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派法學家對改革平民黨持友好态度
蘇拉逝于羅馬紀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當時他恢複的寡頭政府完全掌控着整個羅馬國家。
但這個政府是依靠武力建立起來的，因此它仍需訴諸武力才能在無數潛在或公開的敵人面前捍衛自己的地位。
對抗它的并不是某個有明确目标并隸屬于公認首領之下的單純黨派，而是成分極為龐雜的一群人。
他們被通稱為平民黨，但實際上他們卻以各不相同的立場和大相徑庭的目的，來反對蘇拉的共和組織。
這其中包括拟訂法律的法學家，他們既不參政，也絲毫不了解政治，但對蘇拉獨斷專行地處置公民的生命及财産的行為感到深惡痛絕。
即使蘇拉在世時，所有的反對派都噤若寒蟬，這些嚴肅的法學家就已經揭竿而起，反對攝政。
例如，剝奪了各意大利公社羅馬公民權的科爾涅利烏斯法，在司法裁決中全部被視為無效。
同樣地，若一位公民在革命期間成為戰俘而後被賣作奴隸，法庭也認為他并未喪失公民權。
舊時元老院中的少數自由派仍有存在者，他們以前緻力于與改革派和意大利人達成妥協，現在則秉承同樣的精神對平民黨作出讓步，以改良蘇拉那種強硬的寡頭體制。
更有甚者，在所謂的平民黨中，那些真誠笃信而心胸狹窄的激進分子，他們曾為了如今的黨綱口号而犧牲自己的财産甚至生命，在勝利之後，卻悲痛地發現他們所奮鬥以求的并不是事實，而是一句空話。
他們的特殊目的是恢複保民官的權力。
蘇拉雖然沒有廢除他們的權力，但剝奪了其最重要的特權。
由于這種制度沒有顯著的實際用途，且事實上隻是一個虛幻的幽靈，因此保民官的權力對于民衆更能發揮神秘的魔力&mdash&mdash一千餘年後，僅僅是保民官這一名目就能使羅馬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尤為重要的是，一些人數衆多且位高權重的階級對蘇拉的複辟感到不滿，他們的政治利益或個人利益遭到了直接損害。
其中部分生活在波河與阿爾卑斯山之間富庶區的人民屬于反對派，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于羅馬紀元665年（即公元前89年）授予的拉丁權隻是所有羅馬公民權的一部分，這樣做容易引起騷亂。
屬于此類的還有自由民，他們人數衆多，資産雄厚，且聚居于首都，因此尤為可畏。
複辟之後，他們重新回到之前無實際作用的表決權地位，對此他們感到無法忍受。
許多大資本家也處于相同的地位，他們謹慎小心，保持緘默，但仍似往常一樣懷有滿腔的怨恨，掌握着堅不可摧的勢力。
首都的民衆意識到隻有白送糧食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因此也感到不滿。
受到蘇拉沒收财産之害的公民更加義憤填膺&mdash&mdash他們如龐培人一樣，财産被蘇拉的殖民者所剝削，并與後者同處一座城牆之内，雙方陷入了無休止的紛争之中。
抑或如阿雷提納人（Arretines）和沃拉帖雷人（Volaterrans），雖實際保有其領土的所有權，但頭頂似乎懸挂着&ldquo達摩克利斯之劍&rdquo，随時有被羅馬人沒收土地的危險。
尤其如在伊特魯裡亞，留守故地的人淪為乞丐，逃入森林的人淪為盜賊。
最終，那些平民黨首領有的因複辟而喪命，有的流浪于毛裡塔尼亞海岸，或旅居于米特拉達特斯的宮廷和軍隊中，飽受流亡異鄉之苦，他們所有的親屬和自由民都開始躁動不安。
由于緊密的家族聯系主宰着當時的政治見解，因此那些留在國内的人為了維護臉面，[1]就必須設法使流亡在外的親屬獲得回歸國土的特權。
如果親屬不幸客死他鄉，他們至少也須盡力将那沾在其遺屬及子孫身上的污點抹去，并将祖傳的産業歸還給其子孫。
尤其是罪人的子女已被攝政者貶為法律上的賤民，他們實質上是受到法律的召喚，紛紛揭竿而起，反抗現有的秩序。
破産之徒
反對派除以上各部外，還加上了全體的破産之徒。
這些烏合之衆不分貴賤，将其全部資産通通揮霍于或高雅或庸俗的酒色之中。
其中有高官貴族，他們除債務外無以見其高貴；有蘇拉的士兵，他們雖能依據攝政者頒布的法令成為地主，卻無法成為農民，當揮霍掉罪人的第一批遺産後，他們還渴望得到第二批&mdash&mdash這些人隻顧等待那召集其共同反抗現有秩序的旗幟展開，至于旗幟上還寫着什麼，他們卻毫不關心。
