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酬對敏捷，其實毋須翻譯人員，是以駒正春原以為這終須是一次十分無趣的旅行。
殊不知抵台次日便有了意外的收獲：“太子爺”派人緻贈了一份禮物，另附一封短箋。
禮物是仿故宮唐三彩陶塑駿馬一尊，高可二尺，稱得上氣派珍貴；信上則感謝八、九年前初次晤談時所提供的“寶貴建言”，辭意懇切，頗能動人。
然而謂之“收獲”，則是在奉令前來的人物。
此人年約六旬，戴一副極厚的深度近視眼鏡，生了滿臉坑坑洞洞的麻子，穿一身幾乎可稱過時的中山裝，漿挺潔淨，十分嚴整。
這老者應對唯唯，看來雖平易可親，卻有着沉靜寡言的個性。
駒正春是個拘禮的人，固然看來者是行走人等，仍雙手捧上了名片，未料對方也掏出一張來回奉。
駒正春一睹之下，不覺駭然，但見那名片上端端正正印着三個宋體大字：“李绶武”。
以駒正春對國府背景之娴熟，自然聽過此人名諱：他原是“老頭子”身邊十分親近的人士，早在民國四十二年，即位居資政之要。
是時國府編制尙無此職此銜，據傳是“老頭子”特别遴選的一批有如清客般的人物，由政訓首領賀衷寒統禦，可以算是權力核心最為倚重的幕僚。
然而這個班子卻在幾年前無疾而終，外界既不知其首尾，便無從明了因由。
如今駒正春一眼看出端倪，豈有放過之理？遂驚聲問道：“李先生不會是那位資政罷？您怎麼、怎麼——”接下來的措辭該如何才不緻失禮？駒正春無暇揣摩，一時竟至語塞。
李绶武卻溫和地笑了，接答道：““散館”是常規定例，沒有什麼羞人的，駒先生怎麼也拘泥起俗套了？”
“散館”是明清官常用語。
當時翰林院設庶常館，新科進士朝考得庶吉士資格者得入館修習，三年期滿再考——成績優異的，授以編修、檢讨，“次者出為各部給事中、禦史，或出為州縣官”。
駒正春曾追随我姑丈讀書，一聽便知道這“散館”二字用得不卑不亢、還帶着幾分自嘲自谑的诙諧，登時寬了心，連聲稱是。
那李绶武卻說了兩句讓他既愕然、又恍然的言語：“下一次駒先生要是再想叫車去“中華民國大使館”，還是持此刺一示為妥。
”
駒正春直覺以為：對方絕對不祇是個替“太子爺”跑腿的信使；自其身分和談吐判斷，則李绶武之所以刻意暗示他追查富田利明的過節，不外是在提醒他：富田利明的确握有某些事實，祇緣乎不可輕易示人，才斷了線。
然而這李绶武的名片為什麼就派得上用場呢？駒正春略事思索，小心地反問道：“倘若李先生能為我解惑，我何必再跑一趟如今已易幟的“中華民國大使館”呢？”
“我如果能為駒先生解惑，便不勞你“再跑一趟”了。
”李绶武此言用意至顯：答案在日本而不在台灣，且非從那富田利明身上問訊不可。
可是緊接着他又說了下去：“當年你應該也看見了：那富田先生帶着一身孝；自茲而後，普天之下的庵清光棍皆有如驚弓之鳥，大都斷了問訊。
之後想要再重整旗鼓，甯非難于上青天了。
試問：我若能踏出此島一步、去見那富田的話，又何須輾而轉之、請托于閣下這位伊賀方面的“道友”呢？”
扯出老漕幫這個背景，無疑是李绶武蓄意“放水”的——他似乎是在點撥駒正春：我不怕讓你知道我（甚至富田利明）的背景，更重要的是：我也知道你的背景。
純以地下社會分子互不輕揭身分的慣例言之，故意稱呼他一聲“道友”，直等于帶着些挾脅的意思了。
不過李绶武并未得寸進尺，反而深深鞠了一躬，既莊重、又眞摯地說道：“貴我兩國的外交關系或許朝不保夕，倒是咱們“道友”之間的然諾信守要來得長遠多了呢！”
按諸日後發生的事實，李绶武之言居然奇驗無比：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田中角榮和周恩來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建交，日本承認中共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國府亦随即宣布與日斷絕外交關系。
