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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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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年,諷刺作家、未來的主教約瑟夫·霍爾(1)初次踏上了佛蘭德斯(2)的土地。

    他寫道:&ldquo我們一路看見,不知有多少教堂遭焚毀,隻剩下殘灰餘燼以告知路人,虔誠與仇恨曾并行于世。

    天啊,戰争(3)的步履何等殘酷!&hellip&hellip令我驚訝的是在教堂紛紛倒下之時,耶稣會(4)學院卻遍地興起。

    每一座城市都有這樣的學院,或在修建中,或在運營中。

    是何原因?莫非對宗教的虔誠不如現世政治要緊?一如我們形容狐狸的那樣,耶稣會裡都是些愈挫愈強的人。

    本來世上并無人像他們那樣自輕自賤,也無人像他們那樣遭人仇恨,更無人像他們那樣被我們抵制,但不料這些邪惡的種子最終還是生根發芽了。

    &rdquo 耶稣會的壯大,理由其實很簡單,也很充分:民衆需要他們。

     霍爾和他那一代人再清楚不過了,耶稣會的神父們視&ldquo現世政治&rdquo為首要宗旨。

    他們之所以建起學校,目的隻是在于加強羅馬天主教會的力量以對付其敵人,即那些&ldquo自由派&rdquo以及新教徒。

    耶稣會希望通過教育創造出一個有知識的教友階層,并使這一階層願意全心保障教廷的利益。

    按照切瑞蒂(5)的說法(這一說法曾讓義憤填膺的米什萊(6)歇斯底裡)便是:&ldquo我們将嬰兒的四肢包裹在搖籃中,是為了塑造他們健全的形體;如此說來,人從幼時開始,就有必要約束他的意志,以保證其一生順從、幸福并且健康。

    &rdquo隻是,耶稣會想要控制民衆的動機雖然足夠強烈,但他們布道的手段卻未免太過柔弱了。

    耶稣會培養出的優秀學生,雖然其意志受到了種種束縛,但最終還是逃離了學校,成為了自由的思想者,甚至有些人像讓·拉巴底(7)一樣,轉身成為了新教徒。

    可見,從&ldquo現世政治&rdquo的角度考慮,耶稣會的這套體系,從未像其始創者期望的那般高效運轉。

     民衆對政治不感興趣,他們隻對好學校感興趣,因為男孩們可以在其中學到所有該學的知識&mdash&mdash一位紳士照理是要掌握這些知識的。

    與其他絕大多數教育機構相比,恰恰是耶稣會滿足了民衆的這一需求。

     伏爾泰曾寫道:&ldquo在耶稣會的屋檐之下,曆經七個寒暑,我究竟觀察到了什麼?我觀察到的是一種追求自控、勤奮、有序的人生觀。

    神父們用盡一整天的時間,要麼緻力于傳授知識給我們,要麼嚴格按照入會的誓言自我苦修。

    成千上萬像我一樣受其教育的人,都能為我作證。

    &rdquo伏爾泰的回憶證明了耶稣會的教育方法确有其卓越之處,可伏爾泰的一生卻恰恰印證了耶稣會政治目的的破産。

    要知道,耶稣會的教育方法,原本就是為達到其政治目的而設立的。

     在伏爾泰求學的時代,耶稣會學院是很常見的教育機構。

    更早一個世紀,耶稣會學院的種種優點看起來似乎是積極的,并帶有變革的意味。

    當時,社會上絕大多數的教員對一切都是外行,卻唯獨善用桦木條鞭打學生。

    相對而言,耶稣會學院裡的訓練方法就人性化多了。

    學院的教師也都經過精心挑選,并且接受了系統的培訓。

    神父們則教授非常優雅的拉丁文,最新的光學、地理學、數學知識,以及&ldquo戲劇&rdquo(學院期末的&ldquo戲劇演出&rdquo相當有名)、禮儀、虔敬(對教廷的虔敬,至少在亨利四世改宗(8)之後的法國是這樣)和對皇權的服從。