基于相同的需要，所有雄心勃勃并尋求民之所向的才智之士都依附于反對派。
不僅有那些被嚴格封閉的貴族圈拒之門外、或至少沒有快速升遷機會的人，他們因此試圖沖入那座陣營，憑借人民的支持打破獨斷專行且注重資曆的法律，還有更為可畏的人，他們野心勃勃，其志向遠不止于在同僚制的陰謀詭計中來決定世界的命運。
唯一免于被蘇拉封閉的合法反抗場所隻有法學家的講壇，尤其在這講壇上，即使在攝政者在世時，這些壯志滿懷的人就開始以正式法學和靈巧的雄辯術為武器，對複辟進行猛烈抨擊。
例如，出色的演說家馬爾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MarcusTulliusCicero），他是地主阿爾皮努姆之子，出生于羅馬紀元648年（即公元前106年）1月3日，憑借謹慎而又大膽的反對獨裁行動驟然成名。
如果反抗者想要的隻不過是憑借自己的手段獲得寶座，然後心滿意足地穩坐其上，那這樣的努力便無足輕重。
毫無疑問，若此寶座無法滿足一個深得民心的人，而且在蓋烏斯·格拉古已經後繼有人的前提下，一場生死較量便不可避免。
但至少在當時，還沒有一個人有如此崇高的志向。
反對派的勢力
以上所說的就是蘇拉設立的寡頭政府必須要對抗的反對派。
蘇拉死後，該寡頭政府便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能力，這比蘇拉預料的要早。
這項任務本就不易，當時社會及政治上的弊端又使其更加困難&mdash&mdash尤其是一方面要使各省的軍事首領服從于最高民政當局，另一方面，不僅要應付聚居于首都的意大利人和非意大利籍人，又要應付首都那些實際上已獲自由之身的奴隸，并且沒有任何軍隊可供支配，實在是難上加難。
元老院似乎處于一座毫無屏障、四面受敵的堡壘之中，嚴重的戰事接連發生。
但是蘇拉所組建的抵抗力量卻也強大持久，雖然大多數國民都對蘇拉創建的政府表示不滿，甚至對其心存敵意，但面對那迷亂紛纭、既沒有一緻的目标和手段、又缺乏領導者且分裂為數百個派别的反對派，該政府卻能在堡壘中長久自保。
元老院必須有維護其地位的決心，至少要拿出一點建造堡壘的精力來保衛它。
因為如果連衛戍部隊都不肯自衛，那麼即使有最出色的設防能手來修建城池也是枉然。
朋黨組織缺乏領袖
嚴格來說，雙方都缺乏領袖，因此一切事情越有賴于雙方領袖的品質，便越是不幸。
那一時期，政界完全被最為惡劣的朋黨制度所控制，這固然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各個家庭與社團的緊密結合原本與貴族政體密不可分，且數百年來都盛行于羅馬，但那時它們開始變得所向無敵，到了現在（始于羅馬紀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它們的影響力仍然不因法律禁令而有所減弱，卻因這種禁令而更加有憑有據。
所有貴族，無論是傾向于平民黨的還是真正的寡頭黨，都結成幫會。
同樣的，隻要是經常參與政事的公民大衆，也根據他們的選舉區組成幾乎與軍事組織無異的緊密團體，将區長即區分配官作為他們的領袖和代表。
所有東西都可以在這些政治團體中進行交易，尤其是選民的表決權，除此之外還有元老院議員和法官的表決權，以及引發街頭暴動的打手和指揮暴動的頭目。
上流階級團體與下流階級團體的不同之處僅僅在于價目表的差異。
幫會操縱選舉，幫會進行彈劾，幫會還組織辯護。
它不僅聘請了有名望的律師，而且與靠大規模買賣法官表決權而暴富的投機商人簽訂合約，以在必要時獲得赦免。
幫會憑借團結緊湊的群體控制着首都的街市，又因控制首都而主宰全國。
這一切都按照某種規則進行，也可以說是公開進行着。
在組織與管理方面，幫會制度要優于其他任何行政管理機構。
雖然人們對于不法行為都會心照不宣地避免直接提及，但沒有人會隐瞞包庇，有名望的律師也不會因公開表明自己與顧客所屬幫會的關系而感到羞恥。
如果一個人違背這樣的原則卻仍參與公衆生活，那麼這個人就如馬爾庫斯·加圖一樣，必定是個政界的堂·吉诃德。
黨派和黨派鬥争被社團及其相互之間的沖突所取代，政治被陰謀詭計所取代。
有一個頗為可疑的人物，名叫普布利烏斯·克塞古斯（PubliusCethegus），他先前是一名最為積極的馬略黨，後來投奔蘇拉，頗受重用，在當時的政治活動中發揮着最為重要的作用&mdash&mdash他是狡猾的告密者，遊走斡旋于元老院各派之間，掌握各黨的秘密陰謀，有時根據情人普雷琪娅（Praecia）的一句話，他就能知道最重要将領的任職命令。
