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西部及西部羅馬化
原本政治上的利己主義隻會不斷帶來災難，在元老院和首都各個街道引發戰争騷亂。
現在我們抛開羅馬首任君主是格涅烏斯、蓋烏斯還是馬爾庫斯的問題，轉而關注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一件在當下仍能左右世界命運的大事。
回到此事發端之際，讓我們放眼四周，就羅馬征服今法國所在地及其最初與德意志和大不列颠居民交往之事，從它們與世界史關系的角度加以理解。
已壯大為一個國家的民族不斷吸納政治尚未成熟的鄰族，而文明開化的民族又不斷影響心智尚未成熟的鄰族。
這其中遵循的定律同引力定律一樣普遍适用，一樣符合自然規律。
作為古時候唯一融合了較高政治自主和較高文明的民族（盡管文明化程度不高并且尚未内化），意大利人有權征服東方搖搖欲墜的古希臘城邦，利用移民驅逐西方文明程度較低的民族，如利比亞人、伊比利亞人、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
之所以英格蘭能在亞洲征服一個地位相當卻十分軟弱的文明古國，一直以來将其國民性加于美國及澳大利亞廣大蠻族甚至發展他們的文明，也正是如此。
至于意大利的統一大業，羅馬貴族隻是完成了它的前提條件，卻未能解決問題本身。
一直以來，他們認為意大利的對外擴張隻不過是一種必要的罪惡，或根本上是一種對外的财産占有行為。
羅馬的民主制度和君主制度并無多大區别，其不朽的光榮在于正确理解并努力完成它的最高使命。
迫于形勢，元老院不得不違背本意，為将來統治東西兩方奠定一系列基礎。
之後羅馬人民出于本能移民各省，這固然是一場大規模災難，但無論如何他們仍是西方文明的先行者。
而蓋烏斯·格拉古作為羅馬民主的締造者，憑借其政治家般的洞察力和決心，抓住了機遇并着手實施。
新政主要包含兩個觀點，一是在羅馬勢力範圍内統一原本屬于希臘人的領土，二是在原本不屬于希臘人的領土開拓殖民地。
格拉古在其統治時期十分認可這兩個觀點，相繼統一阿塔魯斯王國，并征服阿爾卑斯山北邊的弗拉庫斯，但後來遭到勢力強大的反對派阻撓，陷入停滞。
因此，羅馬依舊是一片混亂不堪的景象，既未完全統一，其領土也無确切的界限。
羅馬在西班牙和希臘及亞細亞一帶的領地與母國都相距遙遠，而在兩地相隔的廣闊地帶中，僅有沿海區域為羅馬人所有；在非洲北海岸，僅迦太基和昔蘭尼兩地為羅馬人所有，就像沙漠中的兩處綠洲；甚至領地中的大片區域，尤其是西班牙，也隻是在名義上屬羅馬人管轄。
對此，政府方面毫無作為，并未将領地的統治權集中起來，加以完善，而艦隊戰鬥力下降，最終使羅馬與遠方領地之間的最後一點聯系消亡殆盡。
毫無疑問，一旦民主勢力再次擡頭，必然會依照格拉古的精神拟定對外政策，馬裡烏斯尤其贊賞這類觀點。
但因民主勢力久未掌權，一切計劃終究未能實現。
直到羅馬紀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蘇拉的獨裁統治遭到推翻，民主派才實際掌握政權，自此在政治領域開始了一場巨大變革。
首先，羅馬恢複了其在地中海地區的統治主權，對羅馬這樣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第二，羅馬吞并了東方的叙利亞兩地，保衛了其在幼發拉底河的邊界地帶。
但在阿爾卑斯山北邊仍有未完成的任務，一是明确羅馬疆域在北邊和西邊的界限，二是為古希臘文明和尚未遭受打擊的意大利民族，從尚未開發的土地中汲取力量。
恺撒征服的曆史意義
而這一偉大使命成就了恺撒。
若将高盧視為一個練兵場，供恺撒自我操練和訓練兵團以備迫在眉睫的内戰所需，這不單單是個誤解，更是觸犯了一直以來主宰曆史的神聖精神。
雖然對恺撒而言，征服西方隻是取得成功的一種手段，他也因阿爾卑斯北邊一戰奠定了自己今後的威望，但身為一位天才般的政治家，其獨特優勢在于，他的手段能轉變為他的成功。
毋庸置疑，恺撒需要軍事力量支持自身所在派别，但又未以該身份征服高盧。
