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是非聽晨鐘暮鼓’。
純法夢醒，頓悟，遂傾其家産饋予貧民，留其餘擇城東三十裡伏牛崗，建玄慧寺設壇誦經拜佛，四十餘年不出山門，無疾而終，圓寂入甕，焚身見舍利子百二十餘粒，為世所罕見。
”
玄慧寺曾在明景泰、清道光年間兩次毀于戰亂和天火，洪秀全太平軍路過合安時天王在玄慧寺駐紮月餘，當年曾有九十九間半廟宇矗立在樹木蔥茏的伏牛崗上，到解放大軍作為渡江指揮部的時候，玄慧寺隻剩下二十四間，文革時，生産隊拆了寺廟的磚頭木梁建豬圈，在族公鄭九爺等幾個舊時代的遺老遺少們拼命保護下，玄慧寺也隻剩下四間破爛不堪的正殿，漏風漏雨，行将倒閉。
那副千年絕對“天長地久長久做善男信女，物是人非是非聽晨鐘暮鼓”也下落不明了。
之所以我要花如此多的筆墨叙述玄慧寺，是因為玄慧寺千百年來是村裡人們祈福避禍的祭壇，是一種生命延續的象征，是冥冥之中主宰曆史和決定命運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意志。
我舅舅就是在玄慧寺出生的，他被槍斃後村裡許多老人認為這與我舅舅多年來不支持不撥款重修寺廟有關。
林福海也基本上同意這一觀點：“确實，我是死活也不相信你舅舅是個罪人，也許這就是報應吧！”
我舅舅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出生的，那天晚上天氣非常冷，外婆由于難産在家裡疼了兩天兩夜，四鄉十八裡來了六個接生婆都說大人小孩都保不住了，這是孽障胎，趕緊準備後事，三十八歲的我外公哭着連夜請人來割棺材。
林福海父親說伏牛崗上玄慧寺裡剛來了一個外地逃難來的女人好像會接生，還有紗布和紅藥水。
村裡的人七手八腳地在月黑風高的夜裡将我外婆擡到了玄慧寺。
逃難來的年輕女人細皮嫩肉，凄豔而美麗，她看了看我外婆，問我外公：“是保大人，還是保小孩？”我外公跪在外鄉女人的面前，哭着說：“我兩個都要！”年輕的外鄉女人很為難地說：“大哥，如果兩個都保，可能一個都保不住。
”我外公像熱鍋上的螞蟻，急得當場暈了過去。
鄭氏家族的人連夜開會，經家族全體會議研究決定，“留小孩！”因為我外公隻有我母親一個女兒，“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如果生個男孩的話，我外公家的香火就算延續下來了。
外鄉女人讓人立即将我外婆擡進禅房，鄭氏家族的人全都跪在大殿裡面對着觀音菩薩像燒香念經。
雞叫三遍的時候，禅房裡傳來了嬰兒尖銳的哭聲，太陽在我舅舅的哭聲中升起，我二十九歲的外婆在我舅舅的哭聲中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她疲倦地閉上了眼睛，臉色蒼白如紙。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那一天，寺廟外的鞭炮聲響徹雲霄，玄慧寺香煙缭繞，外公家大辦酒席，流水席開了三天，族裡的人都說菩薩顯靈了。
而我外婆卻在當天一個見不得人的夜裡被悄悄地埋了，門頭上還插上了枯艾，怕死鬼我外婆再回到家裡來，克了我舅舅的命。
族公鄭九爺在随同的陪伴下帶着香火挑着豬頭和年糕去玄慧寺還願，并邀請外鄉女人來我外公家喝喜酒。
年輕的外鄉女人清秀的臉上扭曲着巨大的憤怒，她站在觀音菩薩的面前痛斥鄭九爺：“孩子的母親都死了，你們還有心思大擺宴席，還有一點人性嗎？”鄭九爺當然不知道人性是什麼玩藝，就丢下禮品回去繼續喝酒去了。
年輕的外鄉女人站在三月的風中流出了眼淚，觀音菩薩雙手合十慈眉善目臉上彌漫着溫和的笑。
年輕的女人在解放大軍渡江的時候，在玄慧寺裡幫着解放軍救治傷員，渡江成功後，解放大軍的一位首長要那個外鄉女人跟部隊一起走，外鄉女人說，她要回上海找患肺病的哥哥去。
她是上海人。
一九五0年鎮壓反革命，那個年輕而美麗的外鄉女人被縣裡來的幾個戴軍帽背長槍的軍管會的人用繩子捆了起來，鄭九爺發動村裡的人都到玄慧寺跟軍管會的人拼命，堅決不讓帶走外鄉女人。
一個身體結實的軍管會的漢子手拎盒子炮向空中開了兩槍，然後又用冒着槍煙的槍管頂了一下帽子，大聲地說：“這個女人是國民黨的軍醫，是潛伏下來的特務，是破壞新生革命政權的死敵。
”
鄉親們被盒子炮鎮住了，再也沒有人往前沖。
我剛滿周歲的舅舅裹在外公的懷裡像一隻鴨子，他被槍聲吓哭了。
外鄉女人被五花大綁地捆走了。
據交待，她是被國民黨從上海靜安護士學校征招入伍的，因為她害怕戰争，就當了國民黨的逃兵，落草在玄慧寺，她想等日子太平一些就回上海找哥哥，父母早就去世了，哥哥得了肺痨，沒人照顧哥哥。
這些供述是沒有什麼用處的，軍管會很快就在縣城紅草湖邊将她槍斃了，第一槍擊中胸部，她倒在河灘上痙攣了好一陣，後來槍手又走到近處對準她腦袋補了一槍，才打碎頭顱，淌出一灘血糊糊的腦漿來。
那個女人叫江可馨，時年二十一歲。
這段曆史對我舅舅的一生來說顯然是很重要的，首先他的生命是以外婆的的死為代價的，他的生命同時又是與玄慧寺和玄慧寺裡的另一個女人緊緊聯系在一起，這種聯系将在這部小說的後半部分産生重要意義。
一九六0年，我十一歲的舅舅鄭天良上了鎮上的初中，村裡餓死了很多人，我外公也在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