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敗的貴族階級
伽比尼烏斯法一經通過，首都各黨派的地位就發生了變化。
從選舉産生的平民黨将軍掌握兵權之日起，凡該将軍的黨派被認定為是其同黨的，都在首都占據了優勢。
毋庸置疑，貴族階級仍然緊密團結在一起，由人民大會産生的執政官，根據平民黨人的表述，無一不是在襁褓之中就被指定為執政官的人選。
即使是當權者，也無法操控選舉，亦不能在選舉上打破舊家族的影響力。
然而不幸的是，正當貴族幾乎即将把&ldquo新人物&rdquo徹底排擠出執政官地位的時候，軍事特權又成為冉冉升起的新星，執政官這一職位因此黯然失色。
貴族階級雖然沒有開誠布公地承認，但他們對此了然于胸，他們自以為大勢已去，無法挽回。
唯有昆圖斯·卡圖盧斯巋然不動，堅守着自己全然不盡人意的地位，成為失勢黨派的鬥士，至死方休（羅馬紀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這令人肅然起敬。
除此之外，最高級的貴族中再也找不出一個英勇無畏、堅定不移維護本階級利益的例子，其中最負盛名、才能出衆的人物，例如昆圖斯·梅特路斯·皮烏斯和盧奇烏斯·盧庫勒斯，實際上已經退位，隻要能做到不失禮節，他們都願意歸隐山林，在庭園流芳之間，香榭書閣之中，鳥舍魚塘之側，将佛羅廣場和元老院會堂抛諸腦後。
貴族的後輩當然更是如此，他們不是完全沉湎于奢華和文學，便是見風使舵、趨炎附勢。
加圖
年輕一代人中隻有一個例外，這就是馬爾庫斯·波爾基烏斯·加圖（MarcusPorciusCato，生于羅馬紀元659年即公元前95年）。
此人志向遠大，且極具奉獻精神，然而在那個政治上醜态百出的時代，他的出現仍不失為一個不切實際、惹人悲憫的現象。
加圖為人正直且持之以恒，他目的明确、行為謹慎，大力擁護祖國和世襲政體，但天資驽鈍，在感官和道德方面均缺乏熱情，總之，他可以當個過得去的财務官。
但不幸的是，加圖早年受到形式主義的影響，他一方面信奉斯多噶哲學的教條，這些教條已經成為孤立無援、了無生氣的抽象概念，卻流行于當時的上流社會；另一方面是因為其曾祖父的例子，加圖認為自己應該專門仿效曾祖，于是開始以模範公民和道德典範的身份行走于這座邪惡的都城，按照老加圖的方式譏諷時勢，行路徒步當車，借貸不取利息，當兵不求勳章，通過模仿羅慕路斯王不穿汗衫的例子，開啟複古的事業。
這完全是一幅描繪加圖祖先的奇異諷刺畫：他的祖先原來是位頭發灰白的農夫，因怨世嫉俗、義憤填膺成為演說家，既善于舞刀弄槍，又善于扶犁事農桑，感官上偏狹但匠心獨運、知識健全，言語往往一針見血。
這位少不更事的腐儒，竟然口吐珠玑、一派學究風範，人們見他無時無刻不是手不釋卷地坐着，這位哲人既不懂戰術，也對其他任何藝術一無所知，隻在抽象道德領域天馬行空。
由于他在道德方面建樹極高，因而在政治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在世态炎涼、熟視無睹的年代，他的勇氣和消極道德給人們極大的鼓舞，甚至形成一個學派，其中若幹人等（當然人數不多）反倒争相效仿和把玩哲人的生活方式，其政治影響力也正是立足于此。
因為在保守黨的著名人士中，隻有加圖，即使才智粗淺，但至少一身正氣、勇武不阿，隻有他，不論有沒有必要，都時刻準備孤注一擲地奉獻自己。
因此，雖然他在年齡、爵位、能力等方面資質不足，卻在不久之後就成為貴族黨公認的領袖。
在一個剛毅果斷的人憑借堅持就能決定成敗的地方，加圖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而且在細節問題上，尤其是關于财政性質的問題，他的幹涉往往明智且審慎，因為每次元老院開會，他都必然出席。
加圖擔任财務官時開啟了一個新紀元，他在世一日，便詳細核查公共預算一日，因此不可避免地常與包稅商産生糾紛。
除此之外，他簡直沒有絲毫政治家的特質，他甚至不能領會政治的目的，無法觀察政治關系，他所有的策略不過是堅決反對離經叛道，或者在他看來違背貴族階級世襲政治道德教條的人，這樣一來，加圖的所作所為有時有利于他自己的黨派，有時正中敵黨下懷。
他是貴族階級的堂·吉诃德，從他的性格和行為來看，毫無疑問仍然是個貴族人士，但是貴族黨的政策不過是鏡中花、水中月而已。
平民黨的攻擊
