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被文化自豪感所激動，而且其思考過程，也使之在中國尋找其在外國看到的相似之物，或同類之物，或中國的與之相對應之物。
[10]
19世紀仇外恐外的人，想托庇于古老的基本原理以求得慰藉，認定西方科學精髓一定來源于古代中國。
在讨論西方的科學訓練時，有人據此為其辯護宣稱，西方科學的基礎系借鑒于中國古代的數學。
為了避開那些仇外恐外的人，維新人士的手法是把西方的事物私下引入中國，當成中國原先已有之物。
當康有為在古代中國的三世之說中（見《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288頁），找到現代西方的進步思想時，就是對這種手法的妙用。
因此，在中國維新人士的心目中，必須以其能夠在中國搜集到的類似之物，去對照外國的文化。
約翰·杜威的學生胡适，是最無所畏懼的反偶像崇拜者，同時也是中華遺産的揚棄者，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撰寫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演進》（TheDevelopmentoftheLogicalMethodinAncientChina）。
當然，早期的洋務運動和後來的維新運動，很快就懂得如何去作出區别。
最初，歐洲和美洲在中國彙合成一個外來社會（盡管這個社會内部還有廣泛的差别），發展了商業&mdash工業&mdash軍事機器，看起來整個都是外來文化産物。
蒸汽機、代議制政府和基督教，乍一看似乎是連在一起的。
&ldquo西方文化&rdquo來到中華大地時，比起後來所表現的更加趨于一緻，因此就更具有威脅性。
這種威脅性，似乎要求中國能變成商業&mdash工業&mdash軍事的自衛國家。
但是，正是&ldquo西方&rdquo的極度多樣性使人們明白，西化必須要有選擇；一般來說，選擇的标準應是西方的方式要适合中國的需要。
這樣，舶來品才能紮下根來，變成中國的東西。
借用外國之物是&ldquo外&rdquo，必須适應國内背景的&ldquo内&rdquo。
的确，人們不禁斷言，在外來鼓動下的現代中國革新，仍必須作為&ldquo傳統中的變革&rdquo出現。
[11]因為即使與傳統最驚人的決裂，也仍舊發生在日常相沿的中國方式與氛圍之中。
廢除纏足和婦女解放，白話文的盛行，忠于民族取代忠于君主，孝道的解體等，這一切都從中國文化領域中找到了根據。
驚恐與反偶像崇拜的心理，使變革的曆程似乎遇到了危機，但畢竟由沉浸于中國語言和文字的中國人進行了變革。
這就提出了最後一個問題，要平等的與西方人交往，最自然的方式是遵循少數中國人的傳統。
這種傳統與西方商業和激烈競争的共同之處，多于其與中國官僚政治和中庸諧和的思想。
例如，在與廣州人的交往中，&ldquo西洋&rdquo人特别使人感到恐懼的粗野形象和貪婪的手段，投合了廣州民衆深隐于内心的偏好。
西方&ldquo夷人&rdquo露骨的商業精神，在繁華的十三行夷館背後豬巷的商店老闆中，很快得到反應。
一旦印度的鴉片由代理行的私商自印度運入，即投入港腳本地貿易之中，商人的貪婪立刻使這種雙邊鴉片貿易很快增長起來，并成為19世紀主要的中外雙邊合資事業。
其進行之順利，遠超出任何人的擔憂和預見。
隻需少具想像力就可以懂得，正是中國傳統的繼承者，與西方貿易世界有甚多共同之點，廣州的鴉片中間商才着力把中國引入到現代國際商業界，也算是盡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看起來是&ldquo外國影響&rdquo促成了共和革命。
[12]其實，本來就符合于中國，或出自中國古老傳統的傾向，這些傾向分明有着與外國人相同的特性。
以下，我們隻能指出這個曆史問題的幾個方面。
次要傳統的中國沿海
從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逐一分解，統一體的&ldquo中華&rdquo文化，正在分解為諸多差異性的亞世界。
不可分割的&ldquo中華&rdquo形象，正在為各式各樣不同方面的發現所取代。
現在對地方、城市、省、區域或大區的研究，為有效地分析領域進行了探索。
[13]與之相似的，是中國内地占統治地位的農業&mdash官僚政治秩序，與中國邊境地區的邊緣少數人的傳統，正在形成一個對照。
西北長城邊境的邊緣地區，集約的旱地耕作，讓位于以畜牧為主要活動的社會組織。
中國西南部曾經是灌溉的稻米文化，讓位于亞熱帶邊緣山地刀耕火種的農業部落。
其他類似的地區，如東北通古斯諸部落，是漁獵和農業半遊牧的混合經濟圈。
