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有别于1912年以前和1949年以後穩定的中央政府時期，其間37年（原文如此。
&mdash&mdash譯者注）稱之為中華民國時期。
民國這些年的特征，在軍事、政治方面，是内戰、革命和外敵的入侵；在經濟、社會、知識和文化領域，則是變革和發展。
如果我們在第一章中，就能清晰闡明上述不同領域的重大曆史問題，重大事件和中國的成就，那麼，以後各章就幾乎不再需要了。
果真如此，那就近乎是本末倒置了。
我們對民國的新看法，必須來自幾個方面的研究。
本章是導言，屬于介紹性的，僅是對一個方面進行探讨；對這個方面，可以看作是主要的和必要的出發點。
外國勢力的影響問題
處理中國近現代問題，是一個占優勢的成年文明，突然發現自己在世界上處于未成年的地位。
由于衆人堅守根深蒂固的中國方式，對于接受外來的&ldquo近現代&rdquo方式就更為困難了。
外與内之争的問題，當時就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視，擺在曆史學家面前，仍然是一個界說和分析棘手的問題。
任何人把1912&mdash1949年的中華民國，與其以前的晚清，和其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相比較，對于這些年外國人給予中國人生活的影響，甚至參與到中國生活中的程度，都會為之震驚。
1901年義和團之後的和平協定（《辛醜條約》），标志着盲目抵制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外國特權的結果，學生結隊群往東京，清政府亦表示将進行效仿外國式的改革。
辛亥革命以後，外部世界對民國初年的影響太明顯了，幾乎難以分類表述。
革命黨人為了避免曠日持久的内戰，會招緻外國的幹涉，試圖于1912年仿照外國模式，創建一個立憲議會制的共和國。
于是對袁世凱總統的向外國貸款引起了争論。
1917年以後的新文化運動，是由留學海外歸來的學者倡導的；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凡爾賽會議的強權政治激發起來的。
在共産國際推動下，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了；1923年以後，孫逸仙在蘇聯幫助下改組了國民黨；在愛國反帝的激情鼓舞下，舉行了1925年至1927年的國民革命。
的确，早期民國所受外國勢力影響之深入各地，幾乎與1931年以後日本之入侵同樣廣泛。
但是，&ldquo外國&rdquo一詞是非常含混不清的。
在這不必要的争論中，可能會使我們陷入困惑，也必須作出謹慎的解釋。
例如，在上述的&ldquo外國勢力&rdquo中，有的是外國事件；有的雖是見之于外國，而在中國是效仿的模式；有的思想是淵源于外國，但卻為海外留學歸來的中國人所思慕；有的雖是發生在中國的事件，但卻有外國人或外國思想參與其中。
這些都不是簡單的情況。
在那個時期，&ldquo外國&rdquo因素如此廣泛地介入中國人的生活；要弄清這些因素，我們需要作出一系列的區别或闡述。
首先，本文的大多數讀者仍可能感到，中華作為獨特的文明，保持有自己的模式，與&ldquo西方&rdquo是不同的。
這個假設受到普遍的贊同。
啟蒙時期産生的&ldquo中華&rdquo整體形象，由于受到耶稣教會著作家著述的廣為傳播，進而又為歐洲漢學家作了進一步發展。
這意味着西方對于中華形象，是作為社會文化的整體接受的，這個形象遂形成中央國家的神話，并為飽學之士的統治者孜孜不倦地加以宣揚。
[1]在剛進入本世紀之際，這個獨特的&ldquo中華&rdquo文明的整體思想，仍支配着中國人的思維；使用&ldquo外國&rdquo多是政治上的區分，有時是指西方國家中的事物。
其次，我們必須區别實際外國在華勢力的存在。
在中國境内有許多外國人&mdash&mdash有數萬人居住在大城市中，其中大部分是在外國人參與管理的條約港口，數百人一直受曆屆政府所雇用，數千名傳教士住在内地的布道教堂。
此外，還有外國駐紮在中國的軍隊，以及外國海軍艦船遊弋在中國内河。
我們最好想像一下&ldquo半殖民地&rdquo的情景，在不平等條約下的中國，外國人居于特殊的地位，享有種種特權。
本卷以一章的篇幅，專門論述&ldquo外國在華勢力&rdquo。
不管用何種界說，&ldquo外國在華勢力&rdquo移植到中國的環境之中，并與之共生繁茂，形成獨立自給的諸多亞文化群特點。
從這幅外國人建立的生活方式的圖景中，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在20世紀20年代，國民革命是在反帝情緒中爆發的。
