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證明這一點，克魯泡特金發展了他的&ldquo互助&rdquo理論，以展示無政府主義存在于自然法則中的科學基礎。
他認為，資本主義思想家歪曲了達爾文的命題。
自然界其實并非紅牙利爪，各種生物本能地以消耗他者為代價生存。
相反，它們是出于本能，通過&ldquo互助&rdquo來保存物種。
他舉的例證包括螞蟻、蜜蜂、野馬和牛&mdash&mdash它們會圍成圈以抵禦狼群的攻擊&mdash&mdash以及中世紀生活在鄉村公共農場的人們。
他特别佩服兔子，雖然沒有防禦的力量，也沒有什麼特别的能力，卻存活并繁衍。
兔子在他看來象征着柔者的耐久性，而柔者将承襲地土，正如過去的一位布道者所言[3]。
盡管克魯泡特金始終構想着資産階級世界的全面毀滅，資産階級卻忍不住要授予他榮耀。
他是如此傑出的學者&mdash&mdash而且還是個親王。
他拒絕了皇家地理學會的會員資格，因為學會接受皇室的贊助，但他還是受邀參加學會晚宴。
他在宴會上拒絕站起來加入主席提議的&ldquo為國王幹杯！&rdquo活動。
主席随即又站起來說：&ldquo克魯泡特金親王萬歲！&rdquo于是席上所有人起立，一同為他幹杯。
他在1901年訪問美國，在波士頓的洛威爾研究所做講座，受到當地知識精英的款待，風頭不輸芝加哥名媛波特·帕爾默（PotterPalmer）夫人。
《亞特蘭大月刊》請他寫回憶錄，他的書也由最體面的出版社發行。
《互助論》一書上市，就獲得《評論之評論》的褒獎：&ldquo一本健康、開朗、愉快的好書，讀了對人有好處。
&rdquo
除了克魯泡特金之外，無政府主義思想在法國最流行。
支持者形形色色，有的嚴肅，有的輕率。
他們的領導者是愛理塞·邵可侶和讓·格雷夫（JeanGrave）。
邵可侶一臉黑須，形容憂郁，有種拜占庭耶稣像式的陰郁之美。
他是這項運動的占蔔師，曾奮戰在公社的栅欄，向着監獄，前進在通往凡爾賽的血腥的路上。
他出身書香門第，除了作為地理學家的本職工作外，還年複一年著書闡發、宣講無政府主義系統，并在不同的時期分别與克魯泡特金和格雷夫合作，編輯無政府主義報刊。
他曾是布魯塞爾新大學（UniversitéNouvelleofBrussels）的地理系主任，據一位學生說，講台上的他有着&ldquo無法抗拒的吸引力&rdquo。
他從地球的形成講到人類的未來，&ldquo像盧梭一樣，毫不動搖地堅信，一旦從建立在暴力基礎上的社會污染中解脫，人類本性的善就會煥發光輝&rdquo。
格雷夫與之相反，出身工人階級。
曾做過鞋匠，也像蒲魯東一樣，當過排字工、印刷工。
他曾在19世紀80年代練習使用雷汞炸掉警察局，亦即法國國民議會的所在&mdash&mdash波旁宮。
他所著的《垂死的社會與無政府主義》在論證推翻政府上太有說服力了，還提供了許多陰險的建議，導緻他被收監兩年。
在獄中，他又寫了另一本《後革命社會》，在出獄後立即印刷、發行。
當局并沒有将這部空想作品視作危險的颠覆因素。
他于是在工人聚居的穆浮達街一間五層房子的閣樓上，編輯大部分是他自己創作的《反叛》，并用手搖印刷機排印。
與此同時，他還奮戰在他偉大的曆史作品《第三共和國的自由運動》上。
在一間隻有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做家具的小屋裡，他生活并工作着。
