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第255&mdash279頁有所涉及。
近代地方行政的發展可在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開始研究，該館藏有1911&mdash1949年的資料，但利用那類館藏資料尚有限。
北京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和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都已開始按某些主題大批出版館藏資料。
例如，晚清立憲制度的地方自治部分可以利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出版的《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進行研究。
晚清以來地方政府研究的規範性基礎，可在如《大清光緒新法令》之類彙編和在費正清和劉廣京著《近代中國》書目3.2下所列的類似書籍找到。
問題是發現這些法令應用于實際到什麼程度。
就這一用途來說，政府機關的公報特别是地方行政機關的公報，表明政府如何反映地方具體情況。
《江蘇省政府公報》之類出版物，在餘秉權等編《關于20世紀中國的研究資料：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出版物注釋目錄》第71頁以下各頁中述及。
政府年鑒往往可用于相同用途。
擴大的地方社會調查包含地方政府如何運作的豐富資料。
日文的地方實地調查成果在約翰·揚著《南滿洲鐵道會社調查活動，1907&mdash1945年》中有介紹。
最好的第一手資料大概是從20世紀40年代初在河北和山東某些地方進行的逐村調查，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習慣調查》。
除訪問記錄外，編入晚清以後關于地方政府的原始資料。
這些資料的政治方面，已由普拉森吉特·杜阿拉著《鄉村社會中的權力：華北農村，1900&mdash1940年》加以研究。
這個主題的日文研究著作，也在杜阿拉的著作中被廣泛研究。
30年代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所編實地調查報告簡編包含很多地方政府資料：《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的主要共同研究計劃項目（已在上面提到），揭示清末民初許多地方行政發展的環境。
也可查閱刊載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集（1977年）中的文章：張玉法著《清末民初的山東地方自治》和王樹槐著《清末江蘇地方自治風潮》。
地方士紳政治化研究應從張朋園著《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和肖邦齊著《中國名流與政治變革：20世紀初期的浙江省》着手。
關于地方自治運動，孔斐力著《民國統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與動員問題》整體地對它進行研究，該文收入魏菲德和卡羅林·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
近代時期地方名流如何與政府相互影響，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的《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3集和第4集（1978&mdash1979年）中有所論述。
特别是見之于艾恺、蘇珊·曼·瓊斯和孔斐力的論文（如在書目所列）。
有影響的帝國背景研究專著是和田清著《中國地方自治發展史》，該書1939年初版，1975年再版時附山根幸夫所編的重要新書目。
蕭公權著《農業中國：19世紀的帝國控制》和瞿同祖著《中國清代地方政府》是仍然有價值的清代背景入門書。
關于地方區域政權制度，留有許多卷大多是綱領性的、自吹自擂的資料。
不過可以看出這類集子的很多言外之意，如山西村政處編《山西村政彙編》，該彙編編集1916&mdash1927年山西省從省發至縣的文件。
關于廣西，見李友華著《地方和國家：1925&mdash1937年中國政治鬥争中的桂系》。
國民黨地方行政及其背景，在陳伯心著《中國的地方制度及其改革》和錢端升等著《民國政制史》中得到介紹。
關于縣政，程方著《中國縣政概論》引用和綜合很多現有的直到1939年的文獻；施養成在1946年就省政寫成的綜合性著作《中國省行政制度》也是這樣做的。
民國初期背景研究，有馬場鍬太郎著《中國地方行政制度之研究》（《支那研究》1927年第12期，第81&mdash317頁）。
展示性的制度研究，有吳應銧著《民國初年地方知事的職業：職業的招聘、訓練和流動》[《現代亞洲研究》第8卷第2期（1974年4月）第217&mdash245頁]。
董修甲在他所著的《中國地方自治問題》中概述國民黨認為的地方自治制度。
著名的國民黨綱領制定者李宗黃著《新縣制之理論與實際》，論述被竭力推薦的&ldquo新縣制&rdquo。
關于鄉村建設運動的地方政治，基本著作是艾恺著《最後一位儒家學者：梁漱溟與中國關于現代性的困境》。
這方面豐富的中文文獻，可涉獵這部著作所附書目和上面引述的餘秉權著《關于20世紀中國的研究資料》。
查爾斯·M.海福德在他所著的《中國的鄉村建設：晏陽初與平民教育運動》中研究定縣個案。
第八章 學術界的成長，1912&mdash1949年
學術界包含個人和機構，其曆史記載在各種各樣涉及思潮、政治傾向和社會文化環境其他方面的綜合文獻中。
