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公主、福爾卡爾基埃伯爵夫人、米爾普瓦夫人、布裡尼奧爾夫人、赫爾維夫人，她們都可以說是她的朋友。
封得奈爾先生、聖皮埃爾神父、薩利埃神父、富爾蒙先生、貝尼先生、布封先生、伏爾泰先生，都是她圈子裡的人，常在她家吃飯。
固然她的拘謹态度不怎麼吸引年青人，但是她的賓客都是經過精心挑選、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而在這些人當中，我這可憐的讓－雅克當然也就不敢作出風頭的非分之想了。
我不敢說話，但又不甘沉默，所以就大膽寫起信來。
她把我的信一連壓了兩天，連提都不提。
到了第三天，她把信退回給我，當面對我說了幾句責備的話，語調之冷淡真使我為之心寒。
我想說話，但話到嘴邊又縮了回去，我那一見銷魂的熱戀連同希望都一齊幻滅了。
我在很禮貌地作了一番表白之後就又象以前那樣繼續和她相處，從此不再向她提一個情字，連秋波也不敢再送了。
我以為自己幹的這件傻事已經被忘掉了，其實不然。
弗蘭格耶先生是杜賓先生的兒子，也就是杜賓夫人的前房兒子，跟杜賓夫人和我的歲數都差不多。
他很聰明，長得也漂亮，有些野心勃勃。
據說他追求他的後母，也許唯一的根據就是後母給他娶了一個很醜陋、很溫和的媳婦，而且她跟他們倆都處得非常之好。
弗蘭格耶先生愛才，他自己也多才多藝。
他很懂音樂，這就成了我們之間交往的媒介。
我常去看他，很喜歡他。
突然他暗示我，杜賓夫人嫌我去看她太頻繁，請我以後别再去了。
這個委婉的請求如果在她退還我的信時提出來，倒還适當，現在事情過了八九天，又沒有任何别的理由，我總覺得有點不對頭。
更為奇怪的是：我并未因此而不受弗蘭格耶先生夫婦的歡迎。
不過，我到她家去得少了，而且如果不是社賓夫人又來了個意外的怪念頭的話，我是會完全不再到她家去的。
她請我臨時照應一下她的兒子，因為她的兒子要換家庭教師，有八九天無人照管。
我這一個星期真是在活受罪，隻是想到這是遵從杜賓夫人的吩咐，心裡才有些快慰，才忍受了下來。
這個可憐的舍農索從那時起就脾氣乖張，後來幾乎因此敗壞了他的門第，而且終于使他在波旁島送了命。
在我照管他的期間，我的任務是防止他為非作歹，害己害人，如此而已。
就這樣，我已經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是再叫我照管一星期的話，就是杜賓夫人委身于我作為報酬，我也不幹。
弗蘭格耶先生跟我建立了友誼，我跟他經常一起工作。
我們開始一同在魯埃爾先生那裡上化學課。
為了離他近一些，我從聖康坦旅館遷居維爾德萊路的網球場附近，這條路直通杜賓先生住的普拉特利埃爾路。
我在那兒由于不很注意而得了感冒，随後轉成一場肺炎，幾乎病死。
我在青年時代常得這一類炎症。
什麼肋膜炎以及我最容易感染的咽喉炎，我在這裡就不&mdash一列舉了。
這些病都曾使我死去活來，足夠使我跟死神面熟了。
在病後休養期間，我有工夫考慮了一下我當時的處境，我痛恨我的羞怯、軟弱和疏懶；由于這種疏懶，盡管我感到心頭燃燒着烈火，卻還是沉溺于無所用心之中，經常處在山窮水盡的邊緣。
在我得病的前夕，我曾去聽了當時正在上演的魯瓦耶的一部歌劇，名字我忘記了。
雖然我抱有一種成見，經常推崇别人的才能，而對自己的才能則缺乏自信，我還是不能不認為這部歌劇的音樂軟弱，缺乏熱情，毫無創意。
