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認辨，凡此都可以證明，我為寫作付出了多麼巨大的努力。
在發排以前，沒有一部手稿不是我謄寫過四、五遍的。
我手裡拿着筆，面對着桌子和紙張，是從來也寫不出東西的。
我總是在散步的時候，在山石之間，在樹林裡，或是在夜間躺在床上難以成眠的時候，我才在腦袋裡進行拟稿；大家可以想象，一個完全沒有記性、一輩子都不曾背過六篇詩的人，寫作起來該是多麼遲緩了。
所以，我的腹稿，有的段落要在我的腦袋裡來回轉五六夜才能胸有成竹地寫在紙上。
正由于這種原困，我的那些需要付出相當勞力的作品，比那些隻需一揮而就的信劄之類的東西，寫得要好得多。
書信體的筆調我一直沒有掌握好，因此我寫這類東西簡直等于受罪。
我每次寫信，就是寫一些最無關緊要的事情，也需要艱苦勞動數小時；如果要我立即去寫下我所想到的事情，那就既不知道怎樣開始也不知道怎樣收尾了；我寫的信總是又長又亂、廢話連篇，讀起來幾乎不知所雲。
我不隻是在表達思想方面有很大困難，甚至在領會思想方面也是如此。
我曾對人們進行過觀察，我自認為是一個相當好的觀察家；然而我對眼前所看到的競視而不見，而對于自己回憶起來的事情倒看得明晰清楚，我隻是在回憶中才能顯示出智慧。
别人在我跟前所說和所做的，以及在我面前發生的一切事情，當時我是毫無感受，也不理解。
打動我的僅僅是事物的表面現象。
但是，後來所有這一切又再回到我的腦海中：地點、時間、聲調、眼色、姿态和當時環境，我都能記起來，毫無遺漏。
在這時候，我能夠根據人們當時的言行發現他們的思想，而且差錯很少。
在我獨自一個人的時候，對自己的思考力還這樣掌握不住，那麼，當我和别人談話的時候，我是個什麼樣子，就更可以想見了，因為在談話中，要說得得體，必須同時而且刻不容緩地想到千百種東西。
我隻要一想到在談話時還有那麼多的禮節，而且自己準會漏掉一兩處時，我就夠膽戰心驚的了。
我簡直不能理解人們怎麼敢在大庭廣衆中說話，因為在那種場合，每說一句話都要考慮到所有在場的人，為了确有把握地不說出任何得罪人的話，需要知道每個在場的人的性格和他們的過去。
在這一方面，那些久在交際場中活動的人是有很大便利的：他們對于什麼話不應該說知道得比較清楚，因而對于自己所說的話也就更有把握。
雖然如此，他們還免不了無心中說出一些不該說的話來。
人們可以想象，一個毫無社會閱曆的、好象從雲彩裡掉下來的人，叫他不說錯話，即使隻一分鐘也是辦不到的。
至于兩個人之間的談話，我覺得更為苦惱，因為這需要不斷地說話：人家對你說，你就必須回答，如果人家不說了，你就得沒話找話。
僅僅這種不堪忍受的窘況，就使我讨厭社交生活。
我覺得沒有比叫我立即說話，并且一個勁兒地說下去，更令人難受的了。
我所以如此，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非常讨厭受拘束的緣故，總之，硬要我找話說，我就不可避免地會說出一些蠢話來。
對我來說，比這更糟糕的是，既然無話可說，就應該緘默才對，而我卻象急着要還賬一樣，發瘋似地說了起來。
我急急忙忙、結結巴巴地說了一些不相連貫的話，如果這些話真的毫無意義，那倒是我的幸福。
我本來想克服或掩蓋我的笨拙，結果卻很少不把我的笨拙暴露出來。
在我可以列舉的無數實例中，我現在隻舉出一項，這不是我年輕時候的事，而是我進入社會已經多年之後的事；那時候，如有可能，我總是要盡量擺出從容不迫、談笑風生的神氣。
有一天晚上，我同兩位貴婦人和一位先生在一起，這位先生不妨指出名字來，他就是德·貢托公爵。