總是穿着法國工人的黑色長衫，被小冊子和報紙包圍着，&ldquo好像一個800年前忘了死掉的中世紀隐士&rdquo。
追随者們，也就是運動的主體，從沒有組成政黨，而是通過小的、局限在特定地區的俱樂部和團體進行活動。
幾個同志會在同伴中散發類似這樣的通知：&ldquo馬賽的無政府主義者将成立名為&lsquo複仇者和饑餓者&rsquo的團體，每周日在××處集合。
歡迎同志們攜可靠的朋友聆聽并參與讨論。
&rdquo不隻在巴黎，不少大城市甚至許多小鎮都有這一類團體，比如阿爾芒蒂耶爾的&ldquo不屈者&rdquo、裡爾的&ldquo苦差&rdquo、布盧瓦的&ldquo時刻準備着&rdquo、南特的&ldquo土地與獨立&rdquo、裡昂的&ldquo炸藥&rdquo、沙勒維爾的&ldquo反愛國者&rdquo。
它們有時聯合其他國家的團體，在一起開代表大會，比如1893年在芝加哥世界博覽會期間舉行的大會。
但他們并沒有組織起來，也沒有結成同盟。
無政府主義的火把&mdash&mdash恩裡科·馬拉泰斯塔是個意大利人，始終向世界各地有無政府主義團體的地方傳遞着火焰。
他比克魯泡特金小10歲，長得活像個和基督山伯爵交好的傳奇土匪。
實際上，他出身富裕的中産階級家庭，曾是個醫科學生，因為參與巴黎公社時期的學潮而被那不勒斯大學開除。
此後，他學了電工以謀生，加入了第一國際的意大利分支，站在巴枯甯一邊反對馬克思，在阿普利亞領導了一場流産的農民起義，進了監獄，後來流亡。
他試圖将比利時的1891年總罷工從其狹隘的目标&mdash&mdash成年男子選舉權上引開去，因為在無政府主義者的信條裡，選票隻不過是資産階級國家的又一個陷阱。
他因為類似的革命努力被一個又一個國家驅逐，甚至被判5年囚禁在監獄島蘭帕杜沙，但他在一次風暴中劃船逃走。
禁閉在意大利時，他又通過藏在一個标志着&ldquo縫紉機&rdquo的包裝箱中逃脫。
這個箱子裝在一艘開往阿根廷的船上，他指望去巴塔哥尼亞淘金，以資助他的事業。
金子還真被他找到了，可惜卻被阿根廷政府沒收。
馬拉泰斯塔不滿足于僅僅談論國家的滅亡，還始終緻力于促成滅亡的實踐行動。
這使得别人懷疑他偏離&ldquo純粹的&rdquo無政府主義，甚至走向馬克思主義。
他曾遭到槍擊，兇手是一名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屬于極端的反組織派（antiorganizzatori）。
無論幫助策劃的暴動有多少次胎死腹中，馬拉泰斯塔都從不氣餒，他總是剛被收監或剛剛出獄，就精神抖擻地從某個戲劇性潛逃行動或亡命的冒險中浮現，永遠是沒有家的浪人，甚至沒有自己的房間。
就像克魯泡特金所說，他每次出現&ldquo都和上次見面時一個樣，做好再戰鬥的準備，始終滿懷對人類的熱愛，哪怕是敵人或獄卒，他都不憎恨&rdquo。
自信正是這些領袖們的突出特點。
他們堅信無政府主義會因為正義赢來勝利，資本主義體系會因為堕落而走向滅亡。
在19世紀走向終點之際，他們感受到資本主義神秘的死期。
&ldquo所有人都在等待新秩序的誕生，&rdquo邵可侶寫道，&ldquo這個見證了許多重大科學發現的世紀一定會在離開之前留給我們更重要的戰利品。
恨了這麼久，我們渴望互相關愛，也因為如此，我們是私人财産的敵人、法律的鄙視者。
&rdquo
克魯泡特金以慈愛的眼光觀察周遭的世界，發現随處都有令人鼓舞的迹象。
比如，免費博物館、圖書館和公園的不斷增多在他看來是走向無政府主義的表現，最終所有私人财産都會變成公用财産。