這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為羅馬始終面臨着被日耳曼人入侵的威脅，一開始便将日耳曼人擋于阿爾卑斯山以外，同時它又必須修建壁壘以保衛羅馬世界的和平。
但即便是這一重要因素，也并非恺撒征服高盧的根本原因。
過去的國土面積對羅馬公民而言太過狹小，随時面臨衰落的危險，而元老院征服意大利的政策正好挽救了他們的滅亡。
如今他們又嫌意大利面積太小，整個社會再次爆發同樣的危機，波及範圍更廣。
于是恺撒萌生出一個絕妙的想法，滿懷希望地跨過阿爾卑斯山，深信自己能為同胞不斷開拓領土，讓整個民族在更廣闊的土地上發展壯大。
恺撒出征西班牙
在某種意義上，羅馬紀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恺撒出征遠西班牙一戰，亦可稱作旨在征服西方的一項事業。
雖西班牙一直以來受羅馬統治，但即便在德西姆斯·布魯圖斯（DecimusBrutus）征服加利西亞（Callaeci）之後，西岸的大部分地區仍不屬于他們，北岸甚至尋不到他們的足迹。
各個屬地不斷受這兩處侵掠，西班牙的文明化及羅馬化進程也因此遭到極大破壞。
為抵禦他們，恺撒派遠征軍前往西海岸一帶。
他越過塔古斯河北邊的赫米尼西亞山脈（Herminianmountains，即埃斯德雷亞山脈［SierradeEstrella］），首先攻下這一地區，之後把當地一部分居民遷至平原地帶，接着平定杜羅河兩岸直到半島的東北角。
最終在由加的斯所率艦隊的幫助下，他得以占領該地的布裡幹提姆（Brigantium，即科倫納［Coruna］）。
由此，大西洋岸的盧西塔尼亞人和加萊西亞人被迫承認羅馬霸權，同時羅馬相應削減納貢數額，整頓各民族的财務，從而改善他們的生活境況。
這樣一位文武雙全的偉大人物，無論擔任将軍還是政治家，都展現出其今後身為領導的那種天賦和理念。
即便如此，由于他管理伊比利亞半島的時間過短，實在難以取得深刻成效。
何況該地區地勢特殊，民風獨特，隻有長期不斷作為才能産生永久影響。
施政理念
這位文武兼備的偉人初次用兵和為政，便顯出他以後在較大場面中所表現出的本領和宗旨，雖然如此，他在伊比利亞半島的施為卻嫌太短促，不能深著成效；況且此地地勢和民性特殊，隻有長期繼續不斷地活動始能發生永久影響。
高盧
在羅馬的西方開拓史上，有一片區域的發展更為重要，它介于比利牛斯山脈（thePyrenees）和萊茵河（theRhine）以及地中海與大西洋之間。
自奧古斯都時代以來，它一直有個獨特的名字&mdash&mdash高盧，意為&ldquo凱爾特人的土地&rdquo。
但嚴格說來，凱爾特人的土地一方面并沒這麼大，另一方面又廣闊得多，而這個所謂的城市從未實現民族的統一，在奧古斯都之前也未能完成政治上的統一。
因此，恺撒于羅馬紀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來到此處時，他所遇到的各種複雜情況也就不言自喻了。
羅馬諸省戰争及叛亂
所謂地中海沿岸區域大概包括羅納河西邊的朗格多克（Languedoc）以及東邊的多菲内和普羅旺斯，過去六十年間一直是羅馬的一個行省，經辛布裡族侵掠掃蕩之後，此地再無安甯。
羅馬紀元664年即公元前90年，蓋烏斯·凱利烏斯在阿克瓦埃賽克斯提埃（AquaeSextiae）與薩爾耶斯族（Salyes）交戰，羅馬紀元674年即公元前80年，蓋烏斯·弗拉庫斯征戰西班牙時又與其他凱爾特部落進行交戰。
塞多留一戰，戰況緊急，省長盧奇烏斯·曼利烏斯不得不急忙越過比利牛斯山支援同伴，于伊列達城戰敗，歸國途中又敗于該省西邊相鄰的阿奎塔尼部落（theAquitani，約羅馬紀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
似乎從這個時候開始，比利牛斯山和羅納河乃至羅納河和阿爾卑斯山之間各省便陷入了叛亂之中。