房裡沒有别的人，我極力想插幾句話。
天知道我插了什麼話！在四個談話的人中，三個人完全不需要我插嘴。
女主人叫人送來了一付鴉片劑，因為她的胃不好，每天要服用兩次。
另一位夫人看到她在直咧嘴，就笑着問她說：&ldquo是特龍委先生的藥嗎？&rdquo&ldquo我想不是的，&rdquo主婦用同樣的語調回答說。
&ldquo我想就是這種藥也不見得有效！&rdquo這就是有才氣的盧梭為了獻殷勤而補充的一句話。
在座的人一聽都楞住了，誰也不說一句話，誰也不笑一笑，過了一會兒，話題轉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這種愚蠢的話若是對别的女人說的，可能隻是句趣話，但對于一位可愛到難免會引起一些閑話的女人說來，雖然我确實無意得罪她，這種話也是夠厲害的；我相信在場的兩個證人，一男一女，都是忍了又忍才沒有笑出來。
這就是我在沒話找活的時候無心說出來的俏皮話。
我很難忘掉我說的這句話，因為除了這句俏皮話本身很值得記憶以外，我還認為它産生了一些緻使我時常想起這句話來的後果。
我相信，讀了上述的一切，人們就足能明白，為什麼我雖然不是一個傻瓜，卻常常被人看成是傻瓜，甚至一些具有相當鑒别能力的人也不例外。
特别不幸的是：我的面貌和眼睛看來長得很精明，因此人們對我的失望使得我的愚蠢就越發刺眼了。
這種小事，雖然是在特殊情況下發生的，但對于了解以後的事情卻是十分必要的。
它是了解我的很多怪事的鑰匙；人們看到那些怪事時候，往往歸咎于我性情孤僻，其實我的性情并不如此。
如果不是由于我深知自己在交際場中出現不僅會使自己處于不利地位，而且不能保持自己的本色，我也是會和别人一樣喜歡交際的。
我決定從事寫作和隐退，這對我來說，是最合适的了。
我若出現在人們面前，誰也看不出我有多大才幹，甚至猜也猜不到，杜賓夫人就遇到過這種情形，雖然她是一個聰明的女人，而且我在她家還住過幾年；自那時以後，她本人就曾多次向我談到這一點。
當然也有一些例外，這我以後再談。
我的才能大小就這樣被确定了，适合于我的職業也這樣被選好了，剩下的問題就是再次研究怎樣履行我的天職。
困難在于我沒有正式入過學，我會的那點兒拉丁文連當個神父都不夠用。
華倫夫人想叫我到修道院去受一個時期的教育，她去和修道院院長商量。
那位院長是一位遣使會的神父，名叫格羅，他是一個身材矮小的憨厚的人，一隻眼半瞎、瘦弱、頭發斑白，說他是我見過的遣使會的神父裡最有才智、最少學究氣的一個，并不算過分。
他有時到媽媽家裡來，媽媽款待他，撫愛他，也戲弄他，她有時叫他幫着系好她上衣後面的帶子，這是他十分願意幹的工作。
在他執行這項任務的時候，媽媽忽而去做這個，忽而去做那個，在房中到處打轉。
這位院長先生被帶子牽着跑，嘴裡不斷叨念着：&ldquo我說，太太，你倒站穩點兒呀！&rdquo這是一項十足的繪畫題材。
格羅院長慨然同意了媽媽的提議。
他答應按極少的膳宿費收留我，我的教育由他負責。
問題就看主教是不是同意了。
主教不僅同意，而且還願意替我付膳宿費。
他還允許：直到認為我取得人們所預期的成績以前，可以照舊穿普通人的服裝。
這是多麼大的變化啊！我不得不服從。
我就象赴刑場一樣到神學院裡去了。
神學院真是一個陰森森的住所，特别是對于剛從一位可愛的女人家裡出來的人，尤其陰森可怕。
我僅帶去了一本書，這是我懇求媽媽給我的，它給我以無限的慰藉。
誰也猜不出這是本什麼書：原來是一本樂譜。
在她所研究的學問之中，音樂也沒有被遺忘。
她有一個很好的歌喉，唱得相當不錯，還會點兒大鋼絲琴。
