顆黑蛋白石來，學她一樣迎向東方轉着看，果不其然看出一片又一片、一抹又一抹，猶似走馬燈一般層出不窮的顔色。
而那顔色并不是固定的，随着我手指的轉動，也随着一秒一秒移升而起的微弱晨曦，它綻放出無一霎相同的色彩。
“當然是草啊。
無論是什麼草，自凡它的根抓上了這種黑蛋白石，草葉就會現夜光，美極了。
要不是咱們有急用，我還眞舍不得拔它呢。
”
那顆黑蛋白石眞正的價値究竟若幹？我始終沒搞清楚。
我祇知道那天天剛大亮，我們已經置身于大溪鎮的一月店鋪門前。
表面上，那是一家當鋪，可另一方面，它又是桃竹苗三縣非客籍人物的銷贓重鎭，負責人叫林玉郎——這些，當然都記在徐老三的黑皮小冊子裡，也就是小五打了折角的标号“277”頁上。
林玉郎人不如其名，是個豁了兩顆門牙，還長着一臉脂肪瘤的中年人。
他把那顆黑蛋白石迎光左右看了半天，似不放心，戴上一枚獨眼放大鏡，又觑了個仔細，才慢條斯理擡起頭，咧開豁牙嘴，笑道：“太輕。
”
“它本來就不該是重的。
”小五皺起眉，捂住鼻子，道：“你不要就還給我。
”
林玉郎卻把石頭抓緊了些，扭頭沖我道：“少年仔，你講多少？”
“她說多少就多少。
”我翹起大拇指朝小五比了比。
林玉郎顯然看出了我是外行，查脯查某叽哩哇啦了一大套，意思大約是用“男人不要讓女人拿主意”之類的話擠搭我，可他不知道：這種長威風、添志氣的言語對我一向不起作用，且我壓根兒不知道小五要賣這石頭幹什麼，自然也就不在乎成交與否。
孰料一陣啰唣之下，這林玉郎開抽屜把石頭收了起來，兩手卻淩空朝外揮甩，猶如趕蒼蠅的一般。
不消說：咱們這是落了陷，教這臭嘴惡氣的家夥給坑了。
林玉郎也許當眞看出那黑蛋白石的價値不菲，且決非吾等魯肉腳之人所配坐擁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約莫就是這個道理。
或許他也曾揣測過：天才亮就撞進來這麼三口子眼生面澀的尴尬人，說不定是夜來剛得手的一窩小蟊賊，為什麼不給他們來個黑吃黑呢？
無論林玉郎打的什麼主意，總之他在幾秒鐘之内便後悔了——但見孫小六伸起一根直楞楞的手指頭，往櫃邊一根六寸來寬的頂梁紅木柱子上戳去，看他戳得不花氣力，猶似戳進一塊海綿蛋糕裡一樣，而食指齊根沒入，連一粒粉屑也沒驚動。
孫小六指起指落，轉瞬之間在那根紅木柱子上留下六個圓洞洞。
林玉郎的手不揮了，探下桌面，打開另一個抽屜，向——五抛出一個求救的眼色，近乎帶着些絕望的神情，道：“你講多少？”
小五要了三萬塊錢，三百張百元大鈔，我們一人揣起一疊子塞進各自的口袋。
從這一刻起，小五說什麼，我就聽什麼，而且打從心底服氣——包括她招手攔了輛出租車，順向往新竹去，才到了新竹又換乘公路局中興号，一路坐回台北，再換了不知道幾趟出租車。
趕到學校門口的時候剛過八點四十，輔仁大學例行第一堂早課的準時間。
路上總是小五挨着我坐，孫小六則始終坐在前座或者後座，不時朝四下裡張望搜尋着，彷佛眞有什麼妖魔鬼怪在附近伺機蠢動一般。
直到我在宿舍門口石階上吃了一顆子彈之前，無論是在意識或者潛意識裡，我始終把她姊弟倆這種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行徑當做是一場無傷大雅的兒戲；有如孩提時代村子裡的小鬼們玩兒的什麼“追蹤旅行”、“陸海空大作戰”或者是“神仙老虎狗”之類的遊戲，有逃的一方、有追的一方；有找的一方、有躲的一方。
總的說起來，我們不過是玩一種即使長大了也還玩不膩的遊戲而已。
兒時玩那些個遊戲情景，我曾在一篇散文中描述過，稱之為“以想象力為僅有玩具的驚恐演側練”。
在幾條連狗搖尾巴都會甩到牆的狹窄巷道裡，我們扮演獵人以及獵物；既不知會遭遇什麼樣的追捕，也不知該從事什麼樣的搜尋。
通常我們會在轉角的牆磚上辨識一些用尖石片或超級牌小刀刻留的記号，但是——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我們分不清那記号是“同一國”失散的友伴所留下的指引或呼求信号，抑或是“另一國”守候的敵人彼此之間的聯絡密語。
當然，它也可能是一種請君入甕的陷阱。
我們甚至還經常遇到這樣一個狀況：大家都忘了牆磚上的記号，其實是上一次或上上一次遊戲的遺迹；那是一次早已結束的虛拟作戰，可是牆磚上的刻痕混淆了每個人的記憶，使我們在誤讀和誤解中将當下這一次的遊戲假想得更複雜且更兇險。
對幾乎所有的孩子來說，高潮通常在于敵對雙方或三方的人馬全都不約而同地停止了蹑手蹑腳的潛密行動，聚集到路燈底下争論那些記号的意義。
在争論中，原本敵對的态勢會突然改變，“同一國”内部的矛盾開始浮顯、升高，留下錯誤記号和誤解記号意義的人立刻遭到排擠，解決的方式通常是把這種人揈回家去——在下一次的遊戲中，他們大多能組成嶄新的“另一國”。
對我而言，遊戲最有趣的部分卻全然不同。
我常在争論開始之前溜回家去，等所有的人不歡而散之後再悄悄地重返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