我們在這裡隻能為本章專就高等教育列出基本資料。
北京、南京和台北以及東京、倫敦、巴黎和華盛頓的政府檔案，在這個領域比較而言仍然未被發掘。
設在紐約州塔裡敦的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館提供美國援助，特别是在醫學及其他科學方面的資料。
已出版的文獻很多。
舒新城早年編集的《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四卷收羅從1898年到1928年國民教育創始期間的史料。
舒新城去世後出版的舒新城編三卷《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是一部與前者十分不同的作品，收羅1852&mdash1922年的史料。
1976年出版的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四卷轉載清末至1948年史料數千頁，使該書成為一部包羅最廣的資料集。
丁緻聘著《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提供直到1933年的每周記事。
王雲五著《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提供1897&mdash1972年（1949年以後關于台灣）的資料和文獻。
林子勳著《中國留學教育史》也編入大量資料。
在雜志類中，有商務印書館1909年在上海創刊的《教育雜志》和中華書局1912年創刊的《中華教育界》。
江蘇省教育共進社主辦，最初由蔣夢麟編的《新教育》，1919年創刊。
關于直到1930年的教育的最早一部簡明概括的綜合評述，是王鳳喈著《中國教育史大綱》。
關于1930年以後的教育的研究，有一批在各方面贊助下出版的調查研究：其中有蔡元培等著《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mdash1931）》。
《抗戰前十年之中國》有若幹關于高等教育機構發展的章節；潘公展編《五十年來的中國》有一流教育界人物撰寫的章節。
莊澤宣編《抗戰十年來中國學校教育總檢讨》是《中華教育界》雜志新1卷第1期（1947年）特輯。
教育設施的官方統計數字收在教育部統計科刊行的《二十一（二、三）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内。
有兩部教育年鑒出版：《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六卷在1934年出版，有教育部長王世傑的前言；《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在1948年出版，有朱家骅的前言。
自1981年以來，台灣陸續出版《學府紀聞》叢書，由一流大學的單卷校史組成。
第一批出版的，有《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武漢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私立燕京大學》。
内容包括各種各樣資料，從正式大事記、同時代人的文章、報告和演講直到紀念文章和個人回憶，回憶大多是轶事趣聞。
台北《傳記文學》月刊和傳記文學社出版《傳記文學》叢書，收民國時期人物傳記，包括許多教育界人物傳記：王文田著《張伯苓與南開》（叢書第26種，1968年）；梁實秋著《談聞一多》（叢書第3種，1967年）；羅家倫著《逝者如斯集》（叢書第14種，1967年）；《蔡元培自述》（叢書第22種，1978年）；胡适等著《丁文江這個人》（叢書第21種，1979年）；楊亮功著《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叢書第98種，1980年）。
關于蔡元培對近代中國教育界生活的特殊貢獻，見陶英惠著《蔡元培年譜》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集（1976年）和第7集（1978年）刊載的兩篇詳細文章。
除廣為人知的《蔡元培全集》外，還有1980年出版的集中蔡氏有關教育論述的專集，高平叔編《蔡元培教育文選》。
若幹校友會刊物如《清華校友通訊》載有有用的校史資料。
英文的教育界人物的第一手記述有蔣夢麟著《來自西方的潮流》。
在華教會大學的曆史及其與中國環境的相互影響，在傑西·G.盧茲著《中國和基督教院校，1850&mdash1950年》有論述，也見于安東尼·C.李：《中華民國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
各教會大學校史，已由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理事會刊行，雖然在質量上參差不齊，但這類出版物有兩種用途，一是提供主要根據差會檔案和私人文件撰寫而成的19世紀以來在華教會教育事業概要，二是展示教會大學教育家和他們的年譜編寫者之中普遍存在的态度分歧。
這類出版物有：查爾斯·霍奇·科貝特著《齊魯大學》（1955年），克拉倫斯·戴著《之江大學》（1955年），艾德敷著《燕京大學》（1959年），瑪麗·蘭伯頓著《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mdash1951年》（1955年），德本康夫人和魯思·M.切斯特著《金陵女子文理學院》（1955年），L.埃塞爾·華萊士著《華南女子文理學院》（1956年）和劉易斯·C.沃姆斯利著《華西協合大學》（1974年）。
也參見魯本·霍爾登著《1901&mdash1951年中國大陸的雅禮和湘雅》。