我有時甚至心想：&ldquo我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比這個好。
&rdquo但是，我總是把編寫歌劇的工作看得太可怕，又聽到本行的藝術家們把這說得神乎其神，所以老是不敢輕易嘗試，連放膽朝這方面想一想都感到臉紅。
而且哪裡能找到一個人肯為我提供歌詞，肯勞神去依我的意思改詞就曲呢？這種作曲和寫歌劇的念頭在我卧病時期又浮上心頭，而我在發燒昏迷的時候還編了些獨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
我深信曾寫了兩三支diprimaintenzione（即興之作），如果大師們能聽到演奏的話，他們也許會贊美的。
啊！如果能把高燒病人的夢呓記錄下來，人們将會看到，從他的熱狂中産生出了多麼偉大而崇高的作品啊！
這些音樂和歌劇的題材到我養病時期還在我腦際索回，不過比以前要平靜一些。
由于反複地甚至是不由自主地思考這個問題，我決心要弄個水落石出，試一試能不能獨立寫一部歌劇，連詞帶曲都由我一人包辦。
這已經不完全是我的首次嘗試了。
我在尚貝裡就曾寫過一部悲歌劇，題為《伊菲斯與阿那克撒萊特》，由于還有點自知之明，後來就投進火裡燒了。
在裡昂，我又寫過一部歌劇，題為《新世界的發現》，我把它念給博爾德先生、馬布利神父、特呂布萊神父以及其他人聽了之後，仍然付之一炬，雖然我已經為序幕和第一幕寫了樂曲，而且達維看了這些曲子後說，有些片段可以與波農豈尼媲美。
這一次，在動手之前，我先費了一番工夫去構思我的全劇綱要。
我計劃在一出英雄芭蕾舞劇裡以各自獨立的三幕寫三個不同的題材，每個題材配以性質不同的音樂；由于每一個題材都是寫一個詩人的愛情故事，所以我就給這部歌劇取名《風流詩神》。
我的第一幕配以剛勁的樂曲，演塔索；第二幕配以纏綿的樂曲，演奧維德；第三幕題為阿那克瑞翁，應該彌漫着酒神頌歌的歡快氣氛。
我先拿第一幕試手，懷着滿腔熱情去埋頭創作，這種熱情使我第一次嘗到作曲的快樂。
有一天晚上，我正要進歌劇院大門，心裡感到情潮澎湃，完全被萬千思緒控制住了，便把買票錢放進口袋，趕快跑回去關起房門，把簾幕拉得緊緊的，不讓透進半點亮光，然後躺到床上。
在床上，我沉醉于詩情樂興之中，七八個小時就把我那一幕的絕大部分構思出來了。
我可以說，我對斐拉拉公主之愛（因為那時我自己就是塔索）以及我在她那位不義的兄長面前表現出來的那種高傲和豪邁的感情，使我度過了妙趣無窮的一夜，比我真正在公主懷中度過的還要高出百倍。
到了早晨，我所寫成的樂曲隻有很小一部分自己還記得，但是，就是這幾乎被疲倦和睡意完全沖蝕掉的一星半點，也仍然能使人看出它所代表的那些樂章的氣魄。
這次，我沒有把這件工作一直搞下去，因為有别的事耽擱了。
我跟杜賓一家交往很密的時候，有時也還繼續去看看伯藏瓦爾夫人和布洛勒伊夫人，她們并沒有把我忘掉。
近衛軍大隊長蒙太居伯爵先生剛奉派為駐威尼斯大使。
這是巴爾雅克一手提拔出來的大使，因為他經常奔走于巴爾雅克之門。
他的哥哥蒙太居騎士是太子侍從武官，與這兩位夫人相識，并且也認識阿拉利神父，而阿拉利神父是法蘭西學士院院士，我有時也見到他。
布洛勒伊夫人知道大使要物色一個秘書，就介紹我去。
我們接頭了，我要求五十金路易的薪金。
既擔任這個職務，就不能不撐持場面，我所要的并不算多。
他卻隻肯給我一百個皮斯托爾，旅費由我自備。
這種條件是可笑的，我們沒有法子談攏。
弗蘭格耶先生又拼命留我，他的情誼占了上風。
