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沒有在此地犧牲于羅馬人刀下的，都被轉移至下意大利的貝内文托一帶（羅馬紀元574年即公元前180年）。
利古裡亞人曾攻占穆提那殖民地，羅馬人不得不于羅馬紀元578年即公元前176年收複此地。
通過一些積極有效的措施，羅馬人在波河流域和阿爾諾河流域之間的分水嶺将利古裡亞族徹底毀滅。
盧納堡壘（距斯佩齊亞不遠）于羅馬紀元577年即公元前177年在阿普阿尼故地建成，守衛着邊疆以抵禦利古裡亞人的襲擊，一如阿奎萊亞保衛疆土以對抗阿爾卑斯山外的凱爾特人。
同時，羅馬人也能得到一個絕佳的港口，自此以後，這個港口就成為渡海至馬西利亞和西班牙的碼頭。
自羅馬至盧納的海岸線（又稱奧勒利安大道）以及自盧納經佛羅倫薩而至亞雷提恩（在奧勒利安大道與恺撒大道之間）的橫路，大概都在同一時期建成。
較為西邊的利古裡亞部落扼守熱那亞的亞平甯山脈和沿海的阿爾卑斯山脈，紛争不斷。
他們是麻煩的鄰居，習慣在海陸兩地行劫掠之事：比薩人和馬塞利亞人都因他們的侵犯和海盜行徑而受到很大損害。
這些無休無止的對抗并沒有産生永久性的結果，或許甚至也志不在取得永久性的結果。
不過顯然有個例外，那就是除了沿海的常規路線外，羅馬人還想擁有一條通往阿爾卑斯山外高盧和西班牙的陸上交通線，為此他們肅清自盧納經馬西利亞至伊伯利亞的沿海大道，至少遠至阿爾卑斯山脈&mdash&mdash而在阿爾卑斯山外，則由馬塞利亞人負責向羅馬船隻開放海上航行，向陸上旅客開放沿岸道路。
内地山谷無法通行，堡壘堅如磐石，居民貧苦卻機敏狡猾，羅馬将此地主要用作軍事學校，以訓練衆将士。
科西嘉[2]和撒丁島[3]
他們所謂的戰争與對抗利古裡亞人的戰争性質趨同，這些戰争是針對科西嘉人甚至更大程度上是針對撒丁内地居民發起的。
羅馬人曾對撒丁内地居民進行劫掠性遠征，如今這些居民便突襲沿海各地，予以報複。
羅馬紀元577年即公元前177年，提比略·格拉古遠征撒丁人尤其令人難以忘懷，主要不是因為此戰給該省帶來了&ldquo和平&rdquo，而是因為他宣稱自己殺死或俘虜的島上居民多達8萬人，并将大量奴隸從這裡牽到羅馬，因而便有了&ldquo廉價如撒丁人&rdquo這一說法。
迦太基
在非洲，羅馬的政策基本上歸結于一個想法，一個目光短淺而又心胸狹隘的想法，即：它應該制止迦太基勢力的複興，因而應該使這座不幸的城市永受壓迫，并因羅馬宣戰膽寒心驚，就好似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懸挂于頭頂之上。
和約規定：迦太基人應該保衛其領土無所削減，但是他們的鄰居馬西尼薩應該将所有他或他祖先在迦太基境内曾擁有的領土都對他做出一個保證，之所以補充這一條件，其目的似乎不在于避免争執，而在于引發沖突。
這種說法也同樣适用于羅馬和約強加在迦太基人身上的義務，即不對羅馬同盟作戰。
這樣一來，根據條約内容，他們甚至無權把努米底亞人從确屬他們自己的領土内趕出去。
既有這樣的規定限制，非洲一般的疆界問題又變幻無常，迦太基面對一個實力雄厚又不擇手段的鄰國以及一個既是裁判員又是當事人的領主國，他所處的位置甚為痛苦。
但現實卻比最壞的預期更為惡劣。
早在羅馬紀元561年即公元前193年，迦太基便發現它國突然以各種莫須有的借口侵犯自己，它最富庶的一塊領土，即小塞地斯高原上的伊伯利亞省，一部分為努米底亞人所掠，一部分甚至被他們奪去不還。
這種侵略行為屢見不鮮。
平坦的鄉村都落入努米底亞人之手，迦太基人勉強能在較大的領域内自保其地。
迦太基人于羅馬紀元582年即公元前172年宣稱：僅在最近兩年内，又有70個村莊被違約奪走。
他們接連派使者到羅馬，請求羅馬元老院準許他們武裝自衛，或者設立一個有權執行判決的仲裁法庭，又或者重新調整疆界，讓他們至少可以清楚知道自己損失多少；否則，與其這樣逐漸把他們交給利比亞人，還不如直接讓他們成為羅馬公民。
然而，羅馬政府已于羅馬紀元554年即公元前200年向其客民言明準許其擴大疆域，當然，吃虧的還是迦太基，羅馬政府似乎并不反對它拿走自己的應得之物；對于曾經所遭受過的苦痛，利比亞人如今已全數奉還，徹底報複了往日折磨他們的人，有時甚至會過于猛烈。