    因此,法國上層階級中的模範家庭對耶稣會學院頗為青睐:那些心軟的母親們,一想到自己的心肝寶貝要受到老式棍棒教育的折磨,就不寒而栗;那些博學的神父舅舅們,則關心自己的外甥是否能得到純正教義的熏陶,從而培養出西塞羅(9)式的風格;最後,還要歸因于那些父親們,他們身為愛國的官吏,自然贊成君主制,同時作為精明的布爾喬亞,他們又指望&ldquo耶稣連隊&rdquo(10)的人脈可以幫助自己的兒子找到一份工作&mdash&mdash或是在法庭上擁有一席之地,或是得到一個清閑且報酬豐厚的神職崗位。

    舉個例子,魯昂市的高乃依先生,一位皇家律師,和他的妻子瑪莎·勒·佩桑,相信他們的兒子皮埃爾定有遠大的前途,于是決定送兒子到耶稣會學院去求學。

    還有雷恩市議會的參贊,約阿希姆·笛卡爾先生,1604年,他帶着幼子勒内(11)(12)&mdash&mdash一個聰明的八歲小家夥&mdash&mdash到拉弗萊什市新開的耶稣會學院就讀,該學院由皇家捐贈建立。

    大約在同一時期的桑特市,博學的加農·格蘭第先生有一個侄子名叫于爾班,于爾班的父親也是一名律師,雖不如高乃依和笛卡爾那般顯貴,卻也很有名望,受人尊重。

    當時,于爾班十四歲,極其聰明,理應接受最高明的教育。

    想在桑特市附近獲得最好的教育,唯一的選擇就是位于波爾多的耶稣會學院。

     波爾多的耶稣會學院在教育界聲名卓著,設有一所高中、一所文科學院、一所神學院,以及一所專為培養已授聖職研究生的高級研修所。

    早慧的于爾班·格蘭第在耶稣會學院裡學習了十幾年,從起初的學童,一路成長為大學生、神學生。

    1615年,他被授予聖職,正式成為一名耶稣會修士。

    倒不是說他渴望加入這支&ldquo連隊&rdquo,因為他并未感到蒙神呼召,更無意服從于苛刻的清規戒律。

    沒錯,相較于遁居修會,他更擅長塵俗布道。

    以他的天賦,再加上教廷内最強大組織的庇護與推動,他似乎前途無量。

    或許他可以擔任某個大貴族的家庭神父,成為未來法蘭西元帥的家庭教師,甚至最後有望成為紅衣主教;或許他有機會受邀,在衆多主教、公主,甚至是王後陛下本人面前,展現他震撼人心的雄辯術;或許他有機會肩負外交使命,被授予高官,或挂一閑職大發其财。

    以上各種可能性,油水都不少。

    也有可能&mdash&mdash可能性甚微,畢竟他并非出身貴族&mdash&mdash在他的垂暮之年,某位慷慨的主教會為他的生活錦上添花,使他愈發富足美滿。

     在他職業生涯剛剛開始的時候,境況相當順利,似乎最樂觀的預期都水到渠成地實現了。

    經過兩年神學、哲學的高級研修,當時年僅二十七歲的年輕神父格蘭第就因其多年的勤奮與善行而受到嘉獎。

    &ldquo耶稣連隊&rdquo奉上大禮,提拔他擔任馬爾什省(13)聖皮埃爾教區的教區長,赴盧丹事工,聽起來位尊權重;同時托&ldquo耶稣連隊&rdquo這位大恩主的福,他被任命為聖十字學院教堂的教士。