龐培若想穿過高盧前往西班牙，必須用武力開辟一條道路，為懲處這些叛亂者，他将沃爾卡-阿雷哥米契部（Volcae-Arecomici）和赫爾維蒂部（Helvii，今加爾省和阿爾代什省）的土地劃給了馬西利亞人；省長曼尼烏斯·弗隆提烏斯（ManiusFonteius，于羅馬紀元678&mdash680年即公元前76&mdash前74年任職）着手實施，鎮壓沃康蒂（Vocontier，在今德龍省）當地的叛亂，保衛馬西利亞以免受叛黨所害，解放被圍困的羅馬省會納博（Narbo），從而恢複了此省的安甯。
高盧各省一方面忍受西班牙戰争帶來的災難，一方面需向羅馬繳納各種苛捐雜稅，面對這一情形，人民内心絕望不已，生活困苦不堪，再也不得安甯。
尤其阿洛布羅基雖距納博最遠，但騷動不斷，因此羅馬紀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蓋烏斯·皮索不得不去那裡主持&ldquo綏靖工作&rdquo，此外羅馬紀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亂黨謀反時，阿洛布羅基使者曾到羅馬談判。
此後不久（羅馬紀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該族人民公然背叛。
卡圖基納圖斯（Catugnatus）率阿洛布羅基人殊死搏鬥，一開始便戰無不勝。
而在索洛尼姆（Solonium）一戰中，他們雖然負隅頑抗，最終還是敗于省長蓋烏斯·龐普提努斯（GaiusPomptinus）之手。
與羅馬之間的邊境關系
經曆了這些戰争，羅馬的疆域并未得到大幅擴張。
在龐培将塞多留軍隊的殘部遷往盧古杜努姆部落（LugudunumConvenarum）之後，此地和托洛薩（Tolosa）維也納以及日内瓦依舊是羅馬西北部最邊遠的據點。
而同時，這些高盧領地對羅馬的發展日益重要。
高盧南部氣候與意大利類似，非常适宜居住，地勢平坦開闊，土壤肥沃，與不列颠直通商道，十分有利于商業的發展。
此地因與羅馬水陸交通便利，所以對意大利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而西班牙作為曆史更為悠久的屬地，曆經百年，其地位仍不及高盧。
這一時期羅馬人政治失利後，開始四處尋求避難所，一時大批人湧入馬西利亞，人們在那裡再次目睹了意大利的文化和奢華，于是越來越多的意大利人渡過羅納河或加倫河，自願遷居馬西利亞。
在恺撒來此的十年前，曾有人這樣記錄道：&ldquo高盧省到處都是商人，随處可見羅馬公民。
在高盧人的每一筆交易中，一定有羅馬人擔任中介；高盧買賣中流通的每一分錢，一定能從羅馬公民的賬簿中找到記錄。
&rdquo而從另一段描述中，我們還發現除納博的殖民地居民外，還有大批羅馬農人和牧人也住在高盧。
至于這些人，我們不能忽視一點，那就是羅馬人在各省所擁有的大部分土地同英國人早期在美洲占領的土地一樣，隻有意大利的高等貴族才可擁有，而這些貴族的仆人大多是上述的農人和牧人，即奴隸或自由民。
羅馬化的初級階段
既然如此，文明化和羅馬化進程能夠在當地迅速發展便不難理解了。
凱爾特人不喜歡農耕，但迫于新主人的要求，他們不得不放下刀劍，換上耒耜。
我們堅信，阿洛布羅基人之所以憤怒抵抗，一定程度上是這類命令所緻。
早期，這些地區都或多或少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
一個高等文明的形成，離不開對馬西利亞文化的借鑒和吸收。
人們開始種植葡萄和橄榄、使用文字[1]以及鑄造錢币，也都受到了馬西利亞的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羅馬人并未棄用希臘文化，馬西利亞從希臘文化中汲取的精華，遠多過它自身剔除的那部分，即便是在羅馬統治時期，高盧省依然公開雇傭希臘醫生和修辭學家。
但正如人們所想，高盧南部的希臘文化和意大利當地一緻，随着羅馬人的活動都汲取了同一特性，于是獨特的希臘文明被一種拉丁&mdash希臘混合的文化取代，而後者很快便吸引了一大批支持者。
