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國際會議專門讨論&ldquo魯迅及其遺産&rdquo，1981年8月在加利福尼亞州阿西洛馬爾舉行。
由李歐梵編集的會議論文集目前在準備中，收論文12篇，評價魯迅對中國現代文學、政治和思想的範圍廣闊的影響及其在世界文學中受接納的程度。
最近的學術會議是1982年12月在檀香山舉行的&ldquo中國現代短篇小說批判探讨&rdquo研讨會。
約20位學者讨論運用西方批判理論分析&ldquo五四&rdquo時代早期至現在的有特色的中國短篇小說的可行性。
研讨會标志了首次把精選小說的内在結構作為文學文本而不是作為曆史文件或作者的傳記資料來進行持續的探讨。
學者也可利用載于溫斯頓·L.Y.楊和内森·K.毛編的《中國現代小說：研究和欣賞指南》的書目提要；唐納德·吉布斯和李雲晨（音）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翻譯書目，1918&mdash1942年》。
包羅最豐富的現代中國小說的英譯樣本是劉紹銘、夏志清、李歐梵編《現代中國小說和中篇小說，1919&mdash1949年》，現代中國詩的樣本是許芥昱譯編《20世紀中國詩集》，現代中國戲劇的樣本是愛德華·岡恩編《20世紀中國戲劇選集》。
第10章書目提要，見前書目提要2和10。
第十一章 中日戰争時期的國民黨中國，1937&mdash1945年
盡管緊張并明顯重要，抗日戰争時期仍然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未開發的部分。
抗戰時期國民黨的最佳的全面寫照，大概仍然是當時在中國采訪的兩個美國記者寫的著作：白修德和賈安娜著《中國雷鳴》。
這部著作批評國民黨，但作出的總評價正在得到最近更多學術研究著作證實。
關于這一時期的包羅最豐富的著作是，現代中國著作最豐富的史學家吳相湘撰寫的《第二次中日戰争史》兩卷。
雖然披露的資料有用，但是吳著在批判解釋或分析上顯著不足。
分析較充分并有有關國民黨戰時勢力的有價值史料、特别研究軍隊派系傾軋和政治敗壞的影響的一部著作是，齊錫生著《戰争中的國民黨中國：軍事失敗和政治崩潰，1937&mdash1945年》。
易勞逸在他所著《失敗的根源：國民黨中國在戰争和革命中，1917&mdash1949年》中也持批判态度看待國民黨。
質量上和對國民黨評價上各異的論文專題集，有薛光前編《中日戰争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mdash1945年》。
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在當地曾對國民黨作過一些最銳利的分析，他的戰時文電稿已由周錫瑞編成《在中國的失機》一書出版。
另一個美國人，格雷厄姆·佩克，從普通人的有利地位評價戰時中國；他的著作《兩種局勢》是一部罕見和令人愛讀的作品，充滿諷刺幽默和與中國老百姓的同感。
關于抗日戰争的軍事方面，劉馥著《現代中國軍事史》提供良好的概括研究。
迪克·威爾遜著《兩虎相鬥之時：中日戰争史實，1937&mdash1945年》是一部普通讀者愛讀的著作。
叙述各次戰役頗詳細的一部國民黨官方著作是許朗軒和張明凱編《中日戰争史，1937&mdash1945年》；這部作品是胡璞玉（音）主編的國民黨國防部出版的多達101卷的中文《抗日戰史》的要略。
若幹較短的中文軍事史可以利用，其中有何應欽著《八年抗戰之經過》和國防部戰史局編《中日戰争史略》。
美國在華的軍事作用，已在美國陸軍部戰史處主持下由查爾斯·F.羅曼努斯和賴利·森德蘭執筆寫成的三卷史給予接近定論的論述。
這部充分研究英文文件後寫成三卷史的書名是：《史迪威赴華使命》、《史迪威指揮問題》和《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
史迪威将軍是戰時在中國的主要美軍将領，是巴巴拉·W.塔奇曼榮獲普利策獎的傳記著作《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mdash1945年》的傳主。
在廣闊的政治格局中研究美國在華作用的著作，有鄒谠著《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mdash1950年》和更近出版的邁克爾·沙勒著《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mdash1945年》。
關于中日戰争日本一方的著作在本書第1章和第10章書目提要中提到。
抗日時期國民黨中國國内政治史甚少受到學者注意。
政治制度有三部在40年代出版的著作研究：林百克著《蔣介石的中國：政治研究》，錢端升著《中國的政府與政治》和勞倫斯·K.羅辛格著《中國的危機》，後者是一部面寬而不太詳細的著作。
抗日戰争的經濟方面，特别是通貨膨脹，在三部研究專著中得到熟練的處理。