她很熱心地教了我一些音樂課，我必須從最淺的地方開始學，因為我連唱聖詩的歌譜都不會。
一個女人給我上了八次或十次課，而且斷斷續續，不僅未能教會我依譜唱歌，而且連音樂符号的四分之一我也沒有學會。
然而我對這門藝術非常愛好，願意自己一個人慢慢練習。
我帶去的這本樂譜并不是很淺易的，這是克萊朗波的合唱曲。
我既不懂變調，也不知音節的長短，但是，終于把《阿爾菲和阿蕾土斯》合唱曲的第一首宣叙調和第一首詠歎調的樂譜讀了出來，而且還唱得毫無錯誤，人們可以想見我是下了多大的功夫，是怎樣頑強地堅持了練習啊；當然，這首曲子是譜得準的，你隻要按那歌詞的節奏讀出來，也就自然可以合拍了。
神學院裡有一個可惡的遣使會神父盡找我麻煩，因而我連他教我的拉丁文都讨厭起來。
他有一頭平滑而油亮的黑發，面包顔色的面孔，水牛般的聲音，貓頭鷹似的眼睛，胡須好象野豬鬃，微笑中帶有惡意的諷刺，四肢一動好象木偶人。
他那讨厭的名字我忘記了；但是他那可怕而又令人肉麻的面貌卻始終留在我的記憶裡，我一想到他就不寒而栗。
我當時在走廊裡遇到他的光景，至今還曆曆在目，他彬彬有禮地拿他那頂沾滿污垢的方帽向我搖晃，表示請我進他的房間，我覺得他的房間簡直比監牢還可怕。
這樣一位教師和曾經當過我的老師的宮廷神父對比起來，該有多大的區别啊！
如果我再讓這個怪物擺布兩個月，我準會神經失常的。
但是，和善的格羅先生看出了我的苦悶，那時我吃不下東西，一天天消瘦下來，他當時就明白了我苦悶的原因。
這并不是很難解決的事情，他使我擺脫了那畜生的爪牙。
并且，又來一個更鮮明的對比，他把我交給一個最溫和的人：這個人叫加迪埃，是弗西尼地方的一個年輕教士，到這個神學院裡來進修的。
這個教士為了幫助格羅先生，我想也是出于仁愛之心，很願意分出自己進修的時間來指導我的學習。
我從來沒有見過比加迪埃先生更動人的相貌，他的頭發是金黃色的，胡須近于赤褐色，他的風度和他家鄉所有的人們一樣，在憨厚的神色下蘊藏着很大的智慧。
然而，他身上真正突出的是敏感、多情和熱忱。
他那雙大藍眼睛，具有親切、溫和和悲愁的混合情調，使得别人見了他，就不能不關心他。
從這位可憐的年輕人的眼光和聲音看來，簡直可以說，他已經預知自己的命運，而且感到自己生來就是為了受苦的。
他的性格和他的外貌非常吻合；他十分耐心，十分謙和，與其說他教我讀書，不如說是和我共同學習。
我很快就喜歡他了，因為他的前任已經為此打好了基礎。
然而，盡管他為我費了不少時間，盡管我們雙方都很努力，而且他教得又很好，可是我無論怎樣用功，進步還是很小。
說起來真是奇怪，我雖然也有相當的理解能力，我卻從來不能從老師那裡&mdash&mdash父親和朗拜爾西埃先生是例外&mdash&mdash學到什麼東西。
我另外的一些知識，都是我自學來的，這個以後就會清楚的。
我那不能忍受任何束縛的思想不肯服從時間的限制；擔心學不會的心情妨礙着我專心聽講：生怕由于自己不懂而讓教我的人着急的心情促使我裝懂，教的人一直往下教，我卻什麼也不懂。
我想按自己的步調行動，不願順從别人的步調。
接受聖職的時刻到來了，加迪埃先生要返回本省，去當助祭教士。
臨走時候，我對他依依不舍，又是惜别又是感激。
我對他的祝願，也象對自己的祝願一樣，并未成為事實。
幾年以後，我聽說他在一個教區中作副本堂神父的時候，和一個姑娘發生關系，生了一個孩子。
那是他以一顆從來沒有愛過任何女人的、非常溫柔悱恻的心愛上了這個姑娘。
這在一個管理得非常嚴格的教區裡是一件震驚全區的最嚴重的事件。
按照常例，神父隻可以同已婚婦女發生關系生孩子。
