醜聞影響巨大。
毫無疑問，私人感情是莫斯特以及她的行為的動因之一。
莫斯特有可能是學着克魯泡特金和馬拉泰斯塔，他們在拉瓦尚爾事件中已經開始懷疑暴力的價值。
但是熱誠的伯克曼和拉瓦尚爾不一樣，他在愛情和革命運動上都是莫斯特的競争對手，還更年輕，這當然令莫斯特又氣又恨，于是他暴躁地攻擊一位願意為無政府主義行動犧牲的同志。
這個令人震驚的背叛對美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打擊甚大，此後無政府主義再也沒從中恢複。
但是，公衆卻并沒有受到影響。
他們隻知道無政府主義的打擊，或者攻擊，用法國人的話來說。
它的深處蘊藏着破壞性的力量，公衆對此很是害怕，每一次攻擊使恐懼進一步加深。
在荷姆斯泰德事件的次年，恐懼爆發了，因為剩下的三位因為幹草市場事件關押的犯人被伊利諾伊州州長約翰·P·奧爾特蓋爾德（JohnP.Altgeld）赦免了。
這位州長性格怪異、嚴厲而熱情，出生3個月就被人從德國抱到美國，度過艱辛的童年，從事過體力勞動。
他16歲參加内戰，學過法律，當過州檢察官、法官直到成為州長，此外還做房地産生意發過财，幾乎是個瘋狂的自由派。
他保證過，一旦取得權力，就會糾正那場軍事法庭式的不公正判決。
他這麼做也和他與加裡法官的私人恩怨不無關系。
他在選舉中獲勝，當上州長之後，就立即啟動了對審訊記錄的研究，并在1893年6月26日發布赦免令以及一份1.8萬字的文件，陳述原判決的不合法。
他表明，陪審團成員已被買通，被&ldquo指定去宣判有罪&rdquo，法官對被告持有偏見，不願意進行公平的審判，而州檢察官已指出，至少其中一位被告的罪名是不成立的。
這些事實在此前并非無人知曉，在判罪與絞刑之間的年月裡，許多因為死刑判決而心神不安的芝加哥知名人士已經在私下裡為赦免而奔走。
實際上，那三位還活着的人就是因為他們的努力才獲得減刑的。
但是，當奧爾特蓋爾德将法律的&ldquo惡魔之角&rdquo曝光時，卻撼動了公衆對社會的根本性制度的信心。
如果他是出于純粹的寬仁而赦免無政府主義者，人們就不會這麼激動了。
但事實如此，他受到了報刊雜志、講壇牧師以及各行各業重要人士的公開指責。
多倫多的《刀報》說他鼓勵&ldquo推翻文明&rdquo的行為。
紐約《太陽報》更加氣憤，用詩歌來諷刺他：
荒涼的芝加哥啊&hellip&hellip
舉起你虛弱而有罪的手
國家成殘骸
高塔在崩壞
寫下奧爾特蓋爾德
在你的城門！
奧爾特蓋爾德在換屆選舉中落敗。
盡管除了這次赦免外還有别的原因，他在1902年55歲去世前再沒能擔任公職。
以上事件正在展開之際，炸彈時代在西班牙爆發。
它在那裡，相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來得更猛烈、更狂野、更過分，時間也更長。
西班牙是國家中的亡命之徒，看待生命有一種悲劇感。
它的山巒是裸露的，它高聳的大教堂愁雲慘淡，它的河流在夏天幹涸，它偉大的國王中有一個生前就住在陵墓裡。
它的國家運動不是遊戲而是一場血流成河的危險儀式。
被廢除的女王伊莎貝拉二世曾概括過西班牙的特殊品質。
她在1890年訪問首都時寫信給女兒：&ldquo悲傷的馬德裡啊，一切都格外異乎尋常。
&rdquo
在馬克思和巴枯甯為争取工人運動控制權的鬥争中，最終獲勝的是無政府主義，這種情況出現在西班牙是非常自然的。
