圖相互沾染，每紙祇印單面、中央直貫一折，使成兩頁。
如此一來，每兩幅圖的背頁便折入不見，所以兩百九十六幅圖事實上占取了五百九十二頁的篇幅，書焉得不厚？然而這裡頭也有十分細緻的技巧——偶或中折線沒有對齊、或乃原紙尺寸有出入，常會出現脫帙的情形—尤其是遇到手腳粗魯的讀者，指掌間祇消用力稍重，便易将入釘稍淺的一頁抹開，那麼就很難複京了。
也許是坐睡不惬，我或則身軀蠕動、或則肘臂揉搓，總之是使《肉筆浮世繪》中原先已經被抹開的一頁兩折益加松脫，裡頭（也就是反折在内的空白頁）居然仍是龍芳的筆迹，寫着：日駐我使館警衛羅德強實為周鴻慶之聯絡人。
依總部〈高陽按：指警備總部）入出境管理處記錄，羅某曾多次往返香港、東京，時間皆在周氏異動前數日。
畲疑周氏自港潛赴匪區、複自匪區來日，皆羅氏所煽惑也。
這幾行字的旁邊是一個相當大的箭頭符号，指向筆迹完全不同的幾行小字：我要去中華——
羅先生怎麼？
說浮世繪養眼
羅先生說得好
那麼東西可帶來了
過了這五行，左邊——也就是對折的另一空白頁上——又是龍芳的筆迹：此為周氏親筆注記之應答暗語，應系周氏抵柬京後轉赴東寶攝影棚參觀該廠自行研發之油壓攝影機組當日〈九月廿八），曽與羅某一晤，志之備忘也。
畲訪此書于東——寶道具部圖籍組，登錄者告餘：此書曽于是日出借外賓傅閱賞目。
應似周氏偷晤羅某時随手匆記，文中刻意抹去“民國大使館”字樣，應似祛疑避嫌之故，以免同行團員之監控告發也。
至若“東西可帶來了”之語，既可作暗語看，亦可側證周氏十月七日之行動似非“投誠”而實另有所圖。
以餘所見：此案若得揭露，或可窺求羅某背後複有主使者，則非僅周氏之明暗可白，羅某墜樓之謎亦解矣。
然而，除了這本《肉筆浮世繪》上潦草的幾行可能出自“周鴻慶”之手的備忘之外，龍芳似乎并沒有其它的收獲，是以才會在最後以寥寥數語作結，感歎道：如無進一步證據，祇能将本事徒托空言，攝制成一部電影；使十目所視，各自會心，或可迫使彼一幕後黑手猙獰出面欤？
從龍芳所記者分析：無論他是從“太子爺”或李绶武方面得知駒正春曾與“周鴻慶”接過頭，而嘗試與駒正春聯絡，才寫下了他的住址和電話号碼。
然而他們緣悭一面——即使見了面，較之從富田利明口中所知者，也未必能更有什麼斬獲；是以龍芳才會想要藉一個看似虛構的《東京紅杏》故事、将《肉筆浮世繪》折頁中“周鴻慶”親筆留下的備忘細節，攝制成電影情節的一部分，以迫使那“背後的主使者”“猙獰出面”。
可是在另一方面，龍芳于不得已中斷調查之後、并未将《肉筆浮世繪》攜回，反而還藏于東寶公司的圖籍倉庫之中，極可能是他已經警覺到：把書帶回台灣，非但是個無力的孤證，反而有懷璧其罪之虞。
祇可憾他如此謹愼将事，仍不免粉身碎骨于萬丈晴空了。
我掩卷長思，竟然想不起龍芳的面容，倒是《東京紅杏》的梗概卻逐漸清晰起來——
高陽的殘稿寫到這裡，正好是那張紙的最後一行。
我應該有塔然若失之感才對——彷佛追逐着某一标的、那标的卻始終在數步開外，若即若離，及至最終撲身攫榄，懷中卻空無一物了。
不過，我并沒有一丁點兒惆怅，因為我自己才會須是完成這份殘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