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黃昏一頭栽在村食堂的鍋竈邊，從此再也沒有爬起來。
村裡每天都在死人，村前荒涼的土地上新墳此起彼伏。
樹皮被啃光了，老鼠和麻雀也都吃光了，我母親就曾告訴過我說，麻雀老鼠救過我們家的命，她後來一直都不願響應政府的号召除“四害”，任麻雀和老鼠吃我們家的糧食和豆子。
母親那時已經嫁給了我父親，外公死後，她經常設圈套将老鼠麻雀逮進籠子裡，然後用鹽腌鹹，再烤熟送到二十裡外的鎮中學給我舅舅吃。
冬天實在逮不到老鼠麻雀了，我母親就到江蘇去讨飯，寒冬臘月流着鼻涕沿門乞讨，過十天半個月，就将要回來的米和面送到學校去，一個大雪紛飛的黃昏，母親走了一天才趕到學校，他在校門口見到我舅舅時，一頭就栽倒在雪地裡。
我舅舅抱着母親失聲痛哭。
這些事，我在很小的時候就聽我母親說過，每當說到這些事時，我就禁不住潸然淚下，我發誓要讓母親後半生過上好日子，可我母親四十六歲的時候就死了。
我至今不能原諒舅舅當年的忘恩負義見死不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這種無法抹去的經曆，如果我舅舅當時真的代表一種原則和理想而六親不認的話，那他又為什麼成為這麼一個十惡不赦的腐敗分子，既然你今天為腐敗付出了頭顱的代價，為什麼當初又假裝正經而不批一張隻要半寸寬的條子。
舅舅鄭天良究竟一開始就在表演，還是後來走向了堕落？這是我對這麼一個巨大反差靈魂的一次追問和破譯。
我走進了一個看不清謎面找不到謎底的謎語中。
我舅舅鄭天良高中畢業的時候，高考已經取消了，他回到了村裡。
村支書說：“你文化高，就在村裡當獸醫吧！”
舅舅說行。
舅舅很快就成了全村全公社最有名的獸醫，村裡為人看病的赤腳醫生是村支書小學畢業的小姨子殷小紅，經常将有小病的人看出大病來，将有大病的人看成死路一條。
于是，夜深人靜時，經常有村民偷偷地找我舅舅鄭天良看病。
我舅舅實際上成了一個既看畜牲又看人的雙料醫生，就像一個優秀的雙重間諜一樣，在人和獸的兩個領域裡行走。
我不想把這種經曆看成是對他後來人生的比喻，但我無法控制這種不可理喻的聯想。
沒辦法。
我舅舅原本是一個農民，一個手藝高明的獸醫，那時候每個生産隊每年都要給十幾頭剛發育成熟的小公牛做計劃生育手術，舅舅骟牛拿工分不拿錢，每個生産隊長們出于對手藝人的尊重，常常将牛卵子送給我舅舅，我舅舅拒腐蝕永不沾，從來不拿牛卵子作回扣。
牛卵子下酒，壯陽補腎，能讓新媳婦夜裡隻剩半條命，男人們都搶着要，許多生産隊把牛卵子作為獎品，獎勵給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和批林批孔的積極分子。
我舅舅那時候長得高高大大，穿一身藍布中山裝，上裝口袋上插一支“新農村”鋼筆，語氣也很溫和，一副儒雅的知識分子模樣，舅舅每天腋下夾一個沒有油漆的小木箱走村串戶，箱子裡放着獸用注射針管和藥品，還有幾把大小不一規格齊全的磨得雪亮的刀子，分别用來骟牛和骟豬，偶爾也骟一兩條性情暴躁作風不好的公狗，不過公狗骟了後雖然呆在家裡不亂跑也不對母狗耍流氓了，但卻更加沒有了責任心，該叫的時候不叫，不該叫的時候亂叫，主人家的雞被偷光了，狗卻閉着眼睛視而不見，主人睡到下半夜，狗卻無緣無故地對着天上一輪清冷的月亮狂叫一氣，主人隻好将狗用繩子勒死，将狗肉腌熟，過年時吃。
我舅舅的好名聲是從不要牛卵子開始的，村裡人都說鄭天良嚴格要求自己，狠鬥私字一閃念，樂于助人、作風正派、是毛澤東思想培養出來的知識青年的好榜樣。
我舅舅走上仕途純屬偶然，他最初的理想就是成為全公社最優秀的獸醫，成為全公社骟牛卵子第一人，然而這個樸素的革命理想在一九七三年夏天被修改了。
他走上領導崗位類似于一個八十歲的寡婦不僅找到了婆家還生下了一個胖頭小子，出人意料，更有點滑稽。
一九七三年夏天熱得全村所有的狗在一大早就吐出了舌頭，太陽還沒升起來，樹葉全都卷了起來，幹裂的土地上灰塵像面粉一樣稠密，玄慧寺拆得也隻剩下了最後的皮包骨頭。
社員們在烈日下集體勞動集體流汗集體說着黃色的故事和笑話，過着苦中作樂的日子。
從伏牛崗玄慧寺沿着一條彎曲的土路向下，經過一片茂密的柳樹林，崗窪子下面就是生産隊的肥料坑，肥料坑原是明朝靜空法師率三十六衆僧開挖的一個水池，自民國開始，玄慧寺日漸衰敗，解放後寺裡已無一僧人，沒有小和尚下山擡水了，水池也就成了生産隊的有機肥料坑，裡面漚着草皮、豆稭、樹葉、豬牛雞糞和每家每天送來的人糞和尿，春播秋種的時候，社員們将有機肥挖出來裝到糞桶裡挑到田裡，莊稼就長得又青又綠。
“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肥料坑在隊裡具有和糧倉同樣的意義。
每到夏季肥料坑裡發酵的農家肥翻出一股股黑色的氣泡，漚出一股股臭氣的時候，社員們總是歡欣鼓舞奔走相告，那些氣泡就是糧食的形象，臭氣是他們秋後鍋竈裡的米香。
我舅舅走上仕途與這個臭氣熏天的肥料坑之間居然構成了一種因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