人們稱南高盧人為&ldquo穿馬褲的高盧人&rdquo，以區别意大利北部&ldquo穿托加袍的高盧人&rdquo，因為前者雖不像後者那般已完全實現羅馬化，但在當時已明顯不同于北部仍未被征服的&ldquo長發高盧人&rdquo。
他們越來越适應這種雜糅的文化，嘲笑從中找到的大量用詞粗俗的拉丁語，一旦任何人有凱爾特人血統的嫌疑，人們定會認為他&ldquo與穿馬褲的人有關聯&rdquo。
即便這種拉丁語有諸多缺點，遙遠的阿洛布羅基人也能用它與羅馬當局進行商貿往來，甚至無需翻譯人員在羅馬法庭上作證。
而這些地區的凱爾特人和利古裡亞人正逐漸喪失民族性，同時在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壓迫下日漸衰弱，他們無法忍受這些，繼而絕望地起義。
随着當時意大利高等文明的傳入，本土居民的人數逐漸減少。
阿克瓦埃賽克斯提埃面積已算廣大，納博更甚，兩座城市甚至可與貝尼溫圖姆（Beneventum）和卡普阿相提并論。
在所有依附羅馬的希臘城市中，馬西利亞的管理最為有序、環境最為自由、自衛能力最強、勢力最為強大。
它全面實行貴族政治，這在羅馬守舊派看來可謂是優秀城邦政治制度的一大範例。
同時，馬西利亞占有了羅馬人曾大幅擴張的一塊重要領土，進一步擴大了貿易規模，正如意大利的利基翁（Rhegium）和那不勒斯與貝尼溫圖姆和卡普阿并肩發展那般，馬西利亞和那些拉丁城市之間也是如此。
自由高盧
一旦越過羅馬邊界，眼前便是另一幅景象了。
因大批意大利移民湧入，生活在南部地區的凱爾特民族已經開始瓦解，而自始至終，塞文山脈以北的凱爾特人都享受着自由帶給他們的歡樂。
在前文中我們已多次提及這個民族：意大利人與凱爾特民族軍隊的分支和先頭部隊曾在台伯河和波河沿岸、卡斯提爾（Castile）和卡林西亞（Carinthia）的山上乃至小亞細亞（AsiaMinor）的中心地帶多次交戰。
但直到塞文山一戰，意大利軍隊才第一次攻擊到凱爾特民族的核心勢力。
自凱爾特民族定居中歐之後，人們分散居住在今法國土壤肥沃的河谷地帶和氣候宜人的丘陵地帶，包括德意志的西部和瑞士。
自此，不僅是英格蘭南部，甚至大不列颠和愛爾蘭[2]全部都成為了他們的土地。
他們在此形成了一個不同于别處的聚居地，面積廣闊，地理上高度統一。
在這樣廣闊的領域内，語言和風俗上的差異自然是存在的，但在羅納河和加龍河（Garonne）及萊茵河和泰晤士河（Thames）一帶，各部落間往來密切，人們内心都有一種強烈的團體意識，并能團結一緻。
然而，盡管這些部落在一定程度上與西班牙和今奧地利境内的某些凱爾特人有聯系，但由于比利牛斯和阿爾卑斯兩大山脈形成的強有力阻隔，以及羅馬人和日耳曼人對此地的入侵，這種同種族間的交流和精神聯系遭到破壞，這種後果遠比歐洲大陸與不列颠兩地凱爾特人交往遭狹長海峽阻隔要嚴重。
遺憾的是，通過手頭上現有的恺撒時期史料，我們隻知道這一偉大民族的曆史文化和政治發展概況，而無法逐步深入了解它在這些重要區域的内部發展史。
農業人口和牲畜飼養
據曆史記載，高盧人口相當稠密。
透過某些叙述，我們推測，比利時族各區域平均每一平方英裡人口數大約為200人[3]，赫爾維蒂部各區域平均每一平方英裡人口數約為245人，其人口密度與今威爾士和利沃尼亞（Livonia）兩地相當。
而在較比利時文明程度更高及較赫爾維蒂地勢更為平坦的地區，如比圖裡吉（Bituriges）、阿維爾尼（Arverni）和埃杜維（Haedui）等部，人口密度可能更大。
農業在高盧取得過一定發展，即便在恺撒時期，人們也不由得驚歎萊茵河流域的泥灰岩施肥法[4]，并且凱爾特人早期用大麥釀造啤酒，可見人們早期便開始廣泛種植谷物。
但農業并未受到重視，即便在文明程度較高的南部地區，人們依舊認為凱爾特釋放奴不應手握犁具耕作。
在凱爾特人看來，畜牧業的地位遠高于農業，這一時期的羅馬地主十分偏好擁有凱爾特血統的牲畜和奴隸，因為這類奴隸剛烈果敢、擅長騎射并熟知飼養牲畜事宜[5]。
尤其是在凱爾特北部地區，畜牧業完全占據統治地位，以至于在恺撒時期，布列塔尼一直面臨糧食短缺的困境。