收費公路和橋梁不是正在免費嗎？城市不正免費提供水和路燈嗎？這些都是無政府主義理論的證據，将來的社會不再受政府管制，人們會因為各種&ldquo自由組合&rdquo走到一起。
他認為，國際紅十字會、工會甚至船主和鐵路的卡特爾（在别處被另一種不太一樣的美國改革者貶斥為&ldquo托拉斯&rdquo）等都是&ldquo自由組合&rdquo的表現。
在克魯泡特金、馬拉泰斯塔、讓·格雷夫和邵可侶等人的努力下，無政府主義在世紀末達到了&ldquo閃亮而莊嚴的道德高度&rdquo，用他們自己人的話說。
但這一成就的代價是與現實的明顯脫節。
這些人也都因為自己的信念不止一次被關進監獄。
克魯泡特金就曾因為在監獄裡患上壞血病而牙齒脫落。
他們并非生活在象牙塔裡，雖然他們的頭腦長在那裡。
他們之所以能描繪出萬界和諧的藍圖，是因為忽略了人類行為的證據和曆史的證言。
他們對革命的堅持直接紮根于對人類的信念，他們相信，隻要一個鮮明的例子、一場猛烈的打擊，就能推動人們進入黃金時代。
他們大聲宣告自己的信念。
後果往往是緻命的。
無政府主義暴力的新時代從法國開啟，剛好在法國大革命百年紀念之後。
炸彈、匕首和槍擊的統治持續兩年，被殺的有偉人，也有普通民衆，财物遭毀、人心惶惶，恐怖的氣氛在蔓延，接着又漸漸平息。
1892年，打響信号槍的是一個名叫拉瓦尚爾（Ravachol）的人。
他似乎&ldquo呼吸着反叛和仇恨&rdquo。
他的所作所為，和接下去幾乎所有的行動一樣，是為了給因為國家而受苦的同志們複仇。
此前1891年的勞動節，在巴黎近郊的工人聚居地克裡西，工人們在無政府主義者的帶領下，舉着寫有革命标語的紅旗遊行，遭遇了騎警的攻擊。
混戰中，五名警察輕傷，三名無政府主義領導者重傷。
這三人被拉到警察局，在還流着血、沒有治傷的情況下，遭到了兩隊警察的毒打，警察拳腳兼施，還用槍托擊打。
審判庭上，檢察官布洛（Bulot）稱，這三人中的一個在騷亂前一天曾号召工人們武裝起來，并告訴他們：&ldquo要是狗一樣的警察來了，誰也别害怕，就像殺狗一樣把他們殺掉！打倒政府！革命萬歲！&rdquo布洛憑此要求判處三人死刑，而此事件中并沒有人緻死，如果他沒有做出這麼不合理的要求就好了。
這正是一連串爆炸事件的起因。
當時審理此案的本努瓦法官（M.Benoist）宣判其中一人無罪，一人2到5年徒刑，另一人3年徒刑。
這是當時類似情況所允許的最大處罰力度。
審判過去6個月後，本努瓦法官在聖日耳曼大道的家被炸彈炸飛。
兩周後，5月27日，又一枚炸彈炸飛入了布洛的家，他是克裡西街事件的檢察官。
警察在兩次爆炸之間向公衆傳閱了疑犯的描述，這是一個身材單薄但肌肉發達的年輕人，20多歲，面色泛黃，顴骨突出，頭發棕色，有胡子，看起來身體不太好，左手拇指和食指間有疤痕。
在第二次爆炸的當天，有上述外貌特征的男子在瑪贊達大道上的維裡餐廳吃晚飯。
席間，他口若懸河地和一位叫雷洛的服務員談論爆炸的事，而當時這個街區的人還不知道爆炸已經發生。
他也發表了反軍國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言論。
雷洛覺得此人有點兒奇怪，但什麼都沒做。
兩天後，此人又來到這家餐廳，雷洛注意到了傷疤，于是叫來了警察。
當他們趕來逮捕這個纖細的年輕人時，他突然變得像巨人一樣充滿瘋狂的力量，上來了10個人，經過一場殊死搏鬥才将其制服，押送至監獄。
此人正是拉瓦尚爾。