我待下來了，蒙太居先生就帶着另一個秘書走了；這個秘書叫福羅先生，是外交部派給他的。
他們倆剛到威尼斯就鬧翻了，福羅發現是跟一個瘋子共事，便掉頭而去。
蒙太居因為身邊隻有一個叫比尼斯的年青神父，隻能在秘書下寫寫信，不能擔任秘書工作，于是又找上了我。
他的騎士哥哥是個精明人，對我再三勸說，暗示秘書這個職位還有些别的收益，因而把我說動了，我就接受了一千法郎的待遇。
我又得到二十個金路易做路費，于是就動身了。
到了裡昂，我原想取道色尼山，以便順路看看我那可憐的媽媽。
可是一方面由于戰事的關系，并且想節約一點，另一方面又要到米爾普瓦先生那裡去拿護照&mdash&mdash他當時在普羅旺斯地區指揮軍隊，人家叫我去找他的，&mdash&mdash所以我就從羅伯河順流而下，到土倫去搭海船了。
蒙太居先生因為少不了我，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地催我快去，但一個意外事件卻延誤了我的行程。
那正是墨西拿瘟疫流行的時期。
在那裡停泊的英國艦隊檢查了我乘的那隻海船。
這就使我們在一個漫長而艱苦的航程之後，一到熱那亞又受到二十一天的檢疫隔離。
旅客可以自己選擇檢疫期的居住地方，或者留在船上，或者搬到檢疫所去。
不過我們事先被告知，檢疫所因為還沒有來得及布置，除四壁之外空無一物。
大家都選擇了留船受檢那條路。
我呢，船上難堪的暑熱，狹隘的空間，既無法走動，又多蚤虱，我甯願冒險住到檢疫所去。
我被引到一座三層樓的大房子裡，裡面絕對空空如也，窗戶、床鋪、桌子、椅子，一樣也沒有，想坐連一張小闆凳也沒有，想睡連一把稻草也沒有。
人家把我的大衣、旅行袋和兩口箱子送來，接着就把大門用大鎖鎖上。
于是我就是在那裡，任憑我自由自在地走動，從這間房走到那間房，從這層樓走到那層樓，到處都是一樣的寂寞，一樣的空虛。
這一切并不使我懊悔沒有留在船上而跑到檢疫所裡來。
我就象個新的魯濱遜，開始安排我的生活，準備去度過我那二十一天，就和要在那裡度過終身一樣。
我首先以捉虱子來消遣，這些虱子都是從船上帶來的。
我把渾身的衣服裡裡外外換了一遍又一遍，身上一個虱子也沒有了，我就着手布置我選定的那個房間。
我拿我的上裝和襯衫做成一床床墊，又拿幾條大毛巾縫在一起做褥單，拿睡衣做蓋被，把大衣卷起來當枕頭。
我把一口箱子平放當坐凳，另一口箱子立起來當桌子。
我把紙張和文具盒拿出來，把帶來的十幾本書排成個小書架的樣子。
總之，我把環境安排得這麼舒适，除了沒有窗戶窗簾以外，我在這座絕對空無一物的檢疫所裡，幾乎和我住在維爾德萊路的網球場一樣方便。
我的飯食送得大有氣派，兩個擲彈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槍，護送着我的飯食；樓梯就是我的餐廳，梯口平台就是我的餐桌，平台下的梯級就是我的座椅；飯一擺好，送飯的人臨去時把鈴一搖，這就是請我入席。
在兩頓飯之間，當我不看書寫字，或者不布置房間的時候，就到新教徒公墓去散步，這就是我的庭院；我在那裡爬上一個面對海港的墓燈台，眺望港口的船舶進出。
我就這樣過了十四天，如果沒有法國大使戎維爾先生的話，我會在那裡把整整二十一天都呆完而不會感到一刻厭煩的。
可是，我給他寫了一封信，一封抹了醋、塗了香料、并且熏得半焦的消了毒的信，結果我的居留期縮短了八天：我這八天是在他家度過的，在他家，我承認，又比在檢疫所要舒服一些。
他十分厚待我。