張嘉璈著《惡性通貨膨脹，1937&mdash1945年中國的經驗》，周舜莘著《中國的通貨膨脹，1937&mdash1949年》，和楊格《中國戰時财政與通貨膨脹，1937&mdash1945年》。
楊格曾任國民黨政府财政顧問，也寫過一部有關美國與戰時國民黨中國的經濟牽連的極佳曆史著作，《中國與援助者，1937&mdash1945年》，廣泛地提供很多關于中國經濟的資料。
程玉桂著《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1948年的曆史綜合分析》，是一部研究現代經濟部門的簡明而資料充實的著作。
日本在控制區域的經濟政策及其激起的反應，是淺田喬二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之中國&mdash&mdash中國被占地區經濟之研究》的研究課題。
我們對抗戰時期的了解仍有很大空白。
例如，文化和社會方面，幾乎沒有被觸及，而大有希望用來闡明南京十年的地方史的詳細研究，40年代尚未在國民黨區域開始。
第十二章 抗日戰争時期的中國共産黨，1937&mdash1945年
本章書目提要不拟重複在本書第4章書目提要或在上卷書目提要中已經提過的書目。
也拟避而不提在本書第14章書目提要中論述的毛澤東著作和傳記研究專著。
涉及1921&mdash1949年整個時期的大規模文獻彙集尚告阙如。
康拉德·布蘭特、史華慈和費正清著《中國共産主義文獻史》是一部最早的探索性著作（1952年），但仍然是一部有用的入門著作。
對于趙國俊著《中國共産黨的農村政策，1921&mdash1959年》，這種評價也大緻同樣正确。
到60年代，薛君度編《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第一卷，1921&mdash1937年；第二卷，1937&mdash1949年）根據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豐富的收藏，提供了利用中文資料的指南。
也有用的編著是路康樂等編《中國紅軍，1927&mdash1963年：有注釋的書目》。
黨史文獻及其他資料在中國已以逐漸加快的速度出版。
然而，由于這個主題有許多敏感性，出版物落後于大多數傳統學術領域，而且有些書籍限&ldquo内部發行&rdquo。
一部專門的黨史定期刊物是《黨史研究》。
兩套不定期出版的叢書是《革命回憶錄》和《黨史研究資料》。
此間在研究中使用的一部跨越30年的八卷文獻集是《中共黨史參考資料》。
類似的資料集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三卷。
第二次統一戰線的發展是萊曼·P.範斯萊克著《敵與友：中國共産黨曆史中的統一戰線》研究的課題。
第二次統一戰線發展中最有戲劇性和決定性的事件&mdash&mdash西安事變&mdash&mdash當時由貝特蘭《中國的第一幕：西安兵變真相》加以報道，最詳盡的著作是吳天威著《西安事變：現代中國史的支點》[也見吳天威載在《現代中國》季刊第10卷第1期（1984年1月）上的西安事變新史料綜述]。
為系統地提出有關20世紀這第一次大農民革命的理論，查默斯·約翰遜著《農民愛國心與共産黨政權：革命中國的出現，1937&mdash1945年》作了開拓性工作。
反對約翰遜所持的中國共産黨勝利主要基于戰争引起的愛國動員而不是基于中國近代社會内的革命需要的論點的，有謝爾登著《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這部著作從研究陝甘甯邊區得出一般結論。
闡明戰争期間中國共産黨成功的第三部著作是，片岡鐵哉著《中國的抗戰與革命：共産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片岡鐵哉認為中國共産黨給中國農村長期存在的基層組織和非政治性的組織網周圍加上了&ldquo鋼框&rdquo；而在中國城市，民族主義的責任使蔣介石既不能采取有力的反共行動，也不能與日本媾和。
這些早期論述可被認為充其量也不過是部分正确，因而作為全面解釋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一些研究共産黨根據地的著作提供曆史觀點：斯蒂芬·艾夫裡爾著《棚民與長江多山地帶的開拓》和《多山地帶的革命：江西省共産黨運動的興起》，羅伯特·馬克斯著《華南農民社會與農民起義：海豐縣社會變遷，1630&mdash1930年》，和琳達·格羅夫著《革命中的農村社會：高陽地區，1910&mdash1947年》。
研究各敵後根據地的博士學位論文有：凱思林·哈特福德和卡爾·多裡斯研究晉察冀邊區，陳永發和格裡戈爾·本頓研究華中根據地，和戴維·保爾森研究山東根據地。
補充謝爾登的陝甘甯根據地研究的，有彼得·施蘭著《遊擊經濟：陝甘甯邊區的發展，1937&mdash1945年》和由安德魯·沃森譯為英文的毛澤東著《經濟問題與财政問題》（1942年）。