東北部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一路綿延至阿登高地的中心地帶，連接了日耳曼海（GermanOcean，又稱北海）至萊茵河兩地間的廣闊區域。
而在佛蘭德斯（Flanders）和洛林（Lorraine）那片如今看來十分肥沃的平原上，明納普（Menapian）和特雷維裡（Treverian）的牧民整日隐匿在橡樹林中，飼養自家半野生的豬。
在另一旁的波河河谷，不同于過去凱爾特人用橡果喂豬，羅馬人轉而生産羊毛并種植谷物，因此在斯海爾德河（Scheldt）和馬斯河（Maas）的河岸平原上，我們也能找到他們農耕養羊的蹤迹。
與此相反，不列颠當地很少給谷物脫粒，甚至在北部幾乎不發展農業，隻知用土地飼養牲畜。
馬西利亞人通過種植橄榄和葡萄獲利頗豐，但在恺撒時期，除塞文山區以外并無人從事此業。
城鎮生活
一直以來，高盧人喜好群居，因而不設城牆的村莊随處可見。
羅馬紀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時，僅赫爾維蒂部就有四百個這樣的村莊，以及衆多獨立的農莊。
但這裡也不乏建有城牆的城鎮，城牆皆由木材和石塊交錯堆砌而成，适用性強，結構精美，羅馬人見了無不驚歎。
而反觀阿洛布羅基的城鎮，房屋則全由木材築造，這類城鎮在赫爾維蒂和蘇威西翁内斯（Suessiones）各有十二處。
再放眼内爾維這類更北部的部落，當地雖有城鎮，但人們一到戰時不逃往城内避難，而是逃往沼澤和叢林地帶。
在泰晤士河以外區域，木栅欄作為原始防禦工事充當了城鎮的作用，是古時戰争爆發時人們和牲畜唯一的避難所。
交通
城鎮生活之所以能取得相對長足的發展，與便利的水陸交通密切相關。
在羅馬，道路和橋梁随處可見，河運發達，由于羅讷河、加倫河、盧瓦爾河（Loire）、塞納河等河流本身就利于航行，因而河運規模極大，利潤可觀。
而與凱爾特人的海上航運相比，後者更引人注目。
總的來看，凱爾特人不僅是首個在大西洋定期通航的民族，而且我們發現，它的造船和行船技術取得了驚人發展。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地中海海域行船都以劃槳為主，從他們所經過的水道特性可知，腓尼基人、希臘人和羅馬人一直以來都用槳船作戰艦，槳船上的帆偶爾充當船槳的輔助。
隻有在所謂古代文明發達時期，帆船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商船[6]。
另一方面，在恺撒時期及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内，高盧人在航海中采用了一種可攜帶的皮艇，其中大多為常見的槳船。
但在高盧的西海岸各地，如聖東尼、皮克通和威尼西亞（Venetia），當地人都選擇乘坐笨重的大船航行，其中以威尼西亞人最甚。
這種船上配有皮帆和鐵制錨鍊，無需劃槳便可前行，因而被大規模應用于與不列颠之間的商貿活動及海戰當中。
這是我們曆史上第一次接觸遠洋航行，同時我們發現，帆船自此以後完全替代了槳船。
這無疑是種進步，但在各項活動衰微的古時，人們不知如何利用它，随着我們這一時期文明的複興，人們才開始逐漸收獲這一進步所帶來的碩果。
商業生産
由于不列颠與高盧海岸定期進行海上貿易，海峽兩岸人民政治關系十分密切，同時迎來了海外貿易和漁業的迅猛發展。
其中尤為稱道的是，布列塔尼當地的凱爾特人從英格蘭康沃爾（Cornwall）礦場買下錫，經高盧河道和陸路運至納博和馬西利亞。
據說在恺撒時期，萊茵河口有一些部落以魚類和鳥蛋為食，可見捕撈海魚和撿海鳥蛋這類事件在當地十分普遍。
現存有關凱爾特商貿和交通的史料相互孤立，内容殘缺，若我們能綜合考慮，填補其中的空白，便不難理解為何河港海港關稅在埃杜維和威尼西亞等部落财政預算中占有很大比重，以及為何民族主神被奉為道路和商業的保護神和制造業的開創者了。
因此，凱爾特民族工業并非毫無發展，事實上他們技巧娴熟，特别擅長仿造并且工藝一流，頗受恺撒稱贊。
然而在大多數部落中，他們的手工制品似乎未能超過一般水平，最終在羅馬人的努力下，亞麻和羊毛制品随後才在高盧中部和北部廣受追捧。