他的秘書杜邦也是個好小夥子，帶我在熱那亞城裡和鄉下跑了好幾家，玩得相當痛快，因此我跟他結識上了，并且後來還時常通信，一直繼續了很久。
我橫貫倫巴第繼續我的行程，一路上都很愉快。
我經過米蘭、維羅納、布裡西亞、帕多瓦，最後到了威尼斯，大使先生可真等急了。
我的面前是一大堆公文，有朝廷發來的，也有别的大使館發來的，凡是使用密碼的他都看不懂，雖然譯這些公文的密碼本地都有。
我從來沒有在機關裡辦過公，平生又沒見過使節的密碼本，所以先以為辦起來會很棘手。
但是後來我發現再簡單不過了，不到一星期就把密函全部譯了出來，這些函件實在都是值不得使用密碼的，因為，除了駐威尼斯的大使始終是個閑職外，象蒙太居這樣的人，别人連最小的交涉也不願意托他去辦的。
他在我到達之前簡直是束手無策，因為他既不會口授文件，自己又寫不通，所以我對他非常得力。
他自己也感覺到這一點，因此待我很好。
他待我好還有一個原因，自從他的前任弗魯萊先生因神經失常而離職後，就由法國領事勒·布隆先生代辦館務，而蒙太居先生到了之後，他還繼續代辦，直到新任熟悉館務為止。
蒙太居先生盡管自己不會辦事，卻忌妒别人代辦，因而就讨厭這位領事。
等我一到，他就從他手裡把大使館秘書的職務拿過來交給我了。
職務與名義是分不開的，他就叫我頂着這個名義。
我在他身邊的時期，他一直是讓我以這個名義去和參議院及該院的外交官員打交道的。
說到底，他不願要一個領事或朝廷派來的人當大使館的秘書，甯願要一個自己的人來當，也是很自然的事。
這使得我的處境相當惬意，并且防止了他的那些意大利随員、侍從以及他的大部分職員在大使館裡跟我争雄競長。
我也很成功地利用了我的權威來維持大使的特權，也就是說，好幾次有人想侵犯使館區，都被我阻止了，而這種侵犯，他那些威尼斯籍的官員是無意阻止的。
但是，另一方面雖然包庇匪徒有利可圖，而大使閣下也并非不屑坐地分贓，我卻從來不容許有匪徒到大使館來避難。
大使閣下連秘書處的一般稱為辦公費的那筆特殊收益，都好意思要求分享一份。
當時正值戰争時期，免不了要簽發些護照。
每份護照都由秘書辦理和副署，并要給秘書一西昆。
所有我的前任秘書每簽一份護照就要一西昆，不管領取人是法國人還是非法國人。
我覺得這種慣例不公道，于是，我雖然不是法國人，卻為法國人廢除了這筆護照費。
但是，隻要不是法國人，我就非要不可，并且嚴格到這般地步，例如：西班牙王後的寵臣的哥哥斯考蒂侯爵派人向我要了一份護照，沒有把一西昆的護照費送來，我就派人向他索取。
對于我這個大膽的做法，那個好報複的意大利人一直沒有忘懷。
大家知道了我在護照稅方面的這一改革，要護照的人就全都前來冒充法國人了。
他們講的是極難聽的南腔北調，有的說是普羅旺斯人，有的說是底卡底人，有的說是勃艮第人。
我的耳朵相當靈，絕不受騙，我不相信能有一個意大利人會騙去我的西昆，能有一個法國人會誤付。
蒙太居先生本來是什麼也不知道的，我竟然那麼蠢，把我所進行的改革告訴他了。
一聽到西昆這個字，他的耳朵就堅了起來。
他對法國人免收護照費一事并不表示任何意見，而對于非法國人繳納的護照費卻要我和他均分，同時許給我一些對等的好處。
我倒不是為我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而生氣，看到他這樣卑鄙，我憤慨極了，幹脆拒絕了他的建議。
他還堅持，我就火起來了。
&ldquo不能，先生，&rdquo我氣呼呼地對他說，&ldquo請閣下把屬于閣下的利益留下，而把屬于我的留給我；我永遠也不會讓給你一文錢。