在所有這些地區中，西北邊境的草原曾經在曆史上是最重要的地方，因為畜牧生活能夠産生入侵和統治北部中國的騎兵。
對比之下，在19世紀30年代外國人入侵中國之前，東南沿海出現了中國人遷向海外的情況。
中國的沿海，是沿東南海岸的邊緣地區。
自山東北部黃河沼澤地港口，向南面的黃河與淮河的沿海，都不适于沿海定居和海上航行。
中國北部，一般缺少像浙江、福建沿海形成港灣那樣的山脈和河流；在那裡也缺茶、絲和瓷器出口。
到了19世紀，上海&mdash甯波和南滿之間，有了廣泛的沿海貿易，但山東和遼東在國際貿易中顯得并不重要。
根據這個标準，我們在這裡所關心的主要區域，是從長江三角洲延伸到海南島部分，并包括了近海的澎湖列島和台灣島，以及外緣的琉球群島和呂宋島。
[14]
在某些風格和傳統上，這些邊緣地區或邊境區，與占支配地位的農業&mdash官僚政治腹地，形成了明顯差異。
我們在讨論次要的傳統之前，必須認識腹地所具有的鮮明特點，是曆久不衰的集體性凝聚力。
這一多數人的主導秩序，是早期中國人天才的傑作，比之東亞任何其他生活方式都更為精緻；其特征為帝國的君主政體，是&ldquo構成秩序的道德中心&rdquo[15]，儒家的三綱（忠君、孝父、敬夫）[16]作為社會秩序的原則。
這個社會的基石，是擴大了的家族制度。
世家大族的寡頭政治權力，在晚唐和宋初，才為統治者用科舉考試制度選拔人才的權力政府所代替。
[17]從此以後，受過經典著作教育的官員，是皇帝在地方的代理人；而廣有土地和獲有功名的缙紳家庭，則是地方名流的中堅。
近代的研究工作，戳穿了儒家以德治天下和禮治的表象；也揭露了一個舊秩序，在其中的大量平民百姓，常受自然災害和地區性混亂的摧殘[18]。
這些地區性混亂&mdash&mdash周期性的饑荒，盜匪搶劫，村與村的不和，農村的長期苦難，家庭中的專橫，地主貪得無厭的剝削，官員的貪污等。
但是，這些現實的悲慘情景，恰恰突出了事物的真實情景，從而否定了持久的傳統宣傳，如果不去突出舊秩序成績的話。
由于古老中國規範的理想，對于現有論述中國的中外著作起了極其重大的作用（例如見《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1章），我們在這裡隻去注意這些古老中國規範的理想，在支撐占統治地位的農業&mdash官僚統治，及其在進行統治方面的相對效能。
中國統治階級至高無上的地位，是從遠古時代沿襲下來的。
在中國社會黎明時期的商朝，即顯出王與政府中輔助王的史官（文人）作用。
[19]在周朝的典籍，已經有卿大夫階級的優秀人物和庶民中的普通人形象。
天子君臨天下的權力和官僚的施政，在漢代已牢固地确立了。
[20]以儒家經典哲學為前提基礎，并為科舉制度規定的章法所支撐，統治階級的大廈逐步建立了起來。
在明、清兩代，終于出現了享有功名的缙紳階級，被灌輸以忠君思想和授予以維護社會&mdash政治秩序的訓練。
[21]大多數記載（幾乎全部是按照統治階級觀點寫成的）說明，不足總人口5％的士大夫階層，是如何全面控制中國社會的軍事、商業以及所有其他的集團。
每個思想正常的人都力圖維護這種秩序，包括婦女順從男人，年輕的順從年長的，個人服從家庭，農民和士兵聽從有功名的學者；整個社會都要聽從帝國的官僚集團。
這種統治因為有很大的靈活性而能更加持久。
其靈活性表現在允許農民購買土地，讓所有的男人參加考試競争，承認繼母和母親具有同等的地位，允許商人捐納進入有功名者階層。
總之，統治階級已懂得如何吸收社會上的才智之士，使其統治能夠長治久安。
地主、商人、工匠、僧侶幾乎沒有獨立于官吏之外的力量，其中部分的原因，是地主、商人和官場人物通常都出身自世家子弟。
事實上，在鄉村和統治階級内部，家族血緣關系都是和社會結合在一起，同時這又提供了兩者之間的流動渠道。
[22]舊中國不但是農業&mdash官僚政治，而且是和家族制紮根于這個社會的土壤。
這和人煙稀少的亞洲内陸相比，或和靠航海為生與具有自然流動性的沿海邊境地帶相比，都是不同的。
像這樣一成不變的現象，反映帝國定儒家于一尊有着長期的實踐，用以鞏固社會秩序的準則來教化民衆。
中國生活的繁多複雜，看來遠遠超過編年史作者的記述。
地理環境，地方習俗，建築風格，方言，貨币制度，農作物，工藝，交通和技術，其間有着巨大的差異，剛剛開始探索。
然而，中國之所以長期能團結為一個國家，實有賴于普遍從事農業的農民村落，血緣家族結構，薄弱的統治階層，古典文獻，官方語言（官話），以及儒家定皇帝為至尊的社會等級制度。
顯然，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儒家的學說和中央的行政權力戰勝了地方的獨立性。
或許，我們應該稱這是普遍文化與區域文化，或高級文化與通俗文化的共生現象。