就在台灣各界再度發起抵制日語日商日貨日藥日服……的期間，駒正春已回到東京街頭、再度攔下富田利明的出租車，道：“我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
”并授之以李绶武所交付的那張名片。
富田利明顯然會心同意，點了點頭，以中國語說道：“前次不知道您和咱們“幫朋大老”也是朋友，多有得罪了。
”
“不妨。
”駒正春道：“當時我為“周鴻慶”一事深自不安，也忒莽撞了。
你我且免了客套，可否請将當年的情況賜告呢？”
富田利明應聲答道：“事情原本很單純。
八、九月間，祖宗家門有在情治單位任事的光棍，向老爺子密呈了一條機密情報，說是有敵後工作同志，搜得舟山群島和山東半島兩地匪軍兵力分布圖，于反攻大業極有幫助。
祇知此人九月底要随一個機械考察團到日本，有關方面會安排他在東京停留期間投奔國府，得到政治庇護；換言之：隻要此人進了大使館，反攻大陸就勝券在握了。
這、自然是樁好事；可祖宗家門卻有不一樣的看法。
到了十月初，“老爺子”居然親自給我打了個電話，把前情說了，還傳下“旨谕”，要我務必阻撓此事，否則國共兩方一旦開打，不知又要枉送多少無辜百姓的性命。
我是趕大香堂磕了幾千個頭拜師入門的光棍，不能不遵從“老爺子”的“旨谕”——”
“可是我聽那位“周鴻慶”說：他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祇是個聯絡暗号，并不是眞地“投誠”。
”
“這就是不單純的方面了。
”富田利明搖搖頭，道：“前一次先生您攔我的車，也許看見我帶着重孝。
”
“是的，我記得。
”
“那是給祖宗家“老爺子”帶的。
他老人家差我幹下那勾當之後，就教情治單位給盯上了。
人家暗裡收拾羅織，具足一應事證，過了一年十個月，便把“老爺子”當叛黨叛國分子給處置了。
”
“從國府方面的立場來看，這是制裁，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嗎？”
“不瞞您說：“老爺子”如若不死，我心裡也一直犯嘀咕；可他忽然間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才回頭想出個蹊跷來。
萬一——萬一這樁勾當從頭到尾就是個計謀呢？”
“這又怎麼說？”
“回想當時，“周鴻慶”從下榻的旅館出門，我把車迎了上去，一開門他便說了句“我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試以常理度之：他若眞要攔車去大使館，豈便一上車就說中文？這是頭一個可疑之處。
其次一點，當時我祇一心完成任務，慌慌張張加油上路，他又連說了幾句：“我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又是什麼意思？”
“不就是先生您方才說的聯絡暗号麼？”富田利明接着說道：“幫會中人往來交接，倘或系陌生人，必須反複盤查。
你問一句，我答一句；我再問一句，你也答一句。
如此答問，事先必有約定，多可至幾十句，彼此才能放心。
我日後回想起當日情景，越覺内中可疑：“周鴻慶”一再追問“你怎麼說？”分明就是與人事先約定，有那麼一套盤問應答的“講頭”，可我接到的“旨谕”裡沒有這套機關，哪裡應答得出？隻好硬着頭皮把車開入使館區，照“老爺子”盼咐，把他送到蘇聯大使館去。
從頭到尾，我隻在“周鴻慶”下車的時候對他說了兩句話：“有什麼要說的、去同裡頭的人說去。
”這小子當然不死心，進了蘇聯大使館還嚷嚷着“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哪裡還有生路？可是中計的不祇他一個，連我們“老爺子”恐怕也不免遭人唬弄，成了人家“借刀殺人”的劊子手。
”
“這又從何說起呢？”