&rdquo他看磋商毫無所得，便采取另一個辦法，不識羞恥地對我說，既然我有了辦公費的收入，辦公室的開支就天公地道地該我負擔了。
我不願在這一點上斤斤計較，從此墨水、紙張、火漆、蠟燭、絲繩，甚至我叫人另刻的印信，都是我掏腰包，他從來沒有償還過半文錢。
然而我還是把護照費的收入分一小部分給了比尼斯神父，因為他是個老實的青年，從來不想到要這一類的錢。
他對我既然很殷勤，我對他也就同樣很客氣，我們一直相處得很好。
我對業務工作，經過試辦一陣以後，覺得不象原先所想的那麼棘手。
我原來怕我是個生手，侍候的又是一位同樣沒有經驗的大使，而他既無知又執拗，凡是我的良知和我所有的一點知識驅使我為他、為國王做的一點好事，他都仿佛故意跟我唱反調。
在他所做的事情當中，最明智的就是他跟西班牙大使馬利侯爵相交甚好。
馬利侯爵為人機巧而精明，如果他願意的話，原可以牽着蒙太居的鼻子走，可是他以兩國王室的共同利益為重，通常總是給他許多忠告，而如果不是蒙太居在執行中自作聰明的話，這些忠告都是相當好的。
他們兩人唯一要配合做的事就是設法促使威尼斯人保持中立。
威尼斯人總是口頭上聲明忠實地保持中立，實際上卻公開把軍火賣給奧地利軍隊，甚至給他們提供兵員，誘稱是逃兵。
蒙太居先生，我相信，是想讨好威尼斯共和國的，因此也就不顧我的勸阻，硬要我在每份報告裡都謊報共和國不會違反中立的諾言。
這個可憐蟲的執拗和愚蠢不時地要我寫許多荒唐話，做許多荒唐事。
這些荒唐言行，既然是他要這樣，我也就不得不唯命是從。
可是有時我感到我的工作實在難以忍受，甚至幾乎無法進行。
比方說，他一定要他給國王或外交大臣的報告大部分都用密碼，雖然二者都絕無保密的必要。
我對他說，朝廷上的公文是星期五到，我們的複文星期六就要發出，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擇那麼多密碼，同時我還有許多信要寫，也要趕上同一個郵班發出。
他想的辦法妙極了，他叫星期四就給次日要到的文件預拟複文。
他覺得他這個主意想得太妙了。
所以盡管我對他說行不通，荒謬絕倫，結果還是不能不照他的話去做。
在我留在大使館的整個時期裡，我先把一周内他匆忙告訴我的幾句話記錄下來，把我道聽途說的幾則毫不足道的消息記錄下來，然後就憑這點材料，總是每星期四早晨就把星期六要發出的文件的稿子送給他看，隻是在答複星期五來文的文件上匆匆忙忙做點增補或修改。
他還有個非常有意思的怪癖，使他的函件可笑到難以想象的地步，那就是收到每一則消息他都不往外發，而是發回到原來的地方。
他向阿梅洛先生報告宮廷消息，向莫爾巴先生報告巴黎消息，向哈佛蘭古爾先生報告瑞典消息，給拉·施達爾迪先生報告聖彼得堡消息，他有時還把他們每人發出的消息寄回給本人。
隻由我在詞語上稍加改動。
在我送請簽署的文件中，他隻浏覽一下給朝廷的呈文，其餘給别的大使的公函連看也不看一眼就簽上名，這就使我稍有自由，能把後一類公文照我的意思予以調整，至少可以交流一些消息。
但是，對于最重要的文件，我要修改得合理一點就不可能了。
他時常心血來潮臨時别出心裁地往裡面塞進幾句話，使我不得不再拿回去匆匆忙忙把全文重抄一遍。
把這種新加的荒唐語言點綴上去，而且還要美之以密碼，否則就不簽字。
不知有多少次，我為他的榮譽計，真想用密碼寫進一點與他所說的不同的話。
但是我又覺得沒有任何理由能容許我做這樣不忠實的事情，因而就任他去胡說八道，自找苦吃，隻不過一面向他坦率進言，拼着自己觸黴頭的風險去盡我的職責罷了。