然而，在一切都更嚴肅認真的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組織起來，根深蒂固，一直影響到現代。
西班牙和俄國一樣像個汽鍋，革命元素不斷沸騰，沖撞着鍋蓋的緊緊壓迫。
教會、地主、憲兵（GuardiaCivil）都在把鍋蓋往下壓。
盡管西班牙有國會和民主進程的門面，工人階級其實并不像在法國和英國那樣，擁有發起改革和變化的法律途徑。
所以，無政府主義的感染力，以及它爆炸性的做法更受歡迎。
但和&ldquo純粹的&rdquo無政府主義不同，西班牙的形式更為集體化，因為必須如此。
壓迫太重，個人行動是沒有希望的。
1892年1月發生了一場大爆炸，就像克裡西勞動節事件一樣，開啟了一輪恐怖的報複襲擊。
平均地權者的起義是南方特有的，那裡農莊龐大，地主卻遠在他鄉，耕種土地的農民辛苦一天隻能賺到買面包的錢。
他們中的400人揭竿而起，以幹草叉、鐮刀和能找得到的槍械為武器，行軍到安達盧西亞的赫雷斯德拉弗龍特拉（JerezdelaFrontera）村。
此行的目的是為了解救5位同志，他們因為涉嫌謀劃10年前的一場工人事件而被判處終身監禁，在監獄裡還要戴着鐐铐。
叛亂很快被軍隊鎮壓，指揮者中的4位被判處絞喉刑。
這是一種西班牙特有的行刑方式，行刑人站在受害者身後，拿着一種木制的手柄，手柄間有一條頭巾，轉動手柄就能把反綁在柱子上的犯人勒死。
其中一位叫薩蘇埃拉（Zarzuela）的犯人臨死前号召人們&ldquo為我們複仇&rdquo。
馬丁内斯·德·坎普斯（MartínezdeCampos）将軍是西班牙政府的堡壘。
他手段強硬，在1874年複辟了君主制。
此後又打敗了觊觎王位的卡利斯特派，鎮壓了古巴早期的暴動，并擔任首相和戰争大臣。
1893年9月24日，他在巴塞羅那參加閱兵式。
站在人群前排的有個叫帕拉斯（Pallas）的無政府主義者，曾在阿根廷和馬拉泰斯塔一起&mdash&mdash就是這個人，連扔了兩枚炸彈，殺死了将軍的馬、一名士兵和五個無辜的旁觀者。
但他想要殺的人卻奇迹般地活了下來&mdash&mdash将軍被摔在了馬下，隻受了輕傷。
帕拉斯驕傲地供認，他曾計劃殺掉将軍和&ldquo他的所有陪同人員&rdquo。
他在軍事法庭上被判處死刑時喊道：&ldquo很好！會有無數人繼續我們的事業。
&rdquo他被允許同他的孩子告别，但是出于某種野蠻的原因，不能與妻子和母親告别。
對他的判決是：背對行刑隊，被射殺，這又是另一種西班牙式懲罰。
他臨死時重複了安達盧西亞的呼喊：&ldquo複仇是可怕的！&rdquo
複仇在幾個星期内就來了，仍然發生在加泰羅尼亞的首府[5]；就死亡人數而言，是最緻命的一次無政府主義襲擊。
1893年11月8日，差不多是幹草市場的紀念日。
這一天也是利休劇場（TeatroLyceo）歌劇季的開幕日，衣着華麗的觀衆們正在聽《威廉·退爾》。
這部關于反抗暴君的歌劇才唱到一半，兩枚炸彈就從樓座上扔了下來。
其中一枚引爆了，一下就炸死了15個人，另一枚尚未爆炸，但随時可能爆炸。
一場&ldquo充滿恐懼和絕望&rdquo的喧嚣開始了，到處是尖叫和咒罵聲，人們争相跑向出口，&ldquo為了逃離現場，不論什麼年齡和性别，都好像野獸&rdquo。
後來，受傷的人被擡了出來，華服被扯爛，刷了漿的白襯衫上濺着血，聚集在劇院外的人群&ldquo把無政府主義者和警察都罵了個遍&rdquo，一位記者這麼寫道。
此後還有7人重傷不治死亡，最終22人死亡，50人受傷。
政府的應對措施也同樣兇猛。