他跟母親姓，而不喜歡父親的姓氏克裡格斯坦，因為他的父親抛棄了妻子和四個孩子，使他在8歲的時候就成了家裡的經濟支柱。
他在18歲讀了尤金·蘇（EugèneSue）的《流浪的猶太人》，從而失去宗教信仰，轉投無政府主義，參加他們的集會，結果因此被解雇，連同他的弟弟一起，失去了染工助手的工作。
與此同時，他的妹妹死了，姐姐生了一個私生子。
盡管拉瓦尚爾找到了其他的工作，收入卻不足以使家庭脫離苦難。
因此，他開始有原則地以非法活動補貼家用，還因此獲得強烈的自豪感。
搶劫富人的錢财是窮人&ldquo為了擺脫野獸一樣的生活&rdquo所應有的權利，他在監獄裡說過：&ldquo因為饑餓而死去是怯懦而恥辱的。
我甯願做賊、造假币、殺人。
&rdquo實際上這些事他都做過，甚至還盜過墓。
他在1892年4月26日的審判上表示，他的動機是為克裡西的無政府主義者報仇，他們遭到警察的毆打，&ldquo甚至都沒有水清洗傷口&rdquo，而布洛和本努瓦還判處了他們最重的刑罰，雖然陪審團建議了最輕的。
他态度堅決，眼中閃爍着内心充滿信念的人所特有的敏銳光芒。
&ldquo我的目的是制造恐怖，以強迫社會關注那些受苦的人。
&rdquo他說道。
幾卷書的内容被他濃縮成了一句話。
報紙将他描述成陰險狡詐、殘暴和擁有&ldquo巨大力量&rdquo的人物，目擊者證實他曾捐錢給在獄中的克裡西無政府主義者之一的妻子，并給她的孩子買衣服。
一天的審判之後，他被判處終身監禁和苦役。
但拉瓦尚爾事件才剛剛開始。
與此同時，那個叫雷諾的服務員繪聲繪色地向客人和記者講述傷疤&mdash&mdash辨識&mdash&mdash逮捕的故事，他也因為這件英勇的作為而臭名遠揚。
結果，一位不知名的複仇者在維裡餐廳投了一顆炸彈，炸死的不是雷諾，卻是他的姐夫維裡先生&mdash&mdash這家店的老闆。
無政府主義刊物《悠閑老爹》（LePèrePeinard）用殘忍的雙關語&ldquo證實&rdquo（vérification）[4]為這一複仇行為喝彩。
但是這會兒警察已經發現了拉瓦尚爾的一系列罪行。
包括從屍體上偷盜珠寶、謀殺一個92歲的吝啬鬼和他的管家，後來又謀殺了兩個開五金店的老妪&mdash&mdash她們從他身上賺過40蘇錢，以及另一個沒從他身上賺過任何錢的店主。
&ldquo看見這隻手了嗎？它殺過的資産階級有它的手指那麼多。
&rdquo有人曾引用過拉瓦尚爾的這番話。
其間，他又平靜地生活在寓所，教房東的女兒識字。
6月21日的審判在維裡飯店複仇炸彈所引發的恐怖氣氛中開始。
所有人都猜測巴黎司法宮會被炸飛，司法宮被軍隊包圍，每個入口都有警戒，陪審員、法官和律師們在警察的護衛下進入法庭。
聽到死刑宣判時，拉瓦尚爾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ldquo無政府主義理念&rdquo，并預見性地補充說：&ldquo我知道會有人替我複仇的。
&rdquo
面對這樣一個不同尋常的人物&mdash&mdash既是窮兇極惡的罪犯，又保護不幸的人，并為他們複仇&mdash&mdash無政府主義報刊出現了分歧。
克魯泡特金在《革命》上否認拉瓦尚爾是&ldquo真正可信的&rdquo革命者，而是&ldquo輕歌劇（opérabouffe）的變種&rdquo。
其行動，他寫道：&ldquo不是腳踏實地的日常準備工作，那些工作很少有人看見，卻對革命至關重要。
拉瓦尚爾這種人是完成不了這樣的工作的。
他們是資産階級的産物，就讓他們随着資産階級而去吧。