總之，在正統典籍和皇帝的诏令中，奉為神明的中央大傳統，已經懂得應如何與分散在農村和邊緣地區的次要傳統共存，并淩駕于其上。
現在，讓我們試着确立沿海中國的特性及其成長足迹。
首先，海洋有其獨有的特征，與其他地區是不同的。
例如在古代海洋的漁業收獲和海上的航行，較之陸上的生産和通行少受限制與控制。
同時，在克服阻力和移動運載工具時，在水上利用風力，較之在陸上利用人力或畜力所用的能量要少得多。
因此以磅來計算，一條船比起一輛大車，使用起來更加便宜，也較少受到控制；一小批水手所運輸之貨物，在陸上則需要一個大商隊。
在貿易事業上，海洋提供的經濟收益遠高于陸上貿易。
中國人大規模發展橫貫陸上河道和運河運輸時，已經認識到這個原理了。
與此同時，海洋上的天氣比陸地上的天氣更為危險。
在陸上，公路和驿道的設施，客棧或驿站能為人們提供可靠的保護和幫助。
首先，陸路（及陸上的河道）可以由駐軍和龐大的稅吏機構所控制；而在近期以前，人們隻能在海岸構造允許的範圍内控制海洋。
總之，海洋甚至能鼓勵小規模的冒險事業和開拓精神，而陸地則便利了官僚政府。
政府如果想要在控制陸地的同時，也控制住海洋，就需要發展海軍力量，就需要在設備和技術上進行比較多的投資。
所有這些基本因素，再加附近不存在可以與之競争的海上力量，使得早期的中國忽視了海洋，而聽任海洋為私人團體所利用。
于是由中國沿海和遠下南洋的海上帆船貿易，遂在私人手中興盛起來。
這不像在亞洲内陸大草原，強大的蒙古人勢力多次遭受中國人的讨伐；在中國沿海，不需要用像對付蒙古人那樣的國力去進行擴展。
另一方面，早就有人提出，史前的中國北部是一個被陸地封閉的社會，接觸不到海洋。
這個陳舊的假設，已為近幾十年來的考古革命徹底否定了。
對依靠耕作，使用陶器和磨制石器的新石器文化的發掘表明，這些不僅存在于華北平原，而且還存在于中國東南部沿海，是&ldquo平行的地區性發展&hellip&hellip特别是在台灣&rdquo。
的确，台北縣大岔坑新石器遺址，有公元前3000年初期的繩紋陶器，是整個東南沿海的典型遺址。
[23]這表明在新石器時期，确鑿無疑地能夠進行相當規模的海上航行。
從這些事實上來看，沿海的中國和大陸的中國，是同樣的古老。
[24]
毫無疑問，廣州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很早就出現了口岸之間的冒險事業，布勞德爾将其稱為沿地中海的&ldquo不定期貨船運輸&rdquo[25]。
在地中海、波羅的海以及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的淺海海域，相互争鬥的城市和城邦，能夠&ldquo通過貿易、海盜行為、搶劫，為奪得更好的貿易與殖民條件，以便從其相互關系中獲取利益&rdquo[26]。
而中國最詳細的記載，可以與之相比的情況，是元朝末年長江下遊對峙的漢王陳友諒和吳王朱元璋兩軍的水師在鄱陽湖中交鋒&mdash&mdash但這也很難說是真正的類似。
[27]
同時，與其他貿易中心的距離，起初也限制了中國沿海的遠距離航行。
中國一直是處于孤立的閉塞狀态，跨海到九州或呂宋，大緻有500英裡危險的海域航程；到暹羅的距離，比這還長一倍多；與越南的聯系，是陸路優于海路。
在商、周曆史的最初兩千年，甚至到公元前221年秦朝統一以後，到前漢建立的這段時間裡，航海活動可以到達的範圍内，沒有什麼較大的社會存在。
這一事實，更使之航海失去了任何戰略的緊迫性；這種海洋上的競争，依然是早期中華文明的次要部分。
漢武帝用兵，主要是對付亞洲内陸的匈奴。
漢代的海上遠航隊，曾被派往越南的北部；南中國沿海和北部朝鮮派出的海上遠征軍，但比之從陸上越過長城的漢代遠征軍，仍是居于次要部分。
[28]
中國早期對南亞的貿易，是由阿拉伯人經手發展起來的。
在7&mdash9世紀，從西亞來到中國的商人和水手，以波斯語作為交往和交易的混合用語。
四個世紀以後的馬可·波羅時期，情況依然如此。
波斯灣的撒拉夫是主要的西方商業中心，即是後來的霍爾木茲。
巨大的&ldquo波斯船&rdquo給中國人以深刻的印象，使自己無法與之相比。
最大的船來自錫蘭，船長200英尺，能載600人或700人。
[29]
中國後來在造船和航海技術的發展，使我們遇到一件長期存在的怪事（按歐洲的标準），中國人在15世紀初已具有向海外擴張的能力，但它卻沒有去進行擴張。
[30]
對這件怪事注意的人很多，但從事對這個問題研究的人卻很少。
當中國人的航海技術優于中世紀歐洲人的航海技術時，中國建造的船隻很早就是平底，沒有龍骨，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