“因為根本就沒有那兩份兵力分布圖哇！”富田利明道：“聽說這小子一進去，就給扒光了沖水，連他身上的皴皮都沒放過一塊，赤條條給審了七、八十天，翻來覆去祇說上當，人已經瘋癫了。
”
駒正春聞言至此，已大略知其首尾，忽然有一種落寞無助之感。
如果富田利明所言不虛，則的确很可能正是那個暗中出資千萬美元、款通中共當局的人士在幕後操盤，兩面放出消息——一則讓國府最高層相信确有“周鴻慶”其人攜帶軍情、假道日本、前來投靠；另方面則将部分聯絡暗号洩露給“老爺子”，假老漕幫厭兵惡戰之手以除之，最後犧牲掉一個“周鴻慶”，進一步再借“老頭子”的不測之威整肅了“老爺子”。
“你既然是李老前輩的朋友，我私下勸你一句話：此案不必再查下去了——再查，是會送命的。
早在你前一次找上我之前一年/也就是“周鴻慶”被押回大陸之後沒幾個月——“太子爺”
已經派過一個神秘人物來日本調查了一趟。
原本可能祇是想找回那兩份兵力圖，結果卻有了别的發現……”
無論富田利明或者駒正春，原先都不知道“太子爺”派的這個人就是魏三爺在我臨行之前提到的龍芳。
和幾乎所有早年國府所培植的電影制片人一樣，龍芳也是行伍出身，畢業于中央警官學校，在大陸時代曾經參加過政治大學人事行政班的訓練課程，而後遭逢抗戰，分别在南京和重慶的“力行社”外圍組織幹過特務工作。
抗戰末期聯勤總部設有特勤署，龍芳身兼總務、人事兩科科長——一手抓錢、一手抓人，這是特務組織中常見的情況，主要還是保密所需，能将權責集于最少數的自己人最好。
民國三十六年，龍芳率領聯勤康樂隊到台灣。
未幾，該隊便改隸國防部總政治部，成立康樂總隊，龍芳是為總隊長。
從改隸、擴編到任官，可以說全是“太子爺”身居幕後、一手促成，隊中上上下下——包括廚丁車夫在内——通通都是情報人員；表面上嬉笑唱做、自娛娛人的歌舞演員所事者充其量可稱之為“文宣工作”，實則他們正是“太子爺”效法戴笠所栽培出來的耳目。
龍芳之所以會投身電影界，有兩個背景。
其一，早年國府旗下最重要的電影機構——中央電影制片廠（後改為公司）——的董事長、常董，皆與“太子爺”所親近的領導人物有關，如王新公（衡）、馬星野、戴安國、俞國華等。
此外康樂總隊本身也拍過些載歌載舞的所謂“康樂片”，頗受苦無視聽之娛的軍士們喜愛。
龍芳遂知此中學問大矣，乃向“太子爺”自薦，願“常在電影界効力”。
他的确不是因為看上了銀幕所敷衍的浮華聲色而自甘絕意仕途、成為影人的。
務實其說，龍芳自民國四十四年出為台灣省新聞處電影制片廠廠長伊始，就肩負起“吸引華僑投資、促成國際合作、拉攏海外人才”的任務，也看準了電影之為一種潛移默化的深度思想工具、自然亦有其重要的影響力。
民國四十五年拍國、台語雙聲帶的《炎黃子孫》，請平劇名伶戴绮霞演一名化解小學生之間省籍争執的女教師、最後下嫁草地郎。
雖然是個說教故事；在當時，還的确以簡化的方式纡解了表面上不同省籍人士之間的緊張沖突。
民國五十～年，龍芳更籌拍第一部彩色劇情長片《吳鳳》，目的自然還是宣揚族群融合的精神；可是龍芳特别從香港請來了大導演蔔萬蒼，起用在地新人張美瑤，攝影師山中晉、燈光師關川次郎皆自日本禮聘，全部底片也送到日本沖印，可見其大手筆。
連香港電影界巨擘邵逸夫都說：“龍芳我佩服，他比電影人更像電影人。
”這句贊，語帶玄機。
其實邵逸夫知音者也——他明白：龍芳“一日特務/終身特務”的根骨，拍電影、幹制片，都是為了情報工作。
如果把駒正春引自富田利明的描述放在龍芳的背景上一核對，自不難勾勒出來一些隐情。
民國五十三年三、四月之間，龍芳在沒有知會任何媒體的情況下隻身赴日近月，返國後則對外說明：是為了和日本東寶電影公司談合作，出借張美瑤拍一部叫《東京紅杏》的諜報片才有此一行的——此片終于在同年年底拍成，不過片名改了，叫《香港白薔薇》。
雖隻易“東京”為“香港”、改“紅杏”為“白薔薇”，但是失之毫厘、差以千裡；故事卻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