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強度的尋覓，和為此平緩展開的語言的彷徨”。
（日本《讀書人周報》1994年5月20日）評論家川本三郎撰文說：“對都市裡的普通一員村上春樹來說，較之世界的現實性，符号、語言的現實性更為容易把握。
我所以為村上春樹的小說吸引，就是因為這一點。
”（《群像日本作家第二十六卷·村上春樹》，小學館1997年5月版）
那麼，作者在語言風格上表現出哪些特色呢？
其一，我想就是幽默——苦澀的幽默，壓抑的調侃，刻意的潇灑，知性的比喻，品讀之間，往往為其新穎别緻的幽默感曳出一絲微笑，這微笑随即泌出淡淡的酸楚、凄苦和悲涼。
一些比喻也果真幽默俏皮得可以。
諸如：我的房間幹淨得如同太平間/日丸旗俨然元老院議員長袍的下擺，垂頭喪氣地裹在旗杆上一動不動/中斷的話茬兒，像被擰掉的什麼物體浮在空中/直子微微張開嘴唇，茫然若失地看着我的眼睛，仿佛一架被突然拔掉電源的機器/（綠子父親的身體）就像一座破舊的房屋——一座搬出所有家具和拉門隔窗而隻等拆毀的房屋/“喜歡我喜歡到什麼程度？”綠子問。
“整個世界森林裡的老虎全部溶化成黃油”/綠子在電話的另一頭默默不語，久久地保持沉默，如同全世界所有的細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以上《挪》）/在我們宛如從空中所見的西奈半島一般橫無際涯的空腹中/時間像被吞進魚腹中的秤砣一樣黑暗而又沉重/用觀看印加水井的遊客樣的眼神……（以上《再襲面包店》）/就像觀看天空裂縫似的盯視我的眼睛（《舞》）。
一般說來，比喻是把兩個類似或相關的事物連在一起，而村上的比喻則好多一反常規，硬是把基本毫不相于的東西連接起來。
“這些隐喻都不是以基于讀者經驗的想象為依托的，莫如說它所依賴的是語句本身的想象喚起力”，（中野收語，《Eureka》1989年臨時增刊号）而村上小說的一個有趣之處恰恰就在這裡。
這種不無西餐風味的比喻發揮可觀作用的文體，在日本文學中相當罕見，因而的确給人賞心悅目、新穎脫俗之感，是其語言風格上一個顯而易見的特色。
難怪作者自負他說《挪》是用現代語言寫成的，以往那種“久經侵蝕的語言”顯然無法勝任。
終歸，文學是語言的藝術。
有人說日本民族是缺乏幽默感的民族，是否如此，不便斷言。
不過就其文學傳統而言，作品多以含蓄委婉、優美細膩見長，較少想落之外、妙趣橫生、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那種淋漓酣暢潇灑快心之作，恐是不争的事實。
而村上的作品，可謂不乏充滿睿智的幽默感的神來之筆，從而給文壇吹進了一股新風，契合了人們畢竟渴求幽默的天性。
其二，文筆洗盡鉛華，玲城剔透。
日語屬于膠着性、情意性語言，較之以簡潔明快為主要風格的漢語，有時難免給人一種拖泥帶水之感。
而村上拒絕使用被搬弄得體無完膚的陳舊語句。
他說自己的做法好比是“将貼裹在語言周身的各種贅物沖洗幹淨……洗去汗斑沖掉污垢，使其一絲不挂，然後再排列好、抛出去”。
他說自己的一個出發點就是“将語言洗淨後加以組合”。
（《文學界》1985年8月号）日本有人評論村上是“以透明文體不斷描寫充滿失落感之人”的作家，其“透明”二字，大約指的便是這點。
也有人批評他受美國當代作家影響太深，文體帶有翻譯腔，對此作者也不否認（事實上作者也翻譯了不少美國當代文學作品）。
這方面較為明顯的是小說中的對話。
對話所以光鮮生動、引人入勝，主要是因為它洗練，一種不無書卷氣的技巧性洗練，全然沒有日本私小說那種濕漉漉黏糊糊的不快，幹淨利落，新穎脫俗，而又異彩紛呈，曲徑成文，有的簡直不亞于電影戲劇中的名台詞。
信手拈來幾例：“喜歡孤獨？”“哪裡會有人喜歡孤獨！不過是不亂交朋友罷了……”（《挪》）。
“我們怎麼辦，午飯？”雨轉向詩人。
“我記得我們大約1小時之前做細面條吃來着。
”詩人慢條斯理地回答，“1小時前也就是12點15分，普通人大概稱之為午飯，一般說來。
”“是嗎？”雨神色茫然。
“是的。
”詩人斷言。
“領獎緻詞在瑞典國王面前進行，”五反田說，“女士們先生們，我現在想睡的對象隻有老婆一人。
感動熱潮，此起彼伏。
雪雲散盡，陽光普照。
”“冰川消融，海盜稱臣，美人魚歌唱”。
（以上《舞》）
日本文學評論家認為這種風格的對話很貼近日本當代青年人的日常生活語言，他們就是這個樣子或者希望這個樣子。
一些村上迷對此贊不絕口，說這些對話“真個可愛”、“俏皮”、“好玩兒”、“妙極了”、“村上春樹腦袋瓜就是好使”。
看來，文學作品就是要新意疊出，要給人意外驚喜，要讓人浮想聯翩。
若駕輕就熟地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