我始終就是這樣，既正直，又熱誠，又勇敢，實在值得從他那方面得到另一種報答，而不象我最後所受到的那樣。
上天曾賦予我以善良的天性，我又曾受教于一位最好的女人，自己又曾努力進行修養，這種天性、教育和修養使我成了什麼樣的人，現在正是我表現出來的時候了：我也正是這樣做的。
我那時隻憑自己一人去闖，沒有朋友，無人指導，缺乏經驗，遠在異鄉，服務于異國，側身于無賴之群，這些無賴為了自身的利害，為了不要有清流來顯出他們的渾濁，都極力慫恿我去和他們同流合污，而我卻絕對不這樣做。
我好好地為法蘭西服務&mdash&mdash其實我對法蘭西毫無義務可言，&mdash&mdash我還不遺餘力地更好地為大使效勞。
我站在一個相當顯眼的崗位上，做得無可指摘，所以我理應受到、并且實際上也是受到了威尼斯共和國的敬佩，受到了所有和我們通訊的大使們的敬佩，受到了所有住在威尼斯的法國人的愛戴，就連被我頂掉的那個領事也不例外；我辦的業務，我知道是原該屬于他的，我頂了他的缺，心裡很覺歉然，而且這些業務給我的麻煩實在也多于愉快。
蒙太居先生無保留地信賴馬利侯爵，但馬利侯爵是不會過問他的職務上的細節的，因此蒙太居就把自己的職務完全怠忽了，若不是有我，居留威尼斯的法國人就不會感覺到那裡還有一位他們本國的大使。
他們需要他保護的時候，他總是連他們說話都不願聽就把他們打發出去了，因此他們也就灰心了。
從此，人們就再也看不見一個法國人跟在他後面走或者跟他同桌吃飯了&mdash&mdash他是從來不請法國人吃飯的。
我時常主動做他所應做的事：不論是求他或求我的法國人，我總是盡我權力之所及，處處為他們幫忙。
在任何别的國度裡，我還會多做一些事。
但是在這裡，由于自己的地位，我不能去見任何有地位的人，就常常不能不假手于領事；而領事呢，他有家在這裡，自稱是在這裡定居了，有些地方就不能不敷衍，因而也就不能為其所願為。
然而，有時當我看到他畏縮不前，不敢說話，我就冒險去辦些大膽的交涉，其中有好幾次辦成功了。
有一次交涉，現在想起來還要發笑。
誰也不會想到巴黎戲迷之所以能看到科拉麗娜和她的姐姐卡米耶全是虧了我。
然而這又是千真萬确的事。
她們的父親維羅奈斯已經為他和兩個女兒同一個意大利戲班訂了合同；在他收到兩千法郎的旅費之後，不但未動身，反而悠閑地跑到威尼斯來，在聖·呂克戲院演出；科拉麗娜當時盡管還是個小孩子；卻已經很能叫座了。
熱弗爾公爵以侍從副官長的身份寫信給大使，叫他找他們父女兩人。
蒙太居先生把信交給我，唯一的指示就是說了句：&ldquo你看看&rdquo。
我随即去找勒·布隆先生。
請他跟開聖·呂克戲院的那個貴族交涉。
我記得這貴族叫什麼徐斯提涅尼，我請他叫徐斯提涅尼辭退維羅奈斯，因為維羅奈斯已經被法國國王聘定了。
勒·布隆把我拜托他的事情不怎麼放在心上，辦得很不好。
徐斯提涅尼支吾其詞，維羅奈斯也沒有被解雇。
我生氣了。
那時正是狂歡節。
我披上鬥篷，戴上面具，叫人教我到徐斯提涅尼的公館。
凡是看到我的挂着大使徽号的貢多拉進來的人，都吃了一驚；威尼斯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
我走進門，叫人通報說unasioramaschera（一位戴面具的女士）請見。
我一被引進去，就摘下面具，說出了真實姓名。
那位參議員登時臉色慘白，手足無措。
&ldquo先生，&rdquo我用威尼斯的習慣對他說，&ldquo我來打攪閣下，很抱歉。
