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溫斯頓·丘吉爾在敦刻爾克大撤退之後，留給英勇無畏的英國人民的隻有血肉之軀的折磨、汗流浃背的勞苦以及憤懑悲傷的淚水，但我能承諾給你們的是奉獻，是犧牲，是全身心的投入，對了，當然也是樂趣橫生的地獄！”我們不禁歡呼起來。
“你們都是組織部的人了，這可是一個不尋常的集體。
你們可能會被分派到不同的國家去執行任務，毫無疑問，你們也将目睹很多機密行動。
但無論你們有多勞累多厭倦，都決不能失去你們的責任感。
因為你們要保衛自己的國家，要頑強地和敵人作鬥争，這些敵人掌握的關于秘密戰争的資源可能遠遠大于基督教曆史上的任何政府和國家。
蘇聯曾将間諜藝術發揮到極緻，甚至在冷戰結束後的一段時期裡，他們仍然堅持不懈地‘經營’着間諜活動。
“為了趕超蘇聯，我們正在建立一個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西方情報機構，國家的安全問題全仰仗它了。
我們的對手十分強大，現在，你們被挑選出來成為這偉大機構中的一員，齊心協力抵抗我們的勁敵！”
此刻，房間裡彌漫着歡樂的氣氛，連狹小舞台一側的美國國旗都和我們一起分享着這個會堂傳遞出的溫暖與力量。
杜勒斯先生幾乎停不下來了，在這樣一個重要的話題上停下來顯然也不是他的風格。
于是，他和藹又風趣地提醒我們已經加入了這個團體，所有成員都有資格和任務聽完領導所講的故事。
“多年以前，”他說，“當我像你們一樣年輕的時候，适逢‘一戰’，我被安排到日内瓦的外事事務處。
記得那是一九一七年的春天，一個特别暖和的星期六，早晨我正在值班，待在辦公室裡基本上沒什麼事情可做，當時滿腦子想的都是網球，主要是那個下午我和一位年輕貌美的姑娘約好了一起打網球，她簡直就是個絕代佳人啊！”
除了杜勒斯先生，誰還敢用這樣的方式演講呢？這個九十年前内戰前期的防空洞裡，或許當時站在這裡還能聽見南方傳來的槍炮聲，艾倫·杜勒斯正在告訴我們一九一七年他在日内瓦的故事。
“快到中午的時候我的電話響了起來，電話那頭傳來一個極為渾厚的嗓音，”杜勒斯先生說，“是一位男士，他想要找一位負責人來接電話，他說的還是很不地道的德語。
我決定幫助他，因為凡是遇上了麻煩的人都會操着一口盡可能含糊的口音。
”
“那時，大使館唯一的美國官員早上正好出遠門了，而負責人的重擔就落在了我身上。
我是去和一個英國靓妹打網球呢，還是和這個可能來自俄國的家夥說說德國話呢？”
他停頓了半晌，繼續說：“最後，我還是選擇去打網球，我從來都沒見過電話那頭的男人，哪裡肯舍棄美女而為他解決麻煩呢。
”
我們還在等着他繼續往下說。
“當我得知那個男人發生的事時我才知道他是誰，可惜已經晚了。
這個帶着糟糕的德國口音，急于和美國的負責官員對話的不是别人，正是列甯先生！我們通完電話不久，列甯先生就被德國人帶上一列密封火車，穿過巴伐利亞、普魯士、波蘭和立陶宛。
他在列甯格勒的芬蘭火車站下了車，同年十一月發動了布爾什維克革命。
”他停頓了一會兒，像是要留給我們對他的失誤捧腹嘲笑的時間。
“啊，”一個聲音叫了出來，“你怎麼可以這麼做呢？”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迪克斯·巴特勒，他的臉長得令人過目不忘，他的頭，支撐在碩大的下巴和粗而短的脖頸上，還有厚嘴唇，特别像古羅馬的半身像。
杜勒斯看起來很是滿意，他說：“小夥子，看來你從我的失誤裡學到東西了，去重讀一遍《福爾摩斯探案全集》吧，最細小的線索往往具有最重大的意義。
當你值班的時候，仔細研究每一個細節，用最大的努力完成你的工作，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手中的鏟子什麼時候能挖掘出寶石。
”
他把煙鬥重新放回嘴裡，掀起幕布，一轉身便消失在幕布後面了。
下一位發言人要和我們談談“業務”，伯恩斯，又名雷·吉姆，是情報機構裡負責日本、拉丁美洲和越南案件的人，他将成為我們接下來為期八周的世界共産主義課程的導師，同時他也是組織部手槍隊隊長，他告訴我們他歡迎任何有興趣的人加入他的隊伍。
伯恩斯這個中等個子的男人，值得我們好好琢磨。
他長着一頭紅棕色的短發，身材勻稱，小嘴薄唇，架着一副棕色太陽鏡。
身着一件棕色夾克，裡面是一件白色襯衫，系着棕色領結，下身穿一條卡其色的褲子。
他的腰帶上有三條橫紋，分别是棕色、褐色和棕色。
腳上的一雙鞋也是棕色并且锃光油亮，像他光亮的鼻子一樣醒目。
他左手系着一個鈴，說到重點時候就會敲響它。
除了紐扣上的一枚楓葉别針，閃爍着點點金光，他全身沒有其他的裝飾了。
我真是足夠聽從杜勒斯先生的教誨，仔細地觀察了伯恩斯的每一個細節。
雷·吉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