所有已知的對社會不滿者的俱樂部、家庭、集會場所都遭到了警察的搜查。
成百上千個人被抓捕，扔進了蒙就伊克（Montjuich）的地牢。
這座重兵把守的牢獄處在海拔700英尺（約210米）的山上，看守着港口和巴塞羅那這座長期叛逆的城市，做好鎮壓一切叛變的準備。
牢房已經人滿為患，新來的犯人不得不暫時被铐在停泊其下的軍艦上。
因為這一次沒有人站出來承認自己殺掉了這麼多人，殘酷的拷問開始了。
犯人被烙鐵燙傷，在鞭打下不停地走上30、40甚至50個小時。
除此之外還有西班牙特有的一些其他的刑罰，不愧是裁判異端的國度[6]。
憑借這種拷問所獲取的情報，警察在1894年1月逮捕了一個名叫桑迪亞哥·薩爾瓦多（SantiagoSalvador）的無政府主義者，他承認歌劇院事件是為了給帕拉斯複仇。
被逮捕之後，他的同伴&mdash&mdash巴塞羅那的無政府主義者又實施了一起爆炸事件，殺死了兩名無辜的民衆。
政府的答複是判處6名在監獄的酷刑下招供者死刑。
至于分别用手槍和毒藥兩次自殺未遂的薩爾瓦多，則在7月單獨審判，于11月被處死。
西班牙歌劇院的恐怖事件震撼了所有權力機構。
甚至英國政府也開始思考，準許無政府主義者自由公開宣傳的做法是否合适。
當三天之後，無政府主義者準備召開傳統的幹草市場烈士紀念會時，議員開始質疑自由黨内政部部長阿斯奎斯的做法，因為他提前同意了該集會的請求。
阿斯奎斯聳了聳肩，覺得此事不值得理會，但卻遭到了反對黨貝爾福先生的&ldquo打壓&rdquo，一位記者這麼說。
貝爾福以他懶洋洋的方式指出，扔炸彈的權利不是什麼懸而未決的問題，需要在公共集會上讨論。
社會組織差也不是站得住腳的理由。
也許是被貝爾福的話說服，也許是西班牙死亡事件令他猶疑，總之阿斯奎斯收回了原先的話，在幾天之後宣布：因為&ldquo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傳播會威脅社會秩序&rdquo，任何無政府主義公開會議都不會被批準。
此時倫敦的無政府主義者主要是集中在&ldquo自主&rdquo（Autonomie）俱樂部的俄國人、波蘭人、意大利人等流亡者，還有另一個無政府團體，由生活和工作在東區的猶太人組成，他們貧窮而絕望，出版一份意第緒語報紙《工人之友》（DerArbeiter-Fraint），聚集在白教堂一家名叫&ldquo國際&rdquo的酒吧。
而英國的工人階級對此不怎麼感興趣，個人的暴力行為還是對于斯拉夫人和拉丁人而言更自然些。
但偶爾還是有像威廉·莫裡斯（WilliamMorris）那樣充當火炬手的知識分子，但他主要的興趣還是自己的烏托邦想象，而且80年代影響力就不如以前了。
他創立、編輯的《公益》（Commonweal）雜志的領導權也輸給了更好鬥、更平民化且更正統的無政府主義者。
雜志《自由》（Freedom）是另一個團體的宣傳工具，他們的精神領袖是克魯泡特金。
還有一份雜志叫《火炬》（TheTorch）&mdash&mdash威廉·羅塞蒂[7]的兩個女兒擔任編輯&mdash&mdash傳播的是馬拉泰斯塔、福勒，及其他法國和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的聲音。
1891年，《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靈魂》一文發表，一位奇異的新成員像華美的蝴蝶一樣點燃了無政府主義運動，随即又飛走了。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奧斯卡·王爾德。