相比之下，金屬工藝的發展可謂例外，據我們所知也是唯一的例外。
随着高盧古墓被人們發掘，墓中的銅器得以重見天日，因工藝精湛至今仍保留着良好的可塑性，此外阿維爾尼人鑄造的金币大小輕重更是絲毫不差，這些至今都足以證明凱爾特金匠和銅匠的高超技藝。
相關史料也印證了這一推斷，據說羅馬人曾向比圖裡吉人學習鍍錫工藝，向阿勒西人（Alesini）學習鍍銀工藝，錫的發明與其貿易情形相符，并且這兩種技術都起源于凱爾特自由發展時期。
采礦業
金屬開采技術與金屬加工的熟練程度密切相關，特别在盧瓦爾河岸的鐵礦場裡，這種技術發展成熟，因而采礦工在攻城時扮演重要角色。
這一時期羅馬人普遍認為，高盧是世界上盛産黃金的地區之一。
但從當地土壤特質和凱爾特古墓中物件品類來看，這種說法顯然不成立，不僅墓中黃金數量極少，而且并不像真正黃金産地那般經常出土黃金制品。
之所以存在這種觀念，一定是源于希臘遊客和羅馬士兵的描述，在描述國王的财富和托洛薩神廟裡的金銀财寶時，他們難免誇大其辭。
但他們的話也并非純屬虛構，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發源自阿爾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河流流域内外，淘金和尋金如以當今的勞工價格來看雖無利可圖，但在文明發展程度較低時期，卻能憑借奴隸制度大規模賺取大量利潤。
此外，對文明開化民族而言，其貿易狀況往往有利于儲存貴金屬，高盧也不例外。
藝術與科學
設計工藝水平本就不高，與日益成熟的金屬加工技術相比，其劣勢更加凸顯。
由于缺乏一定的審美觸覺，他們喜好色彩紛雜、顔色鮮豔的裝飾品。
對此，另一個令人歎息的佐證當屬高盧錢币，錢币上的圖案有的過于簡單，有的稀奇古怪，但設計幼稚，表面雕刻工藝十分粗糙，幾乎無一例外。
此地鑄币業曆經幾個世紀之久，技術工藝日益成熟，但本質上仍局限于對兩至三種希臘錢币進行仿造，在此基礎上日益變化，這在曆史上大概是一特例。
另一方面，詩歌藝術不僅在凱爾特頗受重視，并且與民族宗教文化乃至政治制度密切相關。
在我們看來，宗教詩歌、宮廷詩以及乞丐的詩都曾曆經繁榮。
盡管自然科學和哲學受制于神學的形式和約束，但在凱爾特民族中仍不乏一定關注。
無論身處何地，無論是何種形式，一旦遇到希臘人文主義，他們都會敞開懷抱欣然接受，至少祭司通常都會寫作。
到了恺撒時期，解放後的高盧大部分人都使用希臘文字，赫爾維蒂人便是其一。
而在南部邊境地帶，人們與羅馬化的凱爾特人交往頻繁，因此拉丁文日益成為主流文字，如這一時期阿維爾尼錢币上便刻有拉丁文字。
政治組織部落體系
凱爾特民族的政治發展曆程可謂是一部輝煌的曆史。
國家政治組織以氏族部落為基礎建立，與任何地區無異，設有君主、元老理事會以及由可攜帶武器的自由民組成的社會團體。
但其特别之處在于，它始終建立在部落體系之上。
在希臘以及羅馬，城鎮早期便取代部落，成為政治單位的基礎；若兩個部落同處一座城鎮内，便合為一個城邦；若某一公民團體派遣一部分成員遷居新的城鎮，通常會形成一個新的民族，而新民族與舊團體之間的聯系隻有虔敬，至多不過是下屬關系。
另一方面，在凱爾特人看來，公民團體永遠都是氏族，君主和元老會隻能領導部落，而非任何城鎮，而部落大會擁有整個民族的最高審判權。
與東部世界一緻，城鎮的重要性體現在商業和戰略手段，而非政治。
因而在希臘人和羅馬人看來，高盧城鎮隻不過是一處處的村落，即便是設有城牆、面積廣闊的維也納和日内瓦也無一例外。
在恺撒時期，凱爾特人居住的島嶼上和大陸北部，各部落間依然存在原始的氏族組織，基本上與過去毫無變化；公民大會擁有最高權威；在重大問題上，君主受公民大會法令約束；委員會成員數量衆多，其中某些部落成員多達六百人，但就其影響力而言，似乎并未超過羅馬王政時期下的元老院。
而在六七十年前，末代君主的孩子仍活在世上，在阿維爾尼、埃杜維、塞卡尼、赫爾維蒂等動蕩的高盧南部地區，曾爆發一場大革命，推翻了王政，最終政權落入貴族之手。
騎士階層打破舊部落組織的發展曆程