持續與貴族黨對峙已然不足為榮，但是平民黨對已經敗落的敵人的攻擊卻理所當然并未停息。
猶如随軍的勇士猛沖陷落的敵軍軍營，平民黨成員猛烈攻擊已然潰敗的貴族，這種痛打落水狗的舉動至少在政治表面上掀起了洶湧的波濤。
群衆更加積極地參與到此事中來，尤其因為蓋烏斯·恺撒為了讨他們的歡心，舉行奢侈盛大的賽會（羅馬紀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mdash&mdash賽會中所有設備，甚至野獸籠似乎都由純度很高的銀材打造&mdash&mdash而且在平常也十分慷慨，這種慷慨又完全依賴于借債，因此更顯得難能可貴。
對貴族展開的攻擊種類不厭其多，貴族政治的弊端提供了大量材料，自由主義或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官吏和律師，比如蓋烏斯·科爾涅利烏斯（GaiusCornelius）、奧盧斯·伽比尼烏斯、馬爾庫斯·西塞羅等，他們不斷地有條不紊地揭示貴族主政不盡人意、臭名昭著的方面，并提出對其加以制裁的法律。
元老院被要求在規定日期接見外國使臣，如此一來，往常延遲接見的現象便可以避免。
駐羅馬外國大使募集錢款被宣告為不可起訴，隻有這樣才能嚴禁元老院習以為常的貪腐（羅馬紀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
此外，元老院此前在某些特定案件中享有免受法律制裁的特權，現在也遭到了限制（羅馬紀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
此外還存在一種弊端，即每一位在外擁有私人産業的羅馬貴族，通常需要被賦予派往該地的羅馬使者資格，這時也遭到了限制（羅馬紀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
此外，對賄選和選舉舞弊的處罰也加重了（羅馬紀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羅馬紀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因為駭人聽聞的選舉舞弊方式層出不窮，因為有些人被驅逐出元老院之後，企圖再次當選，重返元老院。
按照羅馬的慣例，副執政官在就職時宣布标準法，之後處理司法問題時就必須遵照标準，這一向被認為合乎情理，此時才被明确定為法律（羅馬紀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
新自由民&mdash&mdash波河以外人民
但平民黨人尤其緻力于完成平民黨的複辟，以适應時勢的形式，實現格拉古時代的核心思想。
人民大會選舉祭司的先例由格涅烏斯·多米提烏斯開創，之後被蘇拉廢止，羅馬紀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護民官蒂烏斯·拉比努斯（TitusLabienus）通過法律再次将其恢複。
平民黨人樂于指出，從當下的形勢看來，徹底恢複森普羅尼烏斯谷物法，還缺乏哪些條件，與此同時卻對時局變易&mdash&mdash國家财政緊張，完全享有特權的羅馬公民數量激增&mdash&mdash避而不談，因此複辟絕對行不通。
在波河與阿爾卑斯山之間的區域，平民黨人積極組織與意大利人争奪政治平等的運動。
早在羅馬紀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蓋烏斯·恺撒就已因此遊曆這一地區各地，到了羅馬紀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馬爾庫斯·克拉蘇擔任監察官，準備将此地居民直接登記在公民冊上，隻是由于其同僚從中作梗，最後才不了了之，之後繼任的監察官似乎都經常産生這種想法。
昔日格拉古和弗拉庫斯曾是拉丁人的護衛者，因此現在平民黨的領袖也是波河以外人民的護衛者，蓋烏斯·皮索（羅馬紀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執政官）竟然敢侵犯恺撒和克拉蘇的這些臣屬，因此不得不讓他痛改前非。