但是在你的聖·呂克戲院裡有個叫維羅奈斯的人，他已經受聘為法國國王服務了，我們曾派人一再向你要他，可都沒有效果，我來此是以法國國王陛下的名義向你要這個人的。
&rdquo我的簡短的緻辭産生了效果。
我剛一轉身，那家夥就跑去把他的遭遇報告了承審官員，結果挨了一頓臭罵。
維羅奈斯當天就被辭退了。
我叫人通知他說，如果他一星期内不動身，我就要派人将他抓起來；結果他乖乖地動身了。
另一次，我解決了一位商船船長的困難，單槍匹馬，幾乎沒有靠任何别人幫助。
他叫奧利維船長，馬賽人；船名我忘記了。
他的船員曾跟共和國雇傭的斯洛文尼亞人吵架，由于動武違法，船被扣留了，并且處分極其嚴厲，除船長以外，任何人不得許可不準上下船。
船長請求大使幫忙，大使置之不理；他跑去找領事，領事說這跟商務無關，他不能過問。
船長不知如何是好，就來找我。
我向蒙太居先生進言，說他應該準許我為這件事給參議院去一份備忘錄。
他曾否同意這樣做，我曾否提交備忘錄，我都記不清了，但是我清楚記得，我的交涉毫無效果，船還是繼續被扣。
我就另想了一個辦法，結果成功了：我把這件事情的經過寫了一份報告插在給莫爾巴先生的呈文裡。
就是這樣做，我也費了不少氣力才獲得蒙太居先生的同意。
我知道我們的公文雖無拆檢的必要，卻經常在威尼斯被人拆檢。
我有确鑿的證據，因為我發現日報上的消息都是照抄我們的公文，一字不改。
這種非法行動，我曾敦促大使提出抗議，但他始終不肯照辦。
我這次把挾嫌陷害的案件插到公文裡，目的就是要利用他們拆檢公文的那種好奇心來吓唬他們一下，使他們不得不釋放被扣的船隻，因為，如果真要等候朝廷複示來後才辦交涉，船長早就破産了。
我這樣做還不算，還親自到商船上去訊問船員。
我邀請領事館主任秘書帕蒂才爾神父同我一起去。
他隻是勉強來的，那班可憐蟲太怕得罪參議院了。
我既因為有禁令不能上船，就呆在我的貢多拉上做我的筆錄，一面高聲一個一個地訊問船員，發問的措辭故意引出于他們有利的回答。
我本來是請帕蒂才爾神父發問并親手做筆錄，這本是他的職責所在，比我做要适宜些；他卻怎麼也不肯同意，不僅一言不發，連在筆錄上副署都幾乎不肯。
我這種做法固然稍嫌大膽，然而卻産生了奇效，商船在外交大臣複示之前很久就啟封了。
船長要給我送禮，我心平氣和地拍着他的肩膀對他說：&ldquo奧利維船長，你想想，我連現成的護照費都不向法國人收，難道能出賣國王的保護來牟私利麼？&rdquo他至少要請我在船上吃頓飯，我接受了，并且邀了西班牙大使館秘書卡利約一同前去。
這位卡利約是個聰明人，很可愛，後來任駐巴黎大使館的秘書，又任代辦，我在當時已經學我們許多大使的榜樣，跟他相處得很親密了。
當我以絕對無私的精神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好事的時候，如果我在所有這一類的細節上都能做到有條不紊、細緻周密，以免受騙上當，幫了别人的忙反而自己吃苦頭，那就該有多好啊！但是在我所處的這種崗位上，稍有差錯就不能不産生後果。
我總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出岔子，妨害公務。
凡是有關我基本職責的事，我自始至終都是辦得極端有條理，極端準确的。
我隻是在被迫匆忙翻譯密碼時犯過幾個錯誤，阿梅洛先生的手下人曾抱怨過一次，除此之外，不管是大使還是任何别人，對我的任何職守，都從來沒有指出過一點疏忽之處。
