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飛赴青島。
在山東停留了4天，參觀了青島、煙台、威海三地的開發區、高科技發展區、博物館、甲午戰争紀念館，以及崂山、蓬萊閣、天盡頭等等名勝古迹。
每處都被要求題字，因為即景揮毫，等于快速智力測驗。
我頗為懊悔過去沒有鑽研一下書法，以至寫的字毫無功力可言。
張浚生先生的字就比我好得多，他說每星期六下午都要練幾小時書法。
天盡頭是山東東臨渤海的最尖端，當年秦始皇曾至此觀海，盼望見到神仙。
當地有兩塊胡耀邦題字的碑，一塊寫“天盡頭”三字，另一塊寫“心潮澎湃”四字。
風景管理處的職工循例要我題字留念。
我回憶當年會見胡耀邦時他豪爽而毫無保留的談話，想起他對國家所作的貢獻，以及他正直的性格，寫了幾句：
“天盡頭，地盡頭，東望滄海水悠悠。
追憶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
關于秦始皇，我寫了三句：“秦皇觀海，東至盡頭。
混壹邦國，厥功偉焉。
獲罪于民，不可憐也！”
山東各方面的建設飛躍發展，各地領導人大都熱情而豪邁，好些人頗有武俠小說中人物的氣慨。
張浚生先生趕着要回香港處理公務，煙台與威海之行由新華社香港分社宣傳部長孫南先生陪同。
我向他請問：我們去年在大連、沈陽觀光，這次到膠東，見到的各級領導人大都是知識分子、大學畢業生，過去中共任用幹部，首先要看他的階級成份，現在怎麼改了？孫先生詳細解釋：在83年、84年間，幹部政策有了根本性的改革，隻看工作表現、學曆、才能，階級成份完全不理會了。
我想中國近年來改革開放所以能得到這樣巨大的成績，不根據階級成份來任用幹部是決定性的關鍵之一。
再者，上大學、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許多方面，階級成份的因素也已不再計入。
一個人出生于什麼階級，父親是地主、富農，還是資本家，完全不是自己所能選擇的，由于所謂“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視，使他終生不以與别人平等，那是最大的違反人權。
中共取消階級成份制度，是十年來在人權問題上所作的最大改進，歐美國家對此全然缺乏了解。
十二中國的開放與香港的不變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大地上每一處、每一地都分成派系，激烈鬥争；香港人則埋頭于做生意，開工廠、造房子。
現在情況卻倒了轉來，中國大地上從大城市到鄉鎮、農村，人人熱衷做生意、開工廠、造房子；香港社會上卻為政治問題吵得激烈異常，雖然，大家并沒有忘了做生意賺錢。
我一向主張香港盡可能現狀不變，因為這最安全，對大多數人有利。
但我也從來不責怪基于向西方民主制度而要求本地急速推進民主發展的人士，甚至也不反對為了出人頭地、争取名利地位而要求政制大變之人。
名利地位是極大多數人都想争取的，包括我自己在内。
對此，我持一種道德判斷的觀點。
如果所做所為對大多數有利而自己同時得到名利，那是上策；如果對大多數人無損而于自己有利，那是可以接受；但如為了達到自私的目的而去做損害大多數人的事，那是不道德的。
至于所做的事、所提的主張到底對多數人有利還是有害，其中含有主張的判斷。
民主最終對大多數人有利。
這個判斷幾乎所有的人都同意。
但到底急進發展好，還是循序漸進的發展好，那就有不同意見。
歐美政要将“民主”與“急進發展民主”之間劃上了等号，我并不同意。
不論是主張急進還是主張穩健，隻要出發點真是為中國、為香港、為香港人謀幸福，意見不同沒有什麼大不了，盡可心平氣和的讨論、商談，不必互相仇視敵對。
如果出于自私自利的動機，不顧香港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那麼不論口号和言論多麼動聽，都是不值得尊重的。
雖然個人動機如何，旁人難以妄加猜測，但假之以時日，一個人的真面目終究會顯露。
值得欣喜的是，中國自上至下，大家已不談馬列教條，真正在改革開放。
中國過去教條太多，毫不開放，需要大大開放。
香港社會本來充分開放，多數居民滿意于現狀，害怕九七後有太大改變，那麼就不應要求變，而應努力要求不變。
不适合于實際情況的刻闆思想是教條。
蘇聯式的馬列主義是教條，對中國造成了極大禍害。
歐美式的民主本來可以是好的制度，但如不顧香港的實際情況，硬加套用，那也是教條，未必就不會造成禍害。
保守有其穩健和保持傳統的一面，急進有其進取與加速進步的一面。
這兩股力量，在任何社會中都是經常存在的，所以英有保守黨、工黨，美有共和、民主兩黨，法有右派與左派政黨。
香港人在讨論政治之時，似乎應當持一種容納異己的心态，不妨堅持己見，但對别人的不同主張，也應考慮一下其中的優點。
*（我在1981年夏蒙鄧小平主任接見，84年會見胡耀邦總書記，這次會見江澤民總書記，和中共三位最高領導人都作了相當長時間的交談。
以前兩次會談的内容都曾在《明報月刊》發表，這次也不例外。
就像過去兩次那樣，會談内容當時并未用筆記錄，全憑記憶而事後補記，語句和數字或輕微出入。
如有錯漏，應由本人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