他被克魯泡特金的人格深深地感動，在一個&ldquo權威和壓迫絕對不存在&rdquo的社會裡看到了藝術家的自由。
與文章的題目相左，王爾德其實是反對社會主義的，理由和任何一位傳統的無政府主義者一樣&mdash&mdash因為它&ldquo崇尚權力&rdquo。
如果政府和經濟權力結合，&ldquo如果簡而言之，我們将迎來工業專制，那麼人類最後的狀況會比最初更慘&rdquo。
王爾德的想象是基于個人主義的社會主義，它解放了人類的個性，藝術家終能顯示出自身的價值。
其間，法國的襲擊事件還在繼續。
1892年11月8日，在反抗卡莫礦業公司的罷工過程中，有人在該公司位于巴黎歌劇大道的辦公室投了一枚炸彈。
門衛及時發現了炸彈，把它擡到公司的街旁，接着由一位警察小心地運送到最近的好孩子街（RuedesBonsEnfants）分局。
就在警察運送的過程中，炸彈爆炸了，破壞極大，其他5名在場的警察同時遇難。
他們被炸得粉碎，碎裂的牆壁和窗戶上血肉四濺，手臂和腿的斷塊到處都是。
警察的懷疑集中在了埃米爾·亨利（EmileHenry）身上，他的哥哥是著名的激進演說家福都納·亨利（FortunéHenry），在巴黎公社中被判死刑後逃亡西班牙。
但是當人們排查埃米爾·亨利當天的行動時，卻發現他不可能在恰當的時機出現在歌劇大道，所以暫時沒有拘捕他。
警察局爆炸事件令巴黎陷入恐慌，誰也不知道下一個炸彈會出現在哪裡。
因為大多數巴黎人住公寓，鄰居中任何與警察、法律有關系的人都被視作禍患，甚至房東還會請他搬出去。
一位英國遊客寫道，整個城市因為恐懼而&ldquo完全癱瘓&rdquo。
上層階級&ldquo再一次重溫公社時代。
不敢去戲院、餐館，去和平街的時尚商店購物，或者趕車經過博伊斯，因為他們懷疑那兒的每一棵樹後都藏着無政府主義者&rdquo。
可怕的流言紛紛：無政府主義者在教堂埋下地雷，往城市蓄水池傾倒氰酸，藏在出租馬車的座位下，随時準備跳出來搶劫乘客。
郊外聚集着待命的軍隊，遊客逃離了城市，旅館空空，公交車也沒有乘客，戲院和博物館被封鎖。
不管怎樣，當時的事态也惹得民怨叢生。
共和國剛從布朗熱政變（Boulangercoupd&rsquoétat）中幸免，還沒有喘過氣的當口，又因為在巴拿馬貪污醜聞中的關聯而蒙羞。
1890&mdash1892年法國國會每天都不斷發現與巴拿馬财政有關的貸款、賄賂、非法基金，及兜售政治影響力的現象，以至于最後據說104位議員都牽涉其中，甚至喬治·克列孟梭（GeorgesClemenceau）也因此遭到诋毀，失去了國會席位。
當國家的威望陷入低谷，無政府主義就相應地蓬勃起來。
知識分子對它眉來眼去。
大多數人心中都埋藏着對政府的憎恨，而此時某些人的憎恨快要爆發了。
好比胖子心中總有個瘦子鬧着要沖出去，即便是有身份的人心裡也藏着個小小的無政府主義者。
而這個小人的哭喊聲在90年代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們中則更常聽聞。
因為寫作才華而多次擔任公職的作家莫裡斯·巴雷斯（MauriceBarrès）在《法律的敵人》（l&rsquoEnnemidesLois）和《自由的人》（UnHommeLibre）中大唱無政府主義哲學的頌歌。