如上所述，凱爾特城鎮間未曾形成一個聯邦，與之相反的是，政治發展過程中的另一極端現象，即騎士制度，它在凱爾特的部落體系中占有絕對主導地位。
在凱爾特，貴族階級隻對高等貴族開放，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王室成員或昔日王室成員。
因此，有時人們會驚訝地發現，統一部落互相敵對的兩個派别領導人竟常常是一家人。
這些大家族同時握有财政、戰備和政治特權，壟斷了國家一切土地的承租權。
普通自由民被迫承受繁重的賦稅，不得不向貴族借錢，最終被迫放棄自由，淪為事實上的債務人，即法律上的奴隸。
貴族設立了一套家兵制度，因而他們有權雇傭一大批會騎馬的家仆（又稱ambacti）[7]，從而形成各自的割據勢力。
同時，貴族憑借自己培養的部隊公然違抗法律，擾亂一般稅收，幾乎割裂整個國家。
若在一個部落中，可作戰人數達到八萬人，一個貴族可攜一萬家兵參與日常活動，尚且不計奴隸和債務人人數，那麼它必然是一位獨立君主，而非部落中的普通公民。
此外，不同部落的大家族之間來往密切，通過聯姻和一些特别條款團結成一個十分緊密的聯盟，面對這樣一個聯盟，任何單一部落都無力對抗。
因此，各城邦無力維持公共安全，人們不得不遵守這一強大勢力所奉行的規矩。
奴隸隻能向主人尋求庇護，而主人迫于職責和利益，不得不為奴隸的損失尋求賠償。
國家喪失了保護自由民的權力，最終使得大量自由民淪為一些強權人士的奴仆。
君主政治遭到廢除
公民大會在政治上失去價值。
在凱爾特和拉丁姆兩地，君主的權力本應用于制裁貴族的侵占行為，卻遭到反噬。
于是，大法官（Vergobretus）[8]一職應運而生，取代了以往的君主，與羅馬執政官相仿，任期也僅一年。
若部落内部依舊團結，則一切事務交由共同理事會主導，事實上，理事會中貴族權力淩駕于政府之上。
顯然在這種情形之下，各個部落必然出現騷亂，昔日拉丁姆國王被逐後整個民族陷入長達幾個世紀的動蕩，大概也是如此。
盡管各個部落貴族之間另行組建了一個反抗部落領導的同盟，民衆卻并未放棄恢複王政的夙願。
這時，通常會出現一位像昔日羅馬斯普利烏斯·卡西烏斯那般頗有聲望的貴族，依靠部落民衆的支持削弱其他貴族的勢力，企圖恢複王權來維護自身的利益。
民族統一的進程
随着個别部落因此日漸衰落，無法挽回，整個民族這時萌生出一種強烈的團結意識，通過種種方式尋求确立與發展。
不同于單個部落聯盟，凱爾特全體貴族團結起來雖打亂了現有秩序，卻也喚醒并助長了一種民族團結統一觀念。
該民族常年陷于外患，在與鄰國的交戰中疆土日益縮減，從另一方面也激發了民族統一觀念。
就像昔日希臘人出征波斯以及意大利人與凱爾特人的交戰，阿爾卑斯山北邊的高盧人也是在與羅馬的交戰中才感受到民族的團結以及它所帶來的力量。
在部落間的紛争和封建勢力的交惡當中，我們仍然能聽到這樣一些聲音，他們主張犧牲某些部落的獨立，甚至是騎士階層的領主特權以換取整個民族的獨立。
在恺撒一戰中，我們看到了全體人民對外族入侵的深惡痛絕，凱爾特愛國派人士對恺撒的态度，與之後德意志愛國派人士對拿破侖的态度完全相同。
此外，各地區之間信息傳遞迅速，如電報一般，可見反抗外族入侵的運動規模龐大、組織有序。
國家宗教統一的基礎&mdash&mdash祭司
雖然凱爾特民族在政治上早已分崩離析，但對于宗教神學卻有着極為一緻的信仰。
若非如此，我們便無法理解凱爾特人的民族認同感和強大的意志。
凱爾特的祭司團即當地所謂的德魯伊（Druids）教會，作為人與宗教之間常見的一種紐帶，将大不列颠全島及整個高盧、乃至其他凱爾特人所在地區聯系起來。
教會設一人專門管理，由各祭司推舉産生；祭司分為幾類，每類祭司隊伍中流傳着各式各樣的傳說；祭司擁有特權，特别是免交賦稅及免服兵役的權利；教會每年定期在沙特爾（Chartres，即凱爾特領土的中心）附近舉辦理事會；最重要的是，堅定的信徒對祭司盲聽盲信，一味遵從，完全不亞于現代愛爾蘭人。
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個祭司團體的目的就是推翻塵世間的政權，事實也的确如此。