抗戰時期在共産黨根據地内及周圍的許多觀察家的報告，集中在戰争頭幾年，然後集中在最後兩年。
戰争中期最困難的幾年，西方人士幾乎沒有觀察敵後根據地，林邁可的著作，特别是《不為人知的戰争：華北，1937&mdash1945年》除外。
從在中國出版的關于這個時期的大量出版物中，我們在這裡隻能列舉如《彭德懷自述》和薛暮橋著《山東解放區的經濟工作》之類的樣本。
1984年8月召開的抗日根據地研究國際會議将出版更多的著作。
關于在台灣的調查局檔案資料的種類和使用指南，見多諾萬、多裡斯及沙利文著《台灣調查局檔案中的中國共産黨資料》。
官方日本軍事史《華北治安戰》兩卷充滿有價值的資料。
每年出版一卷的《美國對外關系》載有關于中國共産黨的資料很多，特别是中共與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關系的資料。
詹姆斯·B.裡爾登-安德森著《延安與列強：中國共産黨對外政策的淵源，1944&mdash1946年》中的看法，被多蘿西·博格和瓦爾多·海因裡希斯編《不确定的年代：1947&mdash1950年的中美關系》的幾篇論文所沿襲，直寫到1949年。
第十三章 1945&mdash1949年的國共沖突
前兩章分别關于國民黨政府和共産黨運動的書目提要已記述到現在為止可利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和内戰時期研究的主要中文資料。
學者可有把握地期望更多的文獻和研究著作從南京、台北和其他各地的檔案中出現。
1949年以前軍事史諸方面的研究著作選已在美國陸軍部戰史處主辦下翻譯成英文。
這些研究著作原來是在台灣根據當地可利用的軍事檔案資料寫成的。
這些著作選可從美國國會圖書館縮微膠卷得到，标題為&ldquo英譯中文軍事研究著作和資料&rdquo。
也可從國會圖書館縮微膠卷得到的資料是1945&mdash1949年時期美國領事館的報刊譯文系列資料。
這個系列包含若幹國民黨城市的報刊和共産黨控制區的電台廣播，但包含這個時期共産黨的新聞出版物的材料不多。
最重要的共産黨新聞出版物是《解放日報》和《群衆》雜志。
這個系列也沒适當地包含新聞雜志。
這個時期的最佳英文期刊是《密勒氏評論報》。
主要的中文時事評論期刊是上海出版的《觀察》周刊，由于該刊的可靠的軍事聯系，也被認為是這個時期有關戰争發展的少數可利用的資料來源之一。
上述資料來源，連同美國國務院的《美國對外關系》，反映在國民黨城市獲取的有關共産黨和戰争本身的資料不多，這是當代曆史的一個事實，後來的曆史學家，當他們查完現在可獲得的有關這兩個題目的大量檔案資料時，可能疏忽。
關于20世紀40年代美國的對華政策，正如本書目提要2/10指出的，已有大量著作。
關于&ldquo喪失中國&rdquo的曆史研究問題，最近的一部發人深思的研究專著是韓德著《特殊關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國和中國》，該專著把來華基督教差會、中國人反差會事件、美國排華運動及中美外交關系置于共同的框架之内。
關于40年代美國在華戰争活動的基本叙述，有查爾斯·羅曼努斯和賴利·森德蘭的官方中緬印戰區史三卷。
關于這個時期的最一般的背景讀物，有巴巴拉·塔奇曼著《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mdash1945年》。
一部附有長達60頁的關于美國手稿、政府檔案、發表文書、情報報告、學位論文、口述曆史、文章及著作的書目的著作，是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著《屈辱的模式：中美關系和承認的争論，1949&mdash1950年》。
第十四章 1949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
在這個專門主題下，我們拟避免重複本書書目提要4和12提到過的著作。
關于這個變化不定的主題，特别是毛澤東著作的全文，可以獲得的文獻資料，70年代初以來，數量上至少增加了兩倍。
新曆史資料的大量出現，使我們關于毛澤東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看法。
雖然他在1949年以後的政策最受人懷疑，但是，若幹更早期的問題也已出現。
例如，毛澤東改信馬克思主義的年月，他在1930年對李立三路線和在1933年對福建反叛者的态度，在中國學者中，特别是在《黨史研究》之類内部刊物中，是極其熱烈的讨論的對象。
然而，關于毛澤東直到1949年的思想發展的研究，主要變化在于新資料的獲得。
在70年代初以前，可利用的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毛澤東思想的資料，主要包括（中文、英文及其他各種文字的）《毛澤東選集》四卷，加上可在中國以外的圖書館找到的從20年代到40年代發表在書籍和期刊上的毛澤東著作。