現在他犯了教規，被關進監獄，受到淩辱，并被驅逐出境。
我不知道他以後是不是能恢複職務，但是，由于我同情他的厄運，這件事深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在我寫《愛彌兒》的時候，又想起了這件事，因此我就把加迪埃先生和蓋姆先生合并在一起，把這兩位可敬的神父作了&ldquo薩瓦副主教&rdquo的原型。
我感到滿意的是，我這種描寫并沒有玷污我所選擇的原型。
我在神學院的時候，奧博讷先生被迫離開了安讷西。
這是因為執政官先生認為自己的妻子和奧博讷先生發生愛情是一件醜事。
實際上這隻是&ldquo園丁之犬&rdquo的作風；古爾維奇太太雖然是個可愛的女人，但是她的丈夫對她非常惡劣，由于山外人的怪癖，他認為她是沒用的，并且對她非常粗暴，以緻提出了分居問題。
古爾維奇先生是一個惡漢，象鼹鼠一樣陰險，象枭鳥一樣狡猾，由于不斷地招惹别人，結果，自己也被攆走了。
據說普羅旺斯人是用歌曲向敵人報仇的，奧博讷先生用一出喜劇向自己的敵人報了仇；他曾經把這出喜劇寄給華倫夫人，華倫夫人拿給我看過。
我很喜歡這個劇本，它使我也産生了寫一個喜劇的念頭：讓人看看我是不是真象這位作者宣稱的那樣笨。
不過，這個計劃一直等我到了尚貝裡後才實現，劇本叫《自戀的情人》。
我在那個劇本的序言中曾經說我是在十八歲時寫的，其實我是瞞了幾歲。
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事，這件事本身并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對我卻産生了一些影響，并且在我已經把它忘掉了的時候，社會上還在紛紛議論。
我得到允許每個星期外出一次；我怎樣利用我的外出時間，那是用不着說的。
有個星期日，我正在媽媽家裡的時候，和媽媽的住宅毗連的方濟各會的一間房子着火了。
這間房子裡有個爐竈，還堆滿了幹柴。
沒有多大時間，就都着起來了。
媽媽的住宅非常危急，已經被風吹過來的火苗蓋住了。
人們不得不趕緊從屋子裡往外搬東西，把搶救出來的家俱放在花園裡。
這個花園就在我以前住室的窗戶對面，在我說過的那條小河那邊。
我當時驚慌萬狀，手裡抓到什麼東西，就毫不考慮地從窗口仍出去，甚至連平時我簡直拿不起來的石臼也給扔出去了。
要是沒有人攔阻的話，一面大鏡子也差一點被我扔了出去。
那一天，正來拜訪媽媽的好心的主教也沒有閑着，他把媽媽帶到花園裡，同她以及所有在那裡的人一起祈禱；我來晚了一會兒。
看到所有的人都在那裡跪着，我也就和别人一樣跪下了。
正當這位聖者祈禱的時候，風向變了，而且變得非常突然，非常及時，正好使已經撲到房屋、眼看就要鑽進窗口的火焰轉到庭院的另一面去了，因此房子也就安然無事了。
兩年之後，德·貝爾奈主教去世了，他的老會友們&mdash&mdash安多尼會的修士們為了給他舉行宣福禮，開始搜集一些可以作為依據的材料。
由于布戴神父的請求，我便把我剛才所說的事實作為見證附在這些材料裡，這是我做對了的一面；但是錯誤的一面是，我竟把這件事說成是奇迹。
我曾目睹主教在那兒祈禱，正在他祈禱時，風向變了，甚至變得非常及時，這是我所能說的和所能證明的。
至于說這兩個事實中，究竟是不是有一個是另一個事實的原因，這是我不該證明的，因為我不可能知道此事。
但是，就我記憶所及，那時我是真誠的天主教徒，是不說瞎話的。
我的非常合乎人情的對于奇迹的喜愛，我對于這位德高望重的主教的敬畏，以及由于我本人自以為對這個奇迹也許有所貢獻而出自内心的驕傲，凡此種種都慫恿我犯了這個錯誤。