    腳已經踏在梯子上,他所要做的不過是拾級而上罷了。

    (14) 盧丹,你的新神父騎着馬,步履铿锵,向他的歸宿徐徐走來了。

     盧丹是座小城,依山而建。

    至高處是兩座高塔,其一是聖彼得教堂的尖塔,另一座是棟宏偉的中世紀城堡的主樓。

    如果将這兩座高塔視為社會的某種象征或符号,那麼,盧丹的這兩座标志性建築多少就有些落伍于時代了。

    雖然那座尖塔仍舊向城市投下它哥特式的幽靈,并任由它肆意橫行,但城中相當一部分市民可是胡格諾派(15),他們痛恨這塔所屬的天主教會。

    普瓦捷伯爵在很久以前所建的那座龐大城堡,則依然實力強大,但是,黎塞留(16)很快将要掌權了,地方自治、外省城堡的黃金時光已然屈指可數。

     我們這位還對此一無所知的新神父,騎馬踏入的不單是宗教戰争的最後一幕,也是民族革命的開場。

     城門處,一兩具腐爛的屍體懸挂在市政府的絞刑架上。

    城牆之内,街道照例肮髒不堪;空氣中也照例彌漫着種種味道:柴火的煙味、屎溺味、鵝肉味、熏香味、烤面包味、馬騷味,等等,諸味雜陳;豬與不洗澡的人們比肩而行。

     農夫、工匠、雇工、仆傭,這些底層的窮人默默無聞,可以忽略不計,但卻是這座城市一萬四千人中的大多數。

    階級地位稍高些的是一些店主、熟練的手藝人和小官僚,他們沒有安全感,聚在一處,勉強維持着最底層布爾喬亞的體面生活。

    而那些大商人、專業人員(律師一類)、小貴族與大農場主(他們在所處的等級中算是素質較高的)、封建主和貴族神職人員,則居于那兩類人之上,完全受其供養,享有無可争議的特權,以&ldquo君權神授&rdquo的名義統治着他們。

     除了偶然能見到的幾塊文化與才智的綠洲外,盧丹城中的思想氣氛偏狹守舊得令人窒息。

    富人們終日盤算的不過是金錢、财産、權力和特權,他們對這些有用不完的熱情。

    城中最多有兩三千人能支付得起訴訟費,或者需要專業的法律咨詢。

    因此,盧丹城的法律專業人士構成如下:大律師不少于二十名,初級律師不少于十八名,法警不少于十八名,公證人不少于八名。

     在全身心地關注财富之外,人們如果還有剩餘的時間和精力,就用于老一套的消遣活動,比如周期性的狂歡、驟然發作的對家庭生活的熱情,或鄰裡間的嚼舌根,或沉湎于繁瑣的宗教程序,或陷于無窮無盡、尖酸刻薄的神學争論之中(當然,盧丹原本就是一個自相紛争的城市)。

     并無證據表明,神父在此地任職期間能擁有什麼地位;也無證據表明,此地有什麼真正的精神信仰。

    隻有一些&ldquo卓異&rdquo的個體對精神生活有廣泛的關注,他們憑直接經驗便認定上帝是個靈,需以精神去信仰。

    由此可見,盧丹市内流氓惡棍很多,但好歹還有一些正直的、好心的、虔敬的,甚至獻身信仰的人。

    可惜,此地并無聖徒,也無一男半女可以僅憑一己之力,以自我驗證的方式洞徹永恒的真實,并與這神聖的土地相融合。

    需要再過六十年,在盧丹的民衆曆經了最苦痛的身心折磨後,才會有這樣一個人出現在城中,她名叫路易絲·德·特榮謝。

    在盧丹的醫院裡,她一面獻身于治病救人的工作,又一面成為了人們一段緊張、熱切的精神生活的中心人物。

    那時,盧丹城中的人們,不分年齡,不論等級統統彙集而來,向她詢問有關上帝的事,懇求得到她的建議與幫助。

    路易絲曾經寫信給她遠在巴黎的告解神父:&ldquo這裡的人們如此愛我,讓我感到萬分羞愧,因為我一談到上帝,人們便深受感動,以至開始痛哭。

    我擔心他們由此對我萌生好感。

    &rdquo于是她渴望逃離,想躲藏起來,但盧丹城裡虔誠的人們又讓她動彈不得。

    經她的祈禱,患者便常被治愈。

    這令她羞愧難當,因為人們認定這是她造就的奇迹。

    她寫道:&ldquo倘若我果真創造過奇迹,我當認定自己遭了詛咒。

    &rdquo後來,她接到命令離開了盧丹。

    對于盧丹人來說,一時之間,似乎再沒有一扇窗戶能被聖光照亮。

    不久之後,這股狂熱便冷卻了,盧丹市民獻身精神生活的決心也随之灰飛煙滅。

    盧丹市重歸故态,而這種故态,正是六十年前于爾班·格蘭第騎馬進城時所見到的。

     格蘭第神父初到盧丹時,市民對他的看法分為兩派。

    絕大部分虔誠的女性支持他,因為前任的本堂神父是一個步履蹒跚、可有可無的老東西;而這位新來的卻是正當盛年的男人。

    他高大、健壯、儀表堂堂(按當時某個人的說法,甚至有些王者尊嚴),有一雙又大又黑的眼睛;在他的四角帽下,還有一頭濃黑茂密的鬈發;他天庭飽滿,鷹鈎鼻,嘴唇紅潤、豐滿、靈活。