雖然屬于第二類的頗大一部分毛澤東著作可在什麼地方得到，但是，那些資料分散在各個中心，系統地利用那些資料費時費錢太多，簡直不可能利用。
第一個大突破是在1970&mdash1971年，10卷版1917&mdash1949年的毛澤東著作在東京出版：《毛澤東集》。
可惜，《毛澤東集》印數很少，因而在大的中國學圖書館外不能為學者廣泛利用。
然而，竹内實教授及與他聯合從事這項事業者不僅能照新的版本說明勘正少數錯誤再次印行原十卷《毛澤東集》，而且開始出版包含全新資料的若幹補卷（《毛澤東集補卷》）。
截至1984年10月，已出版六卷，以後每隔兩個月出版一卷。
最後，共出版補卷八卷，不是原來宣布的五卷，另加年表卷，全書将達19卷。
[2]
同時，中國方面已經開始出版一些毛澤東著作，特别是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前時期的著作，而且也包括1921&mdash1949年的重要著作。
其中有些可在内部發行的如《一大前後》和《新民學會資料》之類編集中找到。
然而，在負責編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和陳雲等領導人著作的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主持下，為紀念毛澤東90誕辰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及其他以專題編輯的已出版或将出版的書信選集内，有許多極使人感興趣的以前不為人知的書信。
這些情況至少部分地使全部原有的毛澤東研究著作（甚至包括最近出版的著作）陳舊過時。
然而，盡管文獻應用上出現空白，但是，許多作者已經以使人思考的方式理出基本問題，并且勾畫出對指導今後研究有很大的價值的假說。
下面是一小批精選的具有某些重要貢獻的著作。
在以一貫方式研究這個直到1949年時期的全部或頗大部分的著作中，最近出版的思想最豐富的和最不偏不倚的著作是，布蘭特利·沃馬克著《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mdash1935年》。
雖然這部著作寫到1935年，而且未能利用1917&mdash1921年的一些主要的資料，但是它是現有的介紹毛澤東在思想形成年代的思想的最佳著作。
約翰·布賴恩·斯塔爾著《繼續革命：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受到著者把從20年代到70年代毛澤東寫的每部著作作為一個單體處理的傾向影響，大為減色，從這些單體，著者可随意引用文句來說明著者基本上以不顧史實的方式想象出來的各個方面。
然而，這部著作包含有創見的注釋和有用的編輯而成的資料。
另一部研究整個毛澤東1949年以前思想發展及1949年以後思想的著作，是熊玠著《意識形态與實踐：中國共産主義的發展》，這是一部使人感興趣和有創見的解說著作，即使這部著作把思想（如在毛澤東思想中）作為一種與西方通常的主義（如馬克思主義）種類不同的思想活動樣式以與中國傳統模式相一緻的見解，是引起争論的。
（就中國人來說，他們堅決認為毛澤東的思想的确構成體系。
）熊玠這部研究專著無疑是這方面的最佳著作之一。
宣道華著《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和《毛澤東：初步再評價》在頗大程度上均研究1949年以前的毛澤東的思想，但是，在文獻應用上略陳舊過時。
關于毛澤東早期思想的唯一最佳著作，是李銳著《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書中有幾章專門叙述1915&mdash1927年的毛澤東的思想。
其他著作有：魏菲德著《曆史與意志：毛澤東的思想的哲學觀點》，主要研究毛澤東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前時期的思想，雖也兼及文化革命；和喬治·曼蒂奇著《湘江思潮》，這是一部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雜志的意大利文全譯本。
史華慈著《中國的共産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也提供深刻而敏銳的見識，盡管有文獻基礎過時30年所造成的種種缺陷。
最後，雷·懷利著《毛澤東主義的出現》是現有的研究毛澤東延安時期思想的最佳著作。
這部著作思想豐富，并且充分利用文獻，集中研究毛澤東的思想發展和毛澤東的思想在其中形成的政治鬥争基質之間的關系問題。
***
[1]我們感激密執安大學蒲地典子教授在參考文獻中日文圖書的書目方面的協助，感激普林斯頓大學吉爾伯特·羅茲曼教授在蘇聯研究著作方面的意見。
[2]全部出齊共20卷。
&mdash&mdash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