帝國主義的存在，成了較之已往更為團結進行革命的目标。
但是這個革命奮鬥的自身，卻又顯示其受外來勢力的影響。
革命總常有外國的贊助者。
孫逸仙領導的同盟會，在日本的推動下，1905年在東京的中國留學青年中組成的，并得到海外華僑商界的資助，也利用了香港和上海外國行政當局的保護。
後來，蘇聯的革命使者既推動了中國共産黨的建立，又推動了國民黨的改組。
因此，國民革命是利用了外國人，利用了他們的援助、思想和方法，去打擊外國創建的事業，以作為國内革命的目标。
但是第三點區别，或第三個問題是中國的曆史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寫，不能由外國人來寫。
誠然，當這個時期的曆史由中文記載時，随即出現了饒有趣味的事情&mdash&mdash外國人幾乎消失了。
總稅務司安格聯征收關稅，甚至加以扣留。
孫逸仙的顧問鮑羅廷可能起草了國民黨的黨章。
蘇聯将軍布留赫爾（加倫）可能拟定了蔣介石的北伐作戰計劃。
他們雖擔任擁有實權的職務，但都不是中國人；他們即使不是全部在中國的記載中被抹去，也都被貶低了。
這種在華外國人在中國曆史上不露面現象，不但反映了現代中國愛國者的自尊心，也否認了外來者在中國曆史上所起的作用，還符合了中國的長期傳統。
如從歐亞大陸西部來的馬可·波羅一家和伊本·巴圖泰，在中國曆史中卻沒有他們的地位，因為他們是處于中華文明之外。
中國的社會保持了其整體性，有中國言語和文字體系的界限。
隻有當個别人士如利瑪窦和赫德深谙說和寫的漢文載入典籍時，他們才出現在中國的曆史上。
盡管在華外國人有其引人入勝的曆史，但他們的曆史不是中國的。
當英美業餘劇團在上海公共租界上演《彭贊斯海盜》，并獲得巨大成功時，這雖是一個中國的事件，但不是中國曆史上的事件。
外國人的經曆不同于中國人的經曆。
易蔔生的《玩偶之家》之所以在中國能有影響，是因為胡适把它引進了中國的文化大門。
總而言之，中國曆史并非發生在中國一切人的思想觀念，而是發生在中國人中的思想觀念。
根據這一觀點，現代富有活力的實體，是有其民族國家文化的民族。
多數民族大事的編寫者，都是按照其種族&mdash文化發展的思路來寫編年史的。
這是很自然的事，外國是外來的，而且居住不會長久的。
事實證明，正如19世紀後期的歐洲殖民當局那樣，在20世紀中葉則從殖民地上斷然銷聲匿迹；傳教士、外國雇員、在條約港口的居民，最後都從中國舞台徹底消失了。
因而第四個問題是外國影響如果要傳給中國人，必須用中國的語言和書寫方式來傳布。
中國人與&ldquo夷人&rdquo長期交往的經驗，已經發展成了經受時間考驗的思維和反應方式。
例如&ldquo内&rdquo和&ldquo外&rdquo是很古老的中國思維範疇，既作為地理概念，又作為象征意義，已為廣泛應用。
因此，外國雖位于中國之外（中國，中央的國家），但行叩頭禮的外國首領可以成為外藩。
[2]天子必須在人格上是内聖，在行動上是外王。
正如君子須先修其身于内，然後才能平天下于外。
互為關聯範疇的内與外，使中國人始終保持純中國式的思考，去對國内外的刺激因素作出反應。
[3]張之洞&ldquo中學為體，西學為用&rdquo的著名提法，是一對相似的用語，證明在處理西化時是有用的。
由于體和用實際指的是單一實體的兩個方面，所以張之洞雖然錯用了這些字眼，也無關宏旨，倒是有助于中國西化。
因為外國影響之進入中國，必須通過語言這個途徑，所以外國思想翻譯到中國，常常接近于使之其漢化。
正像為了現代的需要，常把印歐語系給以現代化那樣，中國也創造出新名詞，許多是從日文吸收來以表達新意的。
用古代漢字來表達新的詞組時，就無法擺脫其相沿已久的含義。
例如傳入中國的外國宗教信仰，在有些關鍵的詞語上就有明顯的困難。
&ldquoGod&rdquo無疑是基督教傳教士事業的中心，可是傳教士長期費盡心機尋求&ldquoGod&rdquo的最佳譯名。
天主教使用了&ldquo天主&rdquo，新教徒則各自使用&ldquo上帝&rdquo和&ldquo神&rdquo。
再如西方自由主義的&ldquo自由&rdquo（freedom）和&ldquo個人主義，&rsquo（individualism）兩個神聖概念，當年日本人翻譯時，保留了任性和不負責任的含義，随即成了人都為己的處世信條；正統的儒家信仰者對此為之驚恐不已。
于是西方個人主義的美德，變成了無責任感的自私與放縱。
權利（right）的觀念，甚至在現代西方也是在新近才發展起來的；但是在中國，權利的觀念幾乎沒有什麼背景，以緻不得不為之創出一個新詞。
1864年，美國傳教士丁韪良翻譯惠頓的《萬國公法》時，用了權利一詞，這個詞又在日本使用。
但這兩個漢字當然已有固定的意義。