詩人駱朗·泰安德（LaurentTailhade）将無政府主義社會吹捧為&ldquo神賜的時光&rdquo，使貴族成為知識分子，&ldquo普通人親吻詩人的腳印&rdquo。
文學上的無政府主義響應了馬拉美、瓦萊裡等人的象征主義。
作家奧克塔夫·米爾博（OctaveMirbeau）因為害怕權威，也被無政府主義吸引。
他憎恨所有穿制服的人：警察、職業軍官、信差、門房、仆人。
據他的朋友萊昂·都德（LéonDaudet）說，他視房東為變态，部長為小偷，律師和金融家令他嘔吐，他容忍的隻有小孩、乞丐、狗、某些畫家以及非常年輕的女人。
&ldquo他堅定地相信，這世上無須任何痛苦。
而使他暴怒的東西卻始終存在。
&rdquo一位朋友說道。
在畫家之中，畢沙羅為《悠閑老爹》雜志畫畫，幾位卓越而野蠻的巴黎插畫家（包括泰奧菲·史丹林）在内，在無政府主義雜志中抒發對社會不公的反感。
有時法國總統身穿髒兮兮的睡衣，出現在諷刺漫畫上，以至于報刊次日無法刊印。
這些短命的雜志、公報有不少，名字諸如《無政府主義者》《初陽》《黑旗》《人民公敵》《群衆的呼聲》《火炬》《鞭子》《新人類》《堅不可摧》《極端革命》《土地與自由》《複仇》等。
自稱為&ldquo反愛國者同盟&rdquo或&ldquo自由意志者&rdquo的團隊在陰暗的過道開會，成員們在座椅上表達對國家的蔑視，讨論革命，但從不組織起來，從不隸屬于什麼機構，不承認任何領導，不做出任何計劃，不服從任何指揮。
對于他們來說，國家在拉瓦尚爾事件中的恐慌，在巴拿馬事件中的腐敗，表明它已經搖搖欲墜。
1893年3月，一個叫奧古斯特·瓦揚（AugustVaillant）的32歲男人從阿根廷回到巴黎。
他想去新世界建立一番新生活，卻失敗而歸。
他是一個私生子，母親懷胎十月後和不是他父親的人結婚，而此人拒認這個小孩，把他送出去寄養。
12歲時，這個孩子隻身在巴黎，無依無靠，以零活、小偷小摸和乞讨為生。
不知怎麼的，他上了學，找到白領工作，曾一時編輯短命的周刊《社會主義聯盟》，但很快，就像其他失去财産的人一樣，他被無政府主義小圈子吸引。
作為獨立組織同盟（Fédérationdesgroupesindépendants）的秘書，他與無政府主義發言人有接觸。
其中有個叫薩巴斯蒂安·弗雷（SebastienFaure）的人，&ldquo聲音和諧，親切悅耳&rdquo，用詞華麗，舉止高雅，可以使任何聽他說話的人相信無政府主義的千年盛世。
瓦揚結了婚，與妻子分居，但撫養了他們的女兒西多尼，并有了情人。
他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意志論者，一直到死都沒有與家庭徹底分離。
在阿根廷創業失敗後，他再次試圖在巴黎謀生。
結果，像他的同時代人、挪威作家克努特·哈姆生（KnutHamsun）一樣，饑餓地在奧斯陸的街道徘徊，受盡羞辱&mdash&mdash&ldquo常吃閉門羹，許諾沒有後文，被粗暴地拒絕，滿懷希望，努力嘗試卻全部化作泡影&rdquo。
最後挫敗到找工作時都沒有體面的衣服了。
買不起鞋的瓦揚在街上撿了一雙被人丢棄的膠鞋穿。
終于，他在一家煉糖廠找到一天3法郎的工作，卻無法支撐三口之家的生活。
他又羞又恨地看着饑餓的女兒和情人，從一個沒能建造出的世界中醒悟，決定終結自己的生命。
但他不會默默地死去，他要哭喊着抗議。
&ldquo這聲哭喊屬于整個階級的人，他們要求權力，在不久的将來，會把行動和語言結合起來。
知道我的所作所為會加快新時代的到來，我會死得心滿意足。