象我這樣馬虎粗心的人能做到這樣也就不簡單了。
但是，在我負責辦的私人事務中，我卻有時健忘，不夠細心，由于我愛公平，所以有虧總是自己吃，而且是自覺自願的，絕不等到别人先抱怨我。
我隻舉出一件事情為例，這同我離開威尼斯一事有關，它的後果一直延續到我後來回到巴黎的時候。
我們的廚師，他叫魯斯洛，從法國帶來了一張二百法郎的借據，這是一個叫查内托·那尼的威尼斯貴族開給魯斯洛的一個做假發的朋友的，是查内托欠他的假發錢。
魯斯洛把這張借據交給我，托我用協商方式收回一點。
我和他都知道，威尼斯貴族有個老習慣，在外國欠了債，回國後就賴賬；你要是逼他們還，他們就拖，叫那倒黴的債權人耗費時間、金錢，疲于奔命，結果或者是完全放棄，或者是撿回幾個子兒了事。
我請勒·布隆先生跟查内托交涉，查内托承認借據，但不答應付款。
鬧來鬧去，他最後答應付三西昆。
當勒·布隆把借據送到他那裡時，三西昆還沒有籌出，隻好等待。
在此期間，我跟大使鬧翻了，要離開大使館。
我把大使館的文件都整理得有條不紊地擱在那裡，但是魯斯洛的那張借據卻找不到了。
勒·布隆先生一口咬定他把借據還給了我。
我深知他為人正派，絕不容置疑，但是我卻怎麼也想不起這張借據擱到哪裡去了。
既然查内托已經承認了債務，我就請勒·布隆先生設法收回這三西昆，出一張收據，或者叫查内托再照寫一張借據，予以注銷。
查内托知道借據丢了，兩種辦法都不願接受。
我就從腰包裡拿出三西昆來付給魯斯洛，以償借據的損失。
他不肯接受，叫我到巴黎去踉債權人協商了事，并且把債權人的住址交給了我。
那個假發商知道了事件經過，便要他的借據或者是借據上的全部金額。
我當時非常氣憤。
真想不惜一切代價去把那張單據找出來！我隻好照付二百法郎了，而且又是在我手頭最感拮據的時候。
以上是說明借據遺失反叫債權人獲得了全部欠款，而如果該他倒黴，這張借據找到了，他連查内托·那尼閣下所答應的那十個埃居也難以收回呢！
我自覺對這種職務有一定才能，所以對辦公事頗有興趣。
除了跟我的朋友卡利約和我不久就要談到的那位品德高尚的阿爾蒂納交往，除了有時到聖·馬克廣場去尋點高尚的娛樂，看看戲，以及差不多總是和那兩位一起去串串門以外，辦公就是我唯一的樂趣。
雖然我的工作不是那麼繁難，特别是還有比尼斯神父做助手，但是因為聯系的範圍很廣，加之又是戰時，我還是免不了相當忙碌。
我每天上午大部分時間都在工作，碰到郵班的日子有時要忙到半夜。
其餘的時間，我就埋頭研究我開始幹的這個行業，我希望憑着初期的成績，将來可以獲得較好的任用。
的确，任何人談到我都隻有說好，首先是大使，他公開稱贊我工作好。
從來沒有抱怨我一句話，後來他發的那種種狂怒，完全是因為我曆次訴苦都沒有效果，自己硬要辭職的緣故。
法國的大使們和大臣們，凡是跟我們有通信關系的，都在他面前誇獎他的秘書好。
這些誇獎本來應該使他得意的，但由于他品質惡劣，卻産生了相反的效果。
特别是在一個重要場合，他聽到人家誇獎我，便一輩子也不能原諒我了。
這件事值得費點筆墨說明一下。
他這個人太不能約束自己，就連星期六，差不多所有文件都要發出的那一天，他也不能等工作完了再出門。
他釘住我，不斷地催促，要把給國王和大臣的呈文發出去，在他匆匆忙忙簽下字以後，就不知跑到哪裡去了，而把其他函件大部分都扔在一邊，不加簽署。
如果函件内容隻是消息的話，我還可以把它列入公報，但是如果内容與王室事務有關，就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