&rdquo馬拉泰斯塔同樣在文藝無政府主義期刊《戶外》（l&rsquoEnDehors）上否定了拉瓦尚爾的做法。
問題在于，拉瓦尚爾差不多屬于但又不完全是自我無政府主義者（EgoAnarchists），這個派别有嚴肅的理論家一人&mdash&mdash德國的麥克斯·施蒂納（MaxStirner），培育自我的（cultedemoi）追随者上百。
他們嚴厲鄙視所有資産階級和社會約束，承認個人&ldquo無政府主義地生活&rdquo的權利，這包括應一時之需的入室盜竊及其他犯罪。
他們關注的是自己，而不是革命。
這些&ldquo迷你波吉亞&rdquo的放縱行動經常是打着無政府主義的旗号，以同警察的槍戰結束。
公衆對此又怕又恨，他們無法區分偏離常規的變體與真正的無政府主義。
而這兩者的特點拉瓦尚爾都有。
對于他所在的受壓迫階級，他确實有一絲真誠的憐憫與同情，以至于一份無政府主義報紙将其比作耶稣。
7月11日，平靜而毫無悔意的拉瓦尚爾走向了斷頭台，臨行前高呼&ldquo無政府主義萬歲！&rdquo于是，事情一下子清楚了。
一夜之間他成了無政府主義的殉道者，下層社會的英雄。
《革命》雜志也推翻了先前的說法，宣告&ldquo會有人替他複仇&rdquo！在正在展開的複仇循環上添上一筆。
《戶外》為與拉瓦尚爾一同接受審判的共犯的子女開展募捐活動，捐贈者包括畫家卡米爾·畢沙羅（CamillePissarro）、劇作家特裡斯坦·伯納德（TristanBernard）、比利時社會主義者兼詩人埃米爾·範哈倫（EmileVerhaeren），以及即将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扮演角色的伯納德·拉紮爾（BernardLazare）。
拉瓦尚爾還成為一個動詞（ravacholiser），表示&ldquo徹底摧毀敵人&rdquo。
一首叫&ldquo拉瓦尚爾&rdquo的歌也在街頭流行，用了革命歌曲《卡曼紐勒》（LaCarmagnole）的旋律，副歌的歌詞是：
這一天會來，
這一天會來，
資産階級都會被炸開。
拉瓦尚爾的意義不在于他的炸彈，而在于那場死刑的表演。
與此同時，暴力事件在大西洋兩岸接連噴發。
無政府主義對待性問題也和其他問題一樣，是反對政府的。
它也不乏風流韻事，其中一場将會在美國引起爆炸效應的事件此刻正在紐約醞釀。
它的開端是1890年為幹草市場烈士舉行的紀念會。
在會上發言的是德國流亡者約翰·莫斯特（JohannMost），他面孔扭曲，身體殘疾，是紐約的無政府雜志《自由》（Freiheit）的編輯。
童年時一場意外後沒人照料，使他的臉落下殘疾。
青年時代遭人嘲笑，孤獨度日，四處流浪，有時挨餓，有時打零工，這些都是社會仇恨的自然誘餌。
這種仇恨在莫斯特身上像海藻一樣瘋狂生長。
他在德國習得圖書裝訂的工藝，為革命報刊撰寫怒氣沖沖的文章，甚至在19世紀70年代進入國會擔任過一期副職。
他因為煽動革命而被放逐，一開始流亡英國，并在那裡成為一名無政府主義者，自辦了一份情緒激昂的雜志，發文熱烈祝賀1881年亞曆山大二世被殺事件，導緻他被監禁18個月。
在他還在監獄服刑時，弗雷德裡克·卡文迪什爵士被愛爾蘭造反派刺殺于都柏林，他的同志們同樣熱烈歡呼。
這回，好脾氣的英國人也被惹惱了，《自由》被查禁。
于是，莫斯特出獄後，帶着他的報紙和熱情來到了美國。
《自由》的煽動與殘暴絲毫沒有減弱，在某位讀者看來似乎是&ldquo噴射着嘲弄、蔑視和反抗火焰的岩漿&hellip&hellip散發的仇恨令人透不過氣&rdquo。