&rdquo他在行動的前夜寫道。
瓦揚并不忍心殺人。
他的計劃還是有些邏輯的。
在他看來，醜聞不斷的議會代表着社會的痼疾。
他在炖鍋裡用釘子和不到緻死劑量的炸藥制造了一枚炸彈。
在1893年12月9日的下午，他帶着炸彈來到衆議院的走廊上坐下來。
在場有人觀察到：一個高大憔悴、臉色蒼白的人站起身來，把一個東西用力扔進了辯論的人群中。
瓦揚的炸彈在火炮的轟鳴中引爆了，金屬片四濺到議員的身上，有幾個人受了傷，但沒有人死亡。
消息一傳開，就引發了巨大的轟動效應。
一位工作熱忱的記者更使此事深入人心。
在那天晚上一場《筆尖》（LaPlume）雜志舉辦的宴會上，他問了在場幾位名人的意見，包括左拉、魏爾倫、馬拉美、羅丹和駱朗·泰安德。
泰安德的回答崇高而充滿韻律：&ldquo如果姿态美好，又何必在乎受害者？（Qu&rsquoimportelesvictimessilegesteestbeau？）&rdquo這句話次日早上發表在《雜志》（LeJournal）上，很快因為太觸目驚心而被收回。
那天早上正是瓦揚自首的時候。
整個法國都理解他，有一些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的人甚至還同情他的做法。
諷刺的是，這些同情者來自極右翼、反對共和國的人士，包括保皇派、耶稣會、遊離的貴族人士和反猶主義者。
他們出于自身的理由鄙視資産階級國家。
埃德瓦·德拉蒙特（EdouardDrumont），《猶太法國》（LaFranceJuive）的作者和《自由言說》（LaLibreParole）的編輯，曾在巴拿馬醜聞中向牽扯其中的猶太人大發脾氣。
如今，他寫了一篇題目含義隽永的文章&ldquo泥、血、金&mdash&mdash從巴拿馬到無政府主義&rdquo。
他說道：&ldquo有血性的人在巴拿馬的泥土中誕生。
&rdquo嫁入三大公爵世家之一的德烏采茲（d&rsquoUzès）公爵夫人願意為瓦揚的女兒提供住所和教育（而瓦揚則更希望由薩巴斯蒂安·弗雷來監護她）。
怒火中燒的政府決心斷了無政府主義的根，下令扼殺它的宣傳。
瓦揚炸彈事件兩天後，議會全票通過了兩道法令，印刷任何直接或&ldquo間接&rdquo的刺激恐怖主義行動的傳單都是非法的，有恐怖行動意圖的宣傳也屬非法。
盡管被稱作是惡棍法令（lesloisscélérates），卻不存在不合理的措施。
因為行動宣傳正是恐怖行為的主要誘因。
警察搜查了無政府主義咖啡館和集會場所，發出了2000份逮捕令，驅散了俱樂部和讨論組，查封了《反叛》和《悠閑老爹》，逼得無政府主義者逃出法國。
1月10日，瓦揚走進審判庭，站在了5位穿着紅色法衣、戴着金邊黑帽的法官面前。
罪名是故意殺人，但他堅持自己的目的隻是傷害。
&ldquo如果我真想殺人的話，會用更多的火藥，在容器裡放彈藥而不是釘子。
&rdquo他的律師，注定要在另一場案件中制造戲劇性和暴力場面的麥特爾·拉博裡（MatreLabori），此時以&ldquo急切地诘問苦難&rdquo（unexaspérédelamisère）的精神為他辯護。
拉博裡說，有罪的是議會，因為它無法&ldquo使三分之一的貧困國民得救&rdquo。
拉博裡的努力并沒能使瓦揚脫罪，他仍被判處死刑。
這也是19世紀第一例沒有殺人卻被判死刑的案例。
審判、裁定和宣判在一天内匆忙做完。
宣判一出，總統薩迪·卡諾就受到赦免請求的攻擊，其中一份還是60名議員在阿貝·勒米爾（AbbéLemire）的帶領下所寫，勒米爾就是被炸傷者之一。
