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得意。
他相信經吳守備的一番渲染，吳棠一定信他的話是太後的授意，豈有不立即照辦之理？看樣子這筆财是發定了。
當然，那是過了年以後的事。
等吳守備離京不久，各衙門都封了印，大小官員收起公事，打點過年。
這年因為金陵一下，“大功告成”，過年的興緻特别好，同時南北交通，可說完全恢複，蘇浙兩省有親戚在京的，紛紛前來投靠。
崇文門肩摩彀擊，格外熱鬧。
四郊農民，趁着農閑時節，也都手提肩挑，要趕年下來做筆好生意，順帶備辦年貨。
越發烘托出一片升平盛世的景象。
唯一的例外是軍機處。
軍機大臣和章京，是連大年初一都要入直的，不過封了印以後，例行公事都壓下不辦，僅僅處理軍報以及突發而必須即時解決的事件，比較清閑而已。
對一年忙到頭的軍機章京來說，這幾天就算最舒服的時候，不特公務清閑，而且所獲甚豐。
外省的“冰敬”以外，恭王和那些入息優厚的大臣，象戶部、工部的堂官，内務府大臣，還有兼領“崇文門監督”的額驸景壽，看關系深淺，都有或多或少的饋贈，作為“卒歲”之資。
至于宮中年節對侍從近臣的賞赉，軍機章京照例也有一份。
特别是簡在“後”心的那幾個紅章京，常有格外的恩典，尤其教那些為要帳、要債的所包圍的窮京官羨慕。
京官最窮的是兩種人，翰林和禦史。
翰林有紅有黑，不走運的翰林，開門七件事，件件要賒帳，如果一年大大小小的“考差”，一個都撈不到，那到了年下的日子就難過了。
一年三節結帳，端午節和中秋，都還有托詞：“得了考差，馬上就給”，一交臘月什麼考試都過了，那裡還有當考官的差使？
于是隻好找同年、找同鄉告幫。
禦史的情形也是一樣，但“都老爺”三個字，在京城裡很有些用處，起碼煤鋪、油鹽店的掌櫃，跟“都老爺”去要帳，不敢象對窮翰林那麼不客氣。
因為逼得他惱羞成了怒，喝一聲：“來啊！拿我的片子，把這個混帳東西送到兵馬司去嚴辦！”就真要倒黴。
京師九城都有兵馬司，專管捕治盜賊，送到那裡，被打一頓屁股，是司空見慣的事。
當然，禦史有正有邪。
正派的禦史，憂心天下，硁硁自守，不要說窮，死也不怕，那種風骨，就是帝後也不能不敬憚。
走邪路的禦史就不同了，一種是隻要給錢，唯命所從，于是有人便利用此輩作為打擊政敵的工具，其名稱為“買參”。
一種是嘩衆取寵，别有用心——在這“大功告成”的同治三年年底，便正有些人，想找這樣的禦史，掀起一場政海中的大波瀾，來打擊恭王和曾國藩。
這些人便是八旗的将領。
旗人對于恭王的不滿由來已久。
肅順看不起旗人，所以他們支持恭王，清除肅順，不想恭王執政，依舊走的是肅順的路子，倚任曾國藩，有過之無不及。
加以八旗兵丁的糧饷，一直是打折扣發放，金陵未下，猶有可說，如今，在上者加官晉爵，而旗民的生計，困苦依舊，這就越發使得他們憤憤不平了。
有些人認為湘軍的勢力太大，已到了“動搖國本”的危險程度，這是一批足迹未出京畿，隻向往着他們祖宗進關時的威風的人的想法。
而這個想法，在頭腦比較清楚的人看，恰好用來作為抑制漢人的一個有力的理由。
他們并不以為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曾國荃等人的事功，旗人辦不到，他們也不以為官文的封伯爵是傥來的富貴，反覺得隻有一個旗人封爵，是不公平而大失面子的事。
于是反對恭王和曾國藩的暗流就在這半年之中逐漸形成了。
其中有些出于妒嫉，想去之而後快，有些為了實際的利益，更明确地體認到，唯有去掉恭王和曾國藩，他們才有掌握政權和軍權的機會。
這股倒恭王的暗流，漸漸又彙合了蒙古人的反對勢力。
四年前，恭王與肅順争權，蒙古人的傾向，有舉足輕重之勢，肅順既誅，恭王為了穩定朝局，特别拉攏蒙古人，倭仁内召，入閣拜相，對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優禮有加。
一向講道學的倭仁，十分守舊，對于兼領總理通商衙門，經常與洋人打交道的恭王，原有成見，僧王的國戚，本來支持恭王，但最近的态度也改變了。
蒙古人中一文一武的兩個領袖，至此都站在恭王的對方。
僧格林沁的不滿恭王，起于這年十月間的一道上谕，以曾國藩為欽差大臣，督兵赴安徽、湖北邊境上，剿治撚匪。
僧格林沁透過在京蒙古籍大臣和他的兒子伯彥讷谟祜的關系，表示反對，他認為剿治撚匪，已有一王一伯——大學士湖廣總督果威伯官文，再加上一個侯爵來會辦軍務，豈不是把撚匪看得太重？這樣為匪張目，有害無益。
恭王總算“從善如流”，很快地撤消了原來的命令，但是，僧格林沁的自尊心，已經受了很大的損傷。
僧格林沁以他的骠悍的蒙古馬隊為主力，轉戰千裡，自負骁勇，素來看不起湘軍，而且對黃河以南的漢人，懷着莫名其妙的敵意。
金陵既下，曾國藩勳名蓋世，他心裡已經很不舒服，而以七、八月間河南光山一戰的偶爾失利，朝命曾國藩移師會剿，在他看是恭王有意滅他的威風。
于是别有用心的一批人，也就正好利用他的憤懑，從中挑撥。
挑撥的花樣極多，甚至已死的多隆阿，被誅的勝保，也被利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