另一方面，這些平民黨領袖似乎無意維護新自由民的政治平等權利，護民官蓋烏斯·馬尼利烏斯在一個與會人員寥寥無幾的大會上，通過複興蘇爾庇克烏斯關于新自由民選舉權的法律（羅馬紀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12月31日），但随即遭到平民黨領導人的否認，經他們提議，元老院在該法通過當天便将其廢除。
依照同一精神，羅馬紀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的人民法令，要求将所有既無羅馬公民權又無拉丁公民權的外國人都驅逐出首都。
顯然，格拉古政策的内在矛盾&mdash&mdash既允許被排斥者通過努力進入特權階級，又允許特權階級努力維持手中的特權&mdash&mdash已經傳遞到之後的繼任者，恺撒及其同黨一方面讓波河流域外的人看到了獲得公民權的希望，另一方面卻不贊成新自由民擁有公民權，并首肯采用粗暴的方法，不允許勤勉奮進、富有商業頭腦的希臘人和東方人在意大利同意大利人展開競争。
對抗拉比裡烏斯
平民黨對待人民大會早期刑事裁判權的方式值得一提。
蘇拉并沒有真正廢除這種裁判權，但是實際上已被懲治反叛和謀殺的陪審法庭取而代之，舊有的程序在蘇拉之前很久就已完全不适用了，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未曾想過要認真重新構建它。
但是因為人民主權這一觀念似乎要求他們至少在原則上承認公民的刑事裁判權，所以在羅馬紀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護民官蒂烏斯·拉比努斯将三十八年前殺死、或者據說殺死護民官盧奇烏斯·薩圖甯的老人告上這個高等刑事法庭，如果年史記載屬實，圖盧斯（Tullus）就是在這個法庭上判定謀殺姐妹的霍拉提烏斯（Horatius）無罪。
被指控者是一個名叫蓋烏斯·拉比裡烏斯（GaiusRabirius）的人，此人即使并未殺害薩圖甯，也至少在貴族的筵席上炫耀薩圖甯被砍下的首級。
此外，在阿普利亞地主中，拉比裡烏斯向來以殺人越貨、血腥屠戮為人所知，早已聲名狼藉。
此事的目的&mdash&mdash即使不是原告的目的，也至少是那些支持他的聰明人的目的&mdash&mdash絕對不是将這個惡貫滿盈的惡棍釘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元老院首先從根本上改變控訴的形式，而後反對黨假借某種托辭解散被召集起來給罪人宣判的人民大會，如此一來，整個訴訟案件就此作廢，平民黨也不願看到這種情況。
通過這個程序，羅馬自由的兩個保障，一個是公民的上訴權，一個是護民官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再次成為實際的權利，平民政治的法律基礎再次得到承認。
個人襲擊
在所有個人問題上，隻要平民黨反動派有能力有膽量去做，他們都表現出更大的熱忱。
當然，為謹慎起見，他們沒有強烈要求将蘇拉沒收的财産物歸原主，避免與友黨發生糾紛，同時避免陷入與實利派的沖突，因為源于黨内意圖的政策鮮有能夠與實利派抗衡的。
流亡他鄉者的召回與财産問題關系十分密切，似乎同樣有失妥當。
反之，他們緻力于複辟被放逐者兒女被剝奪的政權（691年即公元前63年），元老派的領導人不斷遭到個人襲擊。
因此，在668年即公元前86年，蓋烏斯·梅米烏斯（GaiusMemmius）針對馬爾庫斯·盧庫勒斯提出黨見訴訟。
他們讓盧庫勒斯聲望較高的兄長在都城門前等候舉行應得的凱旋禮，一等就是三年（羅馬紀元688&mdash691年即公元前66&mdash前63年）。
同樣，昆圖斯·列克斯和平定克裡特的昆圖斯·梅特路斯也遭到羞辱。
更令人歎為觀止的是，在羅馬紀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平民黨的青年領袖蓋烏斯·恺撒不僅膽敢與最有聲望的貴族&mdash&mdash昆圖斯·卡圖盧斯和平定伊紹拉的普布利烏斯·塞爾維利烏斯&mdash&mdash競選大祭司候選人資格，而且竟然在公民大會上一舉奪得勝利。
據說蘇拉曾侵吞公款，他的後嗣，尤其是他的兒子福斯圖斯（Faus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