在澤西城的一家炸藥廠秘密工作了一段時間後，莫斯特出版了一份關于炸彈制造的手冊，并在《自由》上肆無忌憚地詳細講述了黃色炸藥和硝化甘油基炸藥的使用方法。
他的目的和他的仇恨一樣是普遍化的，目标是通過&ldquo不留情面的&rdquo革命行動消滅&ldquo現有的階級統治&rdquo。
莫斯特對8小時工作制不感興趣，稱其為&ldquo該死的東西&rdquo，他認為8小時工作制即便實現也隻能令勞動者的視線從真正的問題上&mdash&mdash反抗資本主義，建立新社會&mdash&mdash轉移。
1890年莫斯特44歲，中等身材，灰白茂密的頭發覆蓋在一個大大的頭上，臉的下半部分因為移位的下巴而扭曲向左側。
他是個嚴厲而憤世嫉俗的人，而他在紀念大會上的演講又是那麼雄辯而激情四射，那令人厭惡的面孔已被忘卻。
一位女觀衆認為他的藍眼睛富有同情心，而且他似乎同時&ldquo洋溢着仇恨與愛&rdquo。
在場的一位叫艾瑪·戈德曼（EmmaGoldman）的人進入了忘我的境界。
她是剛從俄國移民到美國的猶太人，21歲，個性反叛，天生很容易激動。
她當晚的同伴是亞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Berkman），和她一樣也是俄國猶太移民，在美國生活了不到3年。
俄國的迫害和美國的貧窮使這兩個年輕人革命激情高昂。
無政府主義成為他們的信條。
艾瑪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廠縫紉，每天10.5個小時，一周賺2.5美元，而她每月的房租就要花去3美元。
伯克曼家境要好一些，在俄國的時候還能雇得起傭人，送他去預科學校念書。
但這個家庭突然遭遇了經濟上的困難，他最喜愛的叔叔因為革命情緒而被警察逮捕，再也沒有出現。
而薩沙（亞曆山大）也因為寫了一篇有虛無主義色彩的文藝作品而被學校開除。
他現在已經20歲了，有&ldquo巨人般的頸項和胸膛&rdquo，前額突出，顯得很好學，眼神聰慧，表情嚴肅。
莫斯特關于殉道者的演說&ldquo充滿張力和可怕的刺激&rdquo，艾瑪便在薩沙的臂膀尋找&ldquo寬慰&rdquo。
她的熱情後來又把她引導向莫斯特的臂膀。
這場安排的張力與任何資産階級三角戀都沒什麼不同。
1892年夏，賓夕法尼亞州荷姆斯泰德，鋼鐵工人的工會正在罷工，以抗議卡内基鋼鐵公司減工資。
這次減工資的目的就是打敗工會，為了這場戰鬥，公司建造了一圈軍用栅欄，上有倒鈎電網，計劃在罷工期間，通過平克爾頓職業介紹所再招聘300名工人，維持工廠的運作。
此時的安德魯·卡内基已經成了慈善家，他因此慎重地撤到蘇格蘭的一條盛産三文魚的河流邊度夏。
同工會戰鬥的任務便轉交給了亨利·克雷·弗雷克（HenryClayFrick）。
沒有人比他更有能力，也更願意接這個活。
他43歲，特别帥氣，顔色很深的唇髭與短胡子融合。
此人謙恭有禮，眼神有時會突然變得&ldquo非常冷酷無情&rdquo。
他出身于賓州的大戶人家，習慣穿顯眼的深藍色小細條西服，從不佩戴首飾。
有一回匹茲堡的《領袖》報刊登了他的漫畫，他很不愉快地告訴秘書：&ldquo這不行，這絕對不行。
查查是誰的報紙，把它買下來。
&rdquo
弗雷克新招聘的工人将在6月5日被帶進工廠。
他們乘坐着武裝護衛的駁船穿越蒙諾葛海拉河，快要上岸時，遇到了罷工工人的襲擊。