    他的下巴上留着著名畫家凡·戴克那樣優雅的胡須,上唇胡須經過勤勉的打理,并塗以發油,使其尖端上翹,沿着兩個鼻翼,遙遙相對,就像兩個迷人的問号。

    讀過《浮士德》的人若看到他的畫像,會以為此人是另一個靡非斯特(17),多一些肉欲,多一些和藹,卻比原著人物少那麼一點點聰明勁兒&mdash&mdash不過他穿着的可是神父的華服。

     格蘭第的外表已經如此迷人,舉止也彬彬有禮,言談更是妙趣橫生,正是善于社交的人才。

    他從容不迫地贊美着女性,倘若被贊美的婦人恰好可稱得上是一位美人,那麼他的目光可就比他的言辭要顯出更多的奉承之意了。

    顯然,新任教區長對轄下女性教民的興趣,已經遠遠超過了單純的宗教性質。

     格蘭第生活在一個時代的破曉時分,這個時代,不如就稱之為&ldquo體面的時代&rdquo。

     其實,貫穿整個中世紀以及早期現代社會,羅馬天主教的教義與單個神職人員的實際行為之間,始終存在一個巨大的鴻溝,無法逾越&mdash&mdash似乎也沒有逾越的可能性。

    那時,絕大多數神父,無論是最高級的神職人員,還是最低層次的修道士,都是徹頭徹尾的寡廉鮮恥之輩,但中世紀或文藝複興時期的任何一位藝術家卻都視其為理所當然。

    教會的腐朽招緻宗教改革,而宗教改革也引來了&ldquo反宗教改革&rdquo。

    在特蘭托公會議(18)之後,無恥的教宗越來越少見。

    直到十七世紀中葉,教廷徹底滅絕了無恥教宗的邪惡種子。

    即使還有一些因貴族子弟身份而得以升遷為主教的人,此時也努力使自己的舉止端莊。

    而對于低層的神職人員,胡作非為也得到了遏制,一方面,是因為教會機構對這種行為的監管更加敏銳和高效;另一方面,則是由于耶稣會、奧拉托利會等組織内部也萌發了自我潔淨的極大熱情。

     在法國,國王利用天主教,以新教徒和大貴族的利益以及地方自治傳統為代價,來強化中央集權,但對神父們的體面與否卻給予了特别關注。

    因為倘若神父們犯有穢行,那麼民衆就不會尊重教會。

    在一個不僅信奉&ldquo朕即國家(19)&rdquo,也信奉&ldquo朕即天主教會&rdquo的國度,對教會不敬,即是對國王不敬。

     培爾(20)曾經在他那部偉大辭典中某處冗長的注腳裡寫道:&ldquo我記得有一天,我問一位紳士(此人曾告知我無數有關威尼斯僧侶荒謬行徑的故事),參議院怎麼能夠容忍這些怪胎,他們對宗教與國家的榮耀都毫無益處。

    此人回答,為了社會福祉,君主們不得不利用這種亵渎行為。

    聽來是一個謎語。

    他又給我做了解釋,說神父們和僧侶們被人民唾棄,參議院正樂得不行,因為如此一來,他們就沒法在人民中間發動叛亂了。

    他又說,耶稣會的人之所以不招君主待見,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們恪守教規,勢必更受下層人民的尊崇,也就更易發動叛亂。

    &rdquo 但在整個十七世紀,法國政府對神父們胡作非為的态度,卻與威尼斯參議院的态度截然相反。

    後者害怕教廷的侵擾,樂意見到神父們行為謬亂如豬,對可敬的耶稣會卻不待見。

    而法國國王因其政治上的強大,且&ldquo高盧主義&rdquo(21)根深蒂固,實在沒理由害怕教宗,反而覺得天主教會作為一種統治手段極其有用。

    因此,法國看重耶稣會,并抵制神父的胡作非為,或至少反對他們的言行失檢。

     格蘭第這位新任教區長開始他的職業生涯時,神父們的各種醜聞雖仍常見,但卻越來越受到有權勢之人的厭惡。

    比格蘭第年紀略小的同代人讓-雅克·布夏爾(22)在自傳中回顧了自己的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他留下的是一份不偏不倚、完全客觀、毫無忏悔之情、全然不顧道德評價的檔案,以至于十九世紀的學者們僅在私人圈子裡傳閱,并對這位作者難以言盡的堕落行徑予以嚴厲的批評。