總之，我敢肯定的是：如果這個奇迹确是熱誠祈禱的結果，我當然也有一分功勞在内。
三十多年以後，我發表《山中書簡》時候，我不知道弗雷隆先生怎麼發現了這個證明材料，并且在他的評論中引用了它。
應該承認這個發現是很幸運的，竟這樣适逢其會，我覺得是很有趣的事。
我到處碰壁。
關于我的進步，加迪埃先生曾盡可能地作了比較有利的報告，但我的進步和我的努力仍然顯得不成比例，這種情況也就無法鼓舞我繼續學習下去了。
因此，主教和神學院院長對我失掉了信心，又将我送回到華倫夫人那裡去了，因為我連當神父的材料都不夠。
不過，他們還是承認我是個相當不錯的小夥子，沒有什麼惡習：正是由于這個原故，盡管大家對我有那麼多不利的偏見，華倫夫人卻沒有抛棄我。
我帶着那本樂譜，勝利地回到了媽媽那裡，這本書使我受益不小。
我唱的《阿爾菲和阿蕾上斯》曲調，差不多就是我在神學院所學的全部東西。
我對這種藝術的特别愛好，使她産生了要把我培養成一個音樂家的想法；機會很好，她家裡每星期至少要舉行一次音樂會，指揮這個小音樂會的一位大教堂的樂師也時常來看媽媽。
他是巴黎人，名叫勒·麥特爾，是一個優秀的作曲家，他非常活潑和快樂，還很年輕，外表很吸引人，才氣卻不甚高，不過總的說來是一個善良的小夥子。
媽媽介紹我和他相識，我很喜歡他，他也不讨厭我。
我們談了一下膳宿費用的問題，雙方很快就商妥了。
簡單地說，我搬到他家去了，并在那裡過了一個冬天。
特别愉快的是那兒離媽媽的住宅不過二十來步遠，一忽兒就能到她家裡，并常常同她一起吃晚飯。
不難想見，在音樂學校裡跟音樂家和歌詠團的兒童們一起，終日過着愉快的歌唱生活，要比我在神學院裡天天和遣使會的神父們一起快樂得多了。
然而這種生活雖然自由，卻跟神學院一樣，是有規章制度的。
我生來喜好自由，但卻從不濫用自由。
在整整六個月中，除了到媽媽家或到教堂去以外，我一飲都沒有出過門，甚至也不想出去。
這段時期是我一生中最平靜的階段，也是我回想起來最感到愉快的階段。
在我經曆過的各種環境中，有一些使我感到非常幸福的情景，至今回想起來還為之心曠神怡，好象仍然生活于其中似的。
我不僅記得時間、地點和人物，而且還記得周圍的一些事物，氣候的溫度，空氣的氣味，天空的色彩，以及隻有在那個地方才能得到的某種印象，這種生動的回憶仿佛又重新把我送到了那裡。
例如，音樂學校裡所練習的一切曲子，合唱時所唱的一切歌詞，那裡發生的一切事情；教士的美麗而華貴的法衣，神父的長袍，歌詠隊員的四角帽，樂師的面容；一位吹低音巴松管的瘸腿老木匠，一位拉小提琴的矮個子的金栗色頭發修士；勒·麥特爾先生放下佩劍後，在他的世俗服裝上披上一件舊黑袍，再穿上一件好看的小白衣到經樓去；我帶着驕傲的心情拿着一管長笛坐在樂台上，準備演奏勒·麥特爾先生特意為我作的一小段獨奏曲，心裡想着奏完以後的盛馔，會餐時的那種好胃口。
這種種事情，成百次生動地重現在我的腦際，使我感到無窮的愉快，可以說，和當時所感到的一樣快樂，甚至比當時還要快樂。
我對于以宛轉悠揚的聲音奏出的《美麗的繁星之神》樂曲中的某一曲調一直懷有最纏綿的親切之感，因為在降臨節的一個星期日，天還沒亮，我正睡在床上，聽見人們按照當地教堂的儀式，在聖堂的石階上唱這首贊美歌。
媽媽的貼身侍女麥爾賽萊小姐懂得一點音樂，我永遠也忘不了勒·麥特爾先生叫我跟她一起唱的那首叫《請獻禮》的合唱贊歌，當時她的女主人是那樣高興地聽着。
總之，所有這些，甚至連那位常被歌詠團的兒童惹得生氣的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