對此羅馬政府可能會适當加以控制，但是羅馬人指定馬西尼薩為迦太基的鄰國，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施以磨難。
一切請求和抱怨都沒有結果，隻有兩點例外，即：羅馬使者來到非洲，一番徹查過後，仍未有任何定論；在羅馬進行交涉時，馬西尼薩使者假裝沒有收到指示，事情因而被擱置下來。
隻有意志堅韌的腓尼基人能逆來順受地屈從于這種局勢，甚至能主動對暴虐的勝利者極盡殷勤與禮數。
他們尤其會通過給羅馬人運送糧食來讨其歡心。
漢尼拔改革迦太基政體 漢尼拔潰逃
然而，戰敗者的這種柔軟性卻不僅僅隻是耐性與順從。
迦太基仍有一支愛國黨派，該黨領袖無論被命運置于何處，都能令羅馬人聞風喪膽。
顯而易見，羅馬與東方各國将會發生糾紛，而愛國黨派從未放棄過利用這些糾紛再起戰事的想法。
再者，由于哈爾米卡及其諸子的大計未成（其主要原因在于迦太基的寡頭政治），所以主要目标就是複興内政，為新的戰争作準備。
逆境的有利影響加上漢尼拔清醒高尚又極富威嚴的頭腦，引發了政治與财政改革。
寡頭政治對這位偉大的将軍提起刑事訴訟，又以故意放棄奪取羅馬城及挪用意大利戰利品為由來控訴他，實在是惡貫滿盈、愚蠢至極&mdash&mdash由于漢尼拔的提議，這腐朽的寡頭政治被推翻，一個适于公民現狀的民主政府建立起來（羅馬紀元559年即公元前195年之前）。
通過追繳欠款和被挪用的資金，設立更好的監督體系，财政迅速得到重組，這樣一來便能支付上交給羅馬的貢賦，而不用讓公民負擔額外的賦稅。
羅馬政府當時正向亞細亞的大王發動一場至關重要的戰争，見此形勢，不免憂慮，這一點我們不難想象。
羅馬軍團在小亞細亞[4]作戰時，迦太基艦隊可能登陸意大利，漢尼拔領導的二次戰争也可能在此地爆發，這種危險并不是憑空想象。
因此，羅馬人遣使去迦太基（羅馬紀元559年即公元前195年），多半是要求迦太基交出漢尼拔，對此我們幾乎不能加以責難。
迦太基那些居心不良的寡頭政客一封接一封地寄信到羅馬，向民族的仇敵控告曾推翻過他們的英雄，說他同反羅馬的國家暗通往來。
他們雖然卑鄙，但其情報應該無誤。
這位使者觍着臉承認他們如此強大的一個民族對迦太基這樣一個貧賤小國心生畏懼，确是事實。
這位征服紮瑪的高傲者竟在元老院裡反對采取如此可恥的方法，這是理所當然又值得欽佩的事，但他們所承認的隻是單純的事實，漢尼拔确實是一個非凡的天才，除了感情用事的政客以外，在羅馬無人能容許他繼續任迦太基首腦。
羅馬政府給他這樣顯著的認可并非在他意料之外，因為進行上一場戰争的是漢尼拔而非迦太基，所以須承擔戰敗者厄運的也是他。
迦太基人别無他法，隻能屈從，并對漢尼拔免他們受更大恥辱而心懷感激&mdash&mdash漢尼拔迅速而明智地逃往東方，隻把較小的恥辱留給他的祖國，即把它最偉大的公民永遠逐出祖國，沒收他的财産，拆毀他的宅第。
有一句意義深遠的話這樣說道：那些神靈給予其無限快樂與悲苦的人便是神靈的寵兒。
這話就這樣在漢尼拔身上得到了充分證明。
羅馬對迦太基無休無止的憤恨
比起迫害漢尼拔，羅馬政府應負的更嚴重的責任是他們在漢尼拔走後仍繼續猜疑淩虐迦太基。
各黨各派确實在這裡蠢蠢欲動，一如從前。
但是，在這位幾乎改變世運的非凡之人離開以後，愛國黨在迦太基的地位并不比在埃托裡亞或亞該亞高很多。
當時，各種思想攪動着這座不幸的城市，而其中最為合理的無疑就是依附于馬西尼薩，讓它從腓尼基人的壓迫者轉變為他們的保護者。
但無論是愛國黨當中的民族派還是親利比亞派都未奪得政權，相反，政權仍握在親羅馬的寡頭政客手中，即便他們完全不考慮未來，也會堅持這樣一種信念，即在羅馬的守護之下保全迦太基的物質繁榮和公共自由。
對于這種事态，羅馬人可以很放心。
不管是民衆，還是普通當權者，都不能擺脫漢尼拔戰争所帶來的深切恐慌。
羅馬商人以一種忌妒的眼光看着這座城市，看着它已然失去了政權，但卻仍然擁有着廣泛的商業客戶群以及根深蒂固不可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