隻有當參政之人的才能極為平庸時，才會出現這樣的困境，任何才能出衆的人都會如掃蛛網一樣掃蕩這種朋黨，但那時最為缺乏的正是具有政治或軍事才能的人。
腓力普斯、梅特路斯、卡圖盧斯和盧庫勒斯
在内戰中幸存下來的老一輩，頗具名望的隻剩下精明老成而又口才過人的盧奇烏斯·腓力普斯（LuciusPhilippus，于羅馬紀元663年，即公元前91年任執政官）。
他之前曾傾向于平民黨，後來領導資本階級對抗元老院，并與馬略黨關系密切，最後又轉而投奔取勝的寡頭黨，博得感激和稱贊，得以在兩黨之間保全性命。
在下一代中，最著名的貴族領袖有昆圖斯·梅特路斯·皮烏斯（QuintusMetellusPius，于羅馬紀元674年，即公元前80年任執政官），他與蘇拉并肩奮鬥，同甘共苦；有昆圖斯·盧塔提烏斯·卡圖盧斯（QuintusLutatiusCatulus），于蘇拉去世那年&mdash&mdash羅馬紀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任執政官，是得勝将軍維爾塞萊之子；還有兩位年輕的軍官，即盧奇烏斯·盧庫勒斯和馬爾庫斯·盧庫勒斯兩兄弟，前者在亞細亞，後者在意大利，同隸屬于蘇拉部下，戰功赫赫。
且不說像昆圖斯·霍騰西烏斯（QuintusHortensius，羅馬紀元640&mdash704年，即公元前114&mdash前50年）這樣的貴族，僅僅在辯護時才能發揮一點作用；更不用說于羅馬紀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任執政官的德奇姆斯·尤尼烏斯·布魯圖斯（DecimusJuniusBrutus）和馬莫庫斯·埃米利烏斯·雷必達·李維亞努斯（MamercusAemiliusLepidusLivianus）等無能之輩了，他們最大的優點就在于其貴族式的名字。
但即使是那四個人，也比不上當時平庸的貴族。
卡圖盧斯和他的父親一樣，是一位高雅正直的貴族，但資質平平，尤其不善用兵。
梅特路斯不僅人品可敬，還是一位才能出衆且經驗豐富的軍官。
羅馬紀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在辭去執政官的職務後，他被派往西班牙，當時盧西塔尼亞人[2]與昆圖斯·塞多留率領的羅馬亡命徒正在西班牙再度起事。
他之所以被派往該地，并不是因為他與攝政者的關系甚密，而是由于其公認的傑出才能。
盧庫勒斯兩兄弟也是良将，尤其是哥哥，集軍事才能和文化修養于一身，酷愛寫作，為人也備受尊敬。
但是，就從政而言，即使是這些較為優秀的貴族，其疏忽短視也不亞于當時的一般元老院議員。
面對外敵，他們之中的佼佼者無疑顯示出了出色的才能和過人的膽量，但沒有人想要或者想出辦法來解決真正的政治問題，也沒有人充當舵手，帶領民族之船渡過那陰謀詭計與黨派紛争的洶湧大海。
他們的政治才能僅限于笃信寡頭政治是救世的不二法門，痛恨煽風點火的惡劣行徑和所有自謀解放的個人專權。
他們沒有很高的追求，一點瑣事就能使其滿足。
據說梅特路斯在西班牙時，不僅喜歡西班牙應景詩人随意彈奏的不協調的七弦豎琴，而且所到之處，人們都會像供奉神一樣，為他敬酒焚香。
宴席上，勝利之神在假造的雷霆中降臨，人們将勝利者的金冠戴在他的頭上。
這些事情與大多數曆史逸事同樣荒誕無稽，但這種傳聞反映了後輩們堕落的野心。
即使這些較為優秀的人并未獲得權勢，隻得到執政權、勝利和元老院的一個尊位，他們也感到十分滿足。
當他們壯志滿懷，正要開始真正為自己的國家和黨派作出貢獻時，卻退出了政治舞台，沉迷于皇室驕奢淫逸的生活之中。
像梅特路斯和盧奇烏斯·盧庫勒斯這樣的人，即使在任将軍之時，他們所關心的也不是如何通過征服新君主和新民族來擴大羅馬的疆域，而是如何獲得非洲和小亞細亞的新美味，以增加羅馬烹饪法中野味、家禽和甜點的種類，他們将人生中最美好的年華都虛度在了這或多或少有些創意的無用之事上。
祖傳的天資和個人的克己是所有寡頭政治的基礎，在當時日趨沒落且依靠人工恢複的羅馬貴族中，這兩種品質已經蕩然無存了。
人們普遍認為，黨派精神就是愛國主義，愛慕虛榮就是滿懷抱負，目光短淺就是始終如一。
假如維護蘇拉政治體制的人曾出席羅馬紅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