關于最近出版的西方&mdash&mdash特别是美國&mdash&mdash對中國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的影響的分析專著，有彼得·巴克著《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1876&mdash1936年》和菲利普·韋斯特著《燕京大學與中西關系，1916&mdash1952年》。
日本對中國文化教育的影響的全領域，已由日本大學者實藤惠秀全面開拓，他的1939&mdash1945年早期著作（見費正清等著《日本的近代中國研究》條目6.8.1&mdash6.8.5）在他1960年出版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中達到其巅峰。
這方面的中文著作，有黃福慶著《清末留日學生》。
實藤惠秀在東京的藏書仍然是這個研究領域的主要資料來源，在任何其他國家無類似的富源。
汪一駒著《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mdash1949年》是一部導引研究的專著，而中國留學生的回憶錄仍然是一個未被發掘的富源。
薩利·博思威克著《中國的教育與社會變遷》在第200&mdash201頁列出這類回憶錄約50種的書目。
在近來的出版物中，這個研究領域最有用的起始著作，除菲利普·韋斯特著《燕京大學與中西關系，1916&mdash1952年》外，還有北京1965年編成，1981年出版的詳細清華校史《清華大學校史稿》（約翰·伊斯雷爾選刊了其中一部分）和賈祖麟在1981年出版的研究專著《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國家：叙事史》。
第九章 文學趨勢：通向革命之路，1927&mdash1949年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般狀況已在本書上卷《文學的趨勢Ⅰ：對現代性的追求》的書目介紹中加以讨論，本書目提要提供那一章和本章撰寫時未獲得的更多資料信息。
自1976年&ldquo四人幫&rdquo垮台以來，學術活動的複蘇導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成果的豐收。
（按照中國史學界年代分期，&ldquo現代&rdquo指1917&mdash1949年，&ldquo當代&rdquo指1949年至現在。
）在迅速增加的刊物中，至少有六種是現代文學史料和研究刊物，最值得注意的有：《新文學史料》，重點登載了茅盾的回憶錄及其他重要史料；《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和《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
此外還有若幹專門的魯迅研究刊物（1981年為魯迅誕生一百周年）。
大部頭《中國文學家詞典》正由北京語言學院刊行：現代篇第一卷在1978年以初稿形式出版，載有405位文學家的傳記；第二卷在1982年出版，載有582人的傳記。
本章提到的公認為優秀的文學史著作，包括李何林、王瑤和劉绶松所著的文學史著作，已經再版印行，一批新專著也已出版。
一個新的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服務的全國檔案中心正在建立中；未來的檔案中心将設在北京附近16世紀建成的一個古廟内。
據《中國文學》（1983年2月）提供的信息，館藏&ldquo将包羅1919年&ldquo五四&rdquo運動以來現代作家、理論家、翻譯家和文學活動家的手稿、照片、肖像、參考影片、錄音帶和錄像帶，以及他們各種版本的作品、刊物和其他重要資料&rdquo（第137頁）。
現在已經開始實施的也許是最具雄心的計劃，是《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彙編》（乙種）叢書，該叢書将收有關于文學運動、社團、争論以及關于作家及其作品的資料，附刊載在報刊的作品和文章的索引。
這個大項目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持下十餘所名牌大學的學者的一項共同研究計劃。
這套叢書完成時（計劃在1985年完成），數量可達數百卷，将成為從事這個領域研究的中國及西方學者和研究者的最有價值的資料寶庫。
然而，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的解釋質量不一定配得上極大的數量，雖然1976年以後的著作表現毛澤東思想意識少些，但是沒有放棄過去30年連續不斷的思想運動形成的基本馬列主義框架。
近來出版的大多數專著仍然往往會着重研究30年代文學論争和黨領導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在延安文學界的重要作用。
因此，左翼作家文學思潮和作品比非左翼作家或有美感的作品，特别是在戰時重慶和淪陷區上海的作品，受到更廣泛的研究。
在現代時期的作家中，魯迅仍然是占據政治上奉為神聖的地位的傑出偉人，雖然少數研究專著（如劉再複和林非著的一部令人愛讀的傳記《魯迅傳》）試圖從人的角度更客觀地描繪魯迅。
近來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專著大多突出六大作家，排列次序是：（1）魯迅，（2）郭沫若，（3）茅盾，（4）巴金，（5）老舍，（6）曹禺。
在夏志清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受到高度評價的作家&mdash&mdash張天翼、吳組湘、沈從文、錢锺書和張愛玲