憤怒的社會主義者儒勒·布雷頓（JulesBreton）預言卡諾總統&ldquo将冷酷地宣布死刑。
如果他有一天被炸彈炸死，沒有一個法國人會同情他的&rdquo。
作為煽動殺人的言論，布雷頓獲刑兩年。
這也成為瓦揚事件的第二個評論。
此事将以奇怪而邪惡的巧合收尾。
政府無法赦免一名攻擊國家的無政府主義者。
卡諾也拒絕修改判決，瓦揚的處決在1894年2月5日照常進行。
他在臨行前高呼：&ldquo打倒資産階級社會！無政府主義萬歲！&rdquo
一系列死亡事件加速發生。
瓦揚走上斷頭台後僅7天，複仇行動就開始了。
惡毒而非理性的爆炸令公衆的生活如噩夢一般。
這一回，炸彈的目标不是任何法律、财産或國家的代表，而是街道上無辜的人。
它引爆在聖拉薩爾車站的終點咖啡館（CaféTerminus）。
&ldquo平靜而普通的市民在此喝一杯酒，準備回家睡覺。
&rdquo《雜志》寫道。
1人死亡，20人受傷。
後來人們知道，其實是店主按照自己瘋狂的邏輯行事。
還沒等到對他宣判的那天，巴黎的街頭又添新的爆炸事件。
在聖雅克街（RueSt-Jacques）的一次殺了一個過路人；在聖熱爾曼新市區（FaubourgSt-Germain）的爆炸沒有什麼損害；第三次是在比利時無政府主義者讓·保韋盧（JeanPauwels）的口袋中引爆的，當時他正在去瑪德琳（Madeleine）教堂的路上。
此人在爆炸中身亡，并被證實是前面兩次爆炸的元兇。
1894年4月4日，第四次爆炸發生在高檔餐館福約（Foyot），盡管并沒有殺死人，卻發生在了駱朗·泰安德眼前，他正好那天去這家飯店就餐。
而在4個月前，他還因為&ldquo美好的姿态&rdquo對受害者不屑一顧呢。
公衆的歇斯底裡情緒不斷增長。
在一次戲劇表演中，後台的布景咔嚓一聲掉下來。
半數的觀衆競相往出口跑，邊跑邊叫：&ldquo是無政府主義者！有炸彈！&rdquo各家報紙增加了以&ldquo炸彈&rdquo為名的每日公告欄。
4月27日的終點咖啡館爆炸事件開庭時，人們見識到了無政府主義理念從對人類的熱愛轉變為憎恨的可怕能力。
被告原來是上次卡莫煤礦辦公室爆炸事件中的嫌疑人埃米爾·亨利。
那一次他殺掉了5名警察。
已經因為終點咖啡館爆炸受指控的他，聲稱另外幾起死亡事件也是他的功勞，盡管并沒有找到證據。
他說在終點咖啡館放炸彈是為了給瓦揚複仇，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殺掉&ldquo盡可能多的人，預計是15死20傷&rdquo。
實際上，警方已經在他家裡發現了足夠制造12或15枚炸彈的器材。
亨利冷酷的熱情，知識分子式的驕傲和對普通人的蔑視，使他成了&ldquo無政府主義的聖鞠斯特&rdquo。
他曾是個出色的學生，被神秘的巴黎綜合理工學院錄取，卻因為侮辱教授而被開除。
離開學校後在布店做店員，每月120法郎。
22歲的他和伯克曼一道成為受過最好教育、最熟悉無政府主義理論的殺手，也是他們當中最直率的。
在獄中，他寫了一份篇幅很長、論證嚴密的報告，講述他對資産階級社會犬儒主義和不公平的體會，他&ldquo非常尊敬個人主動性&rdquo，以至于不會加入像牧群一樣的社會主義群體，以及他對無政府主義的理解。
這篇文章表明他完全熟稔克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