後者的武器是自制的大炮、步槍、火藥和沸騰的油。
一天激烈的戰鬥過後，10人被殺，70人受傷，最後，流血的工人們取得了勝利，把從平克爾頓雇用來的人攆出了廠。
賓州州長派來8000民兵參加戰鬥，震撼了整個美國。
被煙霧、死亡和喧嘩包圍的弗雷克發出了最後通牒，他拒絕和工會交涉，不讓工人參加工會，解聘任何繼續罷工的工人，并将其從家中驅逐。
&ldquo荷姆斯泰德！我必須去荷姆斯泰德！&rdquo伯克曼在那個難忘的夜晚叫道，艾瑪拿着報紙沖進屋。
他們覺得，那一刻是&ldquo行動的緊要關頭&hellip&hellip全國都反對弗雷克，這時候打他一拳，整個世界都會注意到我們的事業&rdquo。
罷工的工人們不僅是為他們自己，還是&ldquo為了所有時代，為了自由的生活，為了無政府主義&rdquo&mdash&mdash盡管他們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正因為他們僅僅是&ldquo盲目地反抗&rdquo，伯克曼感到重任在肩，他需要&ldquo啟發&rdquo工人鬥争，給予他們&ldquo無政府主義的偉大願景，僅靠這個，對現狀不滿的人們就會充滿革命的意願&rdquo。
除掉一個壓迫者不僅無可非議而且還是&ldquo自由的作為，給予受壓迫者生命和機會&rdquo。
為這一事業犧牲是&ldquo每個真正的革命者最高的責任與考驗&rdquo。
伯格曼登上去匹茲堡的列車，決心殺掉弗雷克，并努力活下來，直到&ldquo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rdquo為止。
然後，在監獄裡，他将&ldquo像林格一樣死在自己的手上&rdquo。
6月23日，他自行來到弗雷克的辦公室，以&ldquo某紐約職業介紹所代理人&rdquo的身份被允許進去。
當時弗雷德正和他的副總約翰·利什曼（JohnLeishman）開會。
伯克曼走進來，拿出左輪手槍開火了。
他打中了弗雷克頸部的左邊，接着又開一槍打中了右邊，在他開第三槍時，手臂已經被利什曼扣住了，所以完全射偏了。
流着血的弗雷克向伯克曼沖過去，利什曼也上來打他。
他倒在地上，也把弗雷克和利什曼拉下來，三人糾纏着。
伯克曼抽出一隻手，設法從口袋裡取出一把匕首，在弗雷克的兩脅和腿上連刺了七刀。
直到這個時候，副治安官和其他人才沖進辦公室。
&ldquo我要看他的臉。
&rdquo弗雷克小聲說。
他自己臉色蒼白，胡須和衣服上血迹斑斑。
治安官把伯克曼的頭發往後一拉，于是弗雷克和他的襲擊者四目相對。
到了警察局，人們從伯克曼的身上（有人說是嘴裡）發現了兩管雷酸汞，正是林格用于自殺式爆炸的東西。
結果，弗雷克活了下來，罷工被民兵鎮壓，而伯克曼在監獄中待了16年。
這一切吓得整個美國喘不過氣。
但無政府主義小圈子裡的動靜比公衆的震撼更甚。
8月27日，暴力歌頌者約翰·莫斯特竟背叛了他的過去，在《自由》上斥責伯克曼的刺殺行動。
他說，恐怖主義行動的價值被高估了，在一個缺乏無産階級意識的國家裡，這樣的行動無法動員起義。
對于無政府主義者眼中的英雄伯克曼，莫斯特則表示鄙視。
當他在一次集會中再次發表以上觀點時，觀衆席上一位複仇女神氣憤填膺地站了起來，正是艾瑪·戈德曼。
她以馬鞭為武器，跳上講台，鞭子落在了她曾經的情人&mdash&mdash莫斯特的臉上、身上。
這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