&ldquo權&rdquo與&ldquo利&rdquo結合在一起，似乎是指&ldquo權力&mdash利潤&rdquo（powerprofit），或者至少是指&ldquo特權&mdash利益&rdquo（privilege-benefit）。
這樣就使一個人對權利的維護，看起來像是一場自私的權力遊戲了。
[4]
最後，再考察馬克思主義的&ldquoproletariat&rdquo一詞，原意是指古羅馬的窮人，在現代英語中還保留有城市貧民的含義。
此詞譯成中文&ldquo無産階級&rdquo[5]。
在毛澤東中國，這個詞包括了貧農，這無疑是有用的改造。
翻譯的作用是對中國影響的過濾器；對于西學的漢化，我們幾乎還沒有開始研究。
第五個問題是外國施加于中國的影響，主要是由對中國個人的影響來實現的。
一批一批對社會發揮新作用的人，是要求變革的先驅者；這些改革者隻是在晚清時才出現。
于是在傳統的士、農、工、商四個社會集團之外，還要加上形形色色的成分。
受過訓練的軍官團中，産生了學者&mdash軍人。
從外國大學留學歸國的一批學者&mdash知識分子，其中有很多人被排斥在官場之外。
科學訓練造就了學者&mdash工藝專家。
同時，商人繼續捐官，有些官員則變成了商人&mdash企業家。
如同新聞記者和現代型政治活動家一樣，革命者也組成一個獨特的職業集團而崛起。
[6]總之，現代生活的專業分工，拆散了舊的社會結構。
專業化的分工，使之靠經典舊籍學識相結合的缙紳先生的儒家思想失去了信任，這大緻與美國的情況相同，專業化分工已經完全否定了傑克遜在美國實行的均等教育的理想。
[7]
所有新的作用，都須涉及外國事物，或與外國學識打交道。
買辦與中國基督教徒（有時同為一人）出現在條約口岸，随後是新聞工作者和海外歸國的留學生，都曾受到外國的影響。
技術成了新發展的關鍵，不論軍事、工業、行政或教育都是如此；而技術幾乎全來自西方，即使是通過日本傳來的也是一樣。
到了20世紀，1912年談判革命議和的兩個中國青年領導人，唐紹儀和伍廷芳都是講的英語；原來他們倆人分别在康乃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和倫敦的四個法律協會，是實際使用英語的。
[8]
除了注意局部現代專業化的社會作用外，這時由于國際交往的擴大，還可以看到多種多樣的外國模式和促進力量。
現代性本身是多樣化的，此時不同的民族形式，已然傳到了中國。
19世紀的中國，已受到英、美、法、俄的愛國海軍軍官和外交官，富有進取心和自以為公正善良的傳教士，以及一心一意追求物質利益的商人等榜樣的影響；而這些人都沒超出西方文明的範圍。
這時的場景，大大擴大了。
武士道的前武士階級的理想，被年輕的愛國者蔣介石從日本士官學校學到了。
俄國民粹主義對平民的關懷，激勵了李大钊等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
泰戈爾帶來了神秘和諧的印度啟示，雖然信從者寥寥無幾。
在太虛法師的倡導下，佛教的振興得到了推動。
婦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運動，促成其與史密斯學院和其他姊妹學院的接觸。
美國的新詩運動，作為全球交通工具的世界語在歐洲流行。
所有這些不同類型的國外風尚與時新的浪潮，都在中國新型城市的知識分子和任事的人員中引起了波動。
價值觀與道德标準的變化也随之而來，自我形象的趨于模糊，使之在中國舞台上的活動家，懷有又愛又恨的心情徘徊歧路；外國觀察家亦因之而大惑不解。
然而，在這種混亂之中，我們可以看到第六個問題，即中國人不論以中國語言，或以其行動對外國來的刺激因素作出反應時，必須以中國的因素形成的現代方式；即使這些新或舊的因素不是土生土長的，也是可以為他們利用的。
首先，甚至最洋化的中國人，也不會丢棄其具有中國特點的意識；在海外居住反而會增強這種意識，文化的摩擦乃激發出熾熱的愛國心。
最虔誠的愛國者孫逸仙，接受中國傳統的經驗較少一些，而接受國外的現代民族主義卻多一些。
但是，在此所涉及的不隻是愛國的動機。
一般說來，人類思維的奧秘似乎是靠大量運用類比，如在确定時間時，總是用指定空間位置的&ldquo前&rdquo和&ldquo後&rdquo兩個詞來表達。
在時間的階梯上，我們&ldquo看到&rdquo&ldquo前&rdquo和&ldquo後&rdquo依次發生的曆史事件。
類比和形而上的思維，導緻我們根據比較熟悉的事物，去想像比較不熟悉的事物&mdash&mdash總之，為了逾越大洋之間的鴻溝，我們不得不主要用我們頭腦中已有的一切事物去思考。
[9]因此我們發現，一個又一個中國愛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