在君主任期一年的地區，當君位虛懸時，由祭司團主持選舉。
此外，祭司團主張成員有權将個人甚至整個團體逐出教會，乃至最終逐出文明社會，竟大獲成功。
它用盡一切辦法，務必将最重要的民事案件納入管轄範圍，尤指那些關乎疆界和遺産繼承的案件。
鑒于他們有權将他人逐出團體，同時大概考慮到凱爾特民族常殺人祭神，并且這一習俗長期以來多用罪犯作犧牲品，因此祭司團授予各位祭司廣泛的刑事管轄權，以鉗制國王和大法官的刑事裁定權。
此外，祭司團甚至要求有宣戰求和的決定權。
高盧民族大體上依舊與教會團并無二緻，設有教皇和教士理事會，教士有權免交賦稅、免服兵役，有權停止某人參加聖事活動或出入宗教場所。
不過，不同于近代的教會國家，它并未脫離民族，相反頗具民族特色。
部落聯盟缺乏政治集權
當同胞情誼在凱爾特各部落間興起，該民族卻仍舊無法實現中央集權統治。
就中央集權的核心而言，希臘有馬其頓國王，日耳曼有弗蘭克王，凱爾特民族什麼也沒有。
凱爾特祭司團和貴族在某種程度上代表着這個民族，維系着整個民族的團結。
但一方面，他們代表着各自階級的利益，因而不能統一全民族；另一方面，他們勢力強大，不允許任何君主和部落完成統一大業。
人們為統一大業做出過多種努力，但正如部落組織體系那般，這些舉措促使局面往另一端發展&mdash&mdash霸權體系。
強大的部落将勢力弱小的部落納為屬地，在對外交往中一切行為皆代表屬地，并代替屬地訂立國際條約，而附屬部落承擔服兵役的義務，有時還需納貢。
如此一來，一大批獨立的聯盟誕生。
但對整個高盧而言，無論内部多麼團結，都沒有一個強大的部落能夠形成某種紐帶團結整個民族。
比利時聯盟&mdash沿海部落&mdash高盧中部聯盟
上文已述，羅馬人遠征阿爾卑斯山以北時，初期在北部發現了一支由蘇埃西翁人領導的不列颠-比利時聯盟，同時在高盧中部和南部發現了阿維爾尼聯盟，該聯盟之後與屬國較少的埃杜維展開了一系列對抗。
到了恺撒時期，我們發現在高盧東北部、介于塞納河與萊茵河之間的比利時依舊是這樣一個聯盟，但顯然不再包括不列颠。
而在兩河沿岸即今諾曼底和布列塔尼區域，出現了由衆多沿海部落組成的阿爾摩利加（Aremorican）聯盟。
在高盧中部即嚴格意義上的高盧地區，仍有兩派像過去那樣争奪霸權，一派以埃杜維部落為首，一派由阿維爾尼人領導，但該部落因與羅馬交戰勢力遭到削弱，因而喪失了霸權，改由塞卡尼人領導。
這些聯盟勢力相當，各自獨立存在，而高盧中部聯盟的領國勢力卻似乎從未到達高盧東北部，嚴格說來，甚至也從未到達過高盧西北部。
各聯盟的特征
毫無疑問，部落聯盟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整個民族對自由的渴望，但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單單這點都遠遠不夠。
聯盟組織十分松散，在聯盟體系和霸權體系間不斷徘徊。
在和平時期，整個聯盟的一切行為由聯邦議會代表，而在戰時則由将軍代表[9]，代表本身勢力最弱。
隻有比利時聯盟似乎由于内部團結而更為強大，出于愛國情懷，他們成功擊退了辛布裡人，事實證明這種精神鼓舞是有益的。
霸權之争導緻各聯盟産生分裂，随着時間推移，這種分裂愈演愈烈。
因為無論哪一方獲勝，另一方仍舊能保留部分政治殘餘，盡管淪為屬地，它們日後也可再度争奪霸權。
在勢力強大的部落中，争鬥不僅會破壞内部秩序，而且會波及每個附屬部落乃至每座村落，通常家家戶戶皆不能幸免，而個人所持立場取決于各自的人際關系。
我們認為，雅典的滅亡并非出于與斯巴達一派的争鬥，而是每一個附屬部落甚至雅典城内雅典派和斯巴達派的内讧。
因此，阿維爾尼部落與埃杜維部落一再爆發小規模紛争，最終也導緻了凱爾特民族的毀滅。
凱爾特騎兵部隊
而這些政治和社會關系反過來影響這個民族的軍事實力。
凱爾特民族武裝力量以騎兵為主，此外在貝爾格部族附近乃至不列颠群島，古代富有民族特色的戰車已趨于完備。
這些規模龐大的騎兵部隊和戰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