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萬元，文物局長說這要宣縣長批，鄭天良說我先在界牌鄉的報告上批，然後你們再拿去給宣縣長批。
在與台灣中飛集團簽訂正式轉讓協議的前一天晚上，縣委常委會開得非常激烈，宣中陽公開跟鄭天良幹了起來。
宣中陽對工業區的事一直沒有幹預，但這一次，他還是忍不住要跟鄭天良攤牌：“九百萬美金是我們轉讓的底線，你現在要以七百萬美金成交，我們怎麼向全縣人民交待？五百萬美金四千多萬人民币的國有資産就這麼流失了，這個責任我負不了。
”
鄭天良發現這是宣中陽第一次跟他發火，但他并不在乎宣中陽發火，他早就想好了對策，于是他以退為進，反戈一擊，“當年的一個億的投資，現在還值一個億嗎？當年的設備，現在還值原價嗎？這次談判我是嘴上都起了幾層泡，如果你要是認為這個價格不能接受的話，我們可以不簽轉讓協議，明天就讓江本仁先生回台灣去。
你是一把手，我服從你的意見，但你要知道如果不是江本仁的妹妹這一曆史背景，江先生是根本不可能來投資的。
”
宣中陽說：“我知道賣啤酒廠賣工業區你吃了不少辛苦，但我弄不懂的是，你怎麼不像是代表縣政府跟台商談判，反倒像是代表台商跟縣政府談判一樣，一味地強調台商不能接受，為什麼不考慮我們能不能接受？”
鄭天良見宣中陽話中有話，就反擊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今天的常委會上你要說清楚。
你還在用賣工業區這一概念，而不使用市委市府二十六号文件中所說的産權轉讓，這是什麼心理？說到底，你還是把工業區看成是一個政治象征，而不是把它作為合安深化改革中産業化企業來對待。
這種以個人情感代替黨性原則的态度與改革精神背道而馳。
”
宣中陽覺得話已經說到這個份上了，索性在常委會兜個底朝天，讓大家也多一些判斷的參考，他說：“你老鄭不要擺什麼大道理，工業區改革是經濟行為，但最早把它政治化的是你老鄭，而不是我，自二十六号文件後，黃市長從來沒有對工業區下達過一句具體指示，倒是你最積極地要把啤酒廠甩出去，而且要來個斬草除根，工業區那麼多空地，為什麼要把合和遷到啤酒廠隔壁，這是什麼用心？你不要把别人都看成是傻子和呆子。
”
鄭天良在宣中陽咄咄逼人下有一種剝光了衣服的感覺，但他不能表現出來，于是他說：“宣縣長，按說我不該跟你争執，你是上級，我應該聽你的，所以我宣布從明天開始，我再也不分管工業了，你是一把手，你應該對合安的經濟發展負責。
但我要說明的是，合和回遷到工業區是從全縣經濟整體形象考慮的，至于建在啤酒廠旁邊是因為合和需要兩萬平米的廠房，隻有啤酒廠東側有這塊地，這是專家論證的，你上綱上線地看待一個廠的位置是因為你頭腦中從一開始就定好了性質，所以合和即使建在工業區外，你還是可以說這是還鄉團反攻倒算，你是上級，怎麼說怎麼有理。
還有我要申明一點，啤酒廠在招商會上根本無人問津，參加招商會的同志十分清楚，我們是在最後半天抓住了這個不是機會的機會。
按說國有企業轉讓全部産權應該要通過招标拍賣的方式進行，這是國務院規定的。
我們的程序确實有點問題，但我要說的是，如果啤酒廠公開招标拍賣，六百萬美金要是能轉讓出去，我馬上就跳樓自殺，為自己喪權辱縣的行為贖罪！”
鄭天良說到這裡情緒激動了起來，他的眼睛裡濕潤了，深重的氣憤和委屈彌漫在臉上。
其他常委們都說，大家不要再争了，都是為了工作，更不要說傷感情的話。
大家一緻認為馬上向市委市政府請示，讓市委市政府拍闆。
第二天上午，接到合安縣申請報告的葉正亭和黃以恒雙雙趕到合安，上午兩位市領導參加了縣委常委擴大會，讨論研究啤酒廠轉讓全部産權的價格問題。
當宣中陽将啤酒廠投資情況以及轉讓價格帶有感情色彩地介紹後，葉正亭首先發話：“我的一個原則立場是，啤酒廠轉讓是國企改革産權制度的一個嘗試，方向是對的，措施也是正确的，但啤酒廠轉讓全部産權這一改革不能以國有資産流失為代價，七百萬美元就買下了這麼大的企業，資産折舊高達百分之三十以上，快一半就沒有了，這是說不過去的。
我不知道你鄭天良是怎麼談判的，如果我們都這樣血本無歸地将企業都賣了，我們就是對人民的犯罪。
”
葉正亭說得很激動，他顯然對鄭天良随意又降了兩百萬美元非常惱火。
鄭天良在葉正亭面前是唯一敢頂撞的下級，他情緒激動地站起來說：“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從今天起就不打算管工業了，所以我建議按國條院規定，對全部轉讓産權的國有企業進行公開招标，将啤酒廠拿到省城或深圳去拍賣，别的我不敢保證，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