    但是,對于深受哈維洛克·艾利斯(23)、克拉夫特-艾賓(24)、赫希菲爾德(25)、金賽教育的現代人來說,布夏爾的著作已經不再那麼令人厭惡了。

    雖然此書已不再使人震驚,但現代人讀了必定還是會有些吃驚。

    當人們發現,路易十三治下的臣民描述異常性行為時所用的語言如此平淡,不帶情感,就像當今女大學生回答人類學家的調查問卷時所用的語言,或像一位精神病醫生錄下一個病例時所用的語言,這還不夠人們吃一驚的嗎? 笛卡爾比布夏爾大十歲,但是早在這位哲學家開始解剖翻滾的活物&mdash&mdash老百姓稱之為阿貓阿狗&mdash&mdash之前,布夏爾就已經在他母親的女仆身上進行了一系列精神&mdash&mdash化學&mdash&mdash生理的實驗。

    布夏爾初次注意到這個女孩時,她還是虔誠的,甚至貞烈到帶有攻擊性,但布夏爾具有巴甫洛夫(26)那樣的耐心和聰明,他成功地将女仆由盲目的宗教信仰者,馴化為了一個自然哲學的信徒。

    因此,她自願從事這種實驗,并且為此做好了被觀察與實驗的準備。

    在布夏爾床邊的桌子上有六部對開本的圖書,都是關于解剖學和醫學的。

    這位古怪的實驗者,可以說是普洛士與巴德爾士(27)的先驅,他在與女仆的兩次幽會之間,甚至在兩次嘗試性的愛撫之間,都會打開威廉·哈維(28)、費爾内爾(29)或費爾南德斯的書,查閱相關篇章、小節或片段。

    不過,他與絕大多數其同時代的人不同,絕不迷信任何權威。

     萊蒙紐斯(30)與羅德裡格斯·德·卡斯特羅(31)或許會說,他們對月經感興趣是因為月經的性質怪異、令人恐懼;布夏爾則鐵了心要自己搞清楚,月經是否真的如傳聞所言有各種各樣的妙用。

    如今有這位自願的女仆協助,他便做了一系列的實驗,隻為驗證自古以來醫生、哲學家和神學家們在他們的學位帽和四角帽之下始終争論不休的種種結論。

    最後,他發現經血并不會使草葉枯萎,不會使鏡子失去光澤,不會使藤蔓的花蕾破裂,不會溶解瀝青,也不會在匕首的鋒刃上染上無法清除的鏽斑。

    在布夏爾決定離開巴黎前往教廷&ldquo淘金&rdquo時,生物科學便不幸失去了它最有前途的研究者。

    布夏爾選擇離開巴黎,也是為了躲避他那位合作者的逼婚,即他筆下所謂的&ldquo瑣事&rdquo(32)。

    而他想在教廷謀求的不過是一個&ldquo有名無實&rdquo的主教職位,最不濟,在布列塔尼(33)謀得一個不那麼顯赫的職位,每年能賺得五六千裡弗(34)的聖祿,就心滿意足了。

    (笛卡爾用其父輩的遺産做了精明的投資,其收益是一年六千五百裡弗,雖算不得大富大貴,但至少能保證這位哲學家可以像一位紳士那樣體面地生活。

    )可惜,可憐的布夏爾從未能獲得過聖祿。

    他被同時代的人所熟知,僅僅是作為一部荒謬著作《饒舌》的作者,或作為一部包括了四十六種語言在内的詩歌合集的編輯,這些語言包括了科普特語、秘魯語、日語等。

    而不到四十歲,他便溘然長逝。

     盧丹的新任教區長身強體健,他極其熱切地渴盼将自己的床笫變成一處實驗室。

    像布夏爾一樣,格蘭第出身于一個令人尊敬的布爾喬亞家庭;像布夏爾一樣,他是在教會寄宿學校受到的教育;像布夏爾一樣,他聰明又博學,是一個熱情的人文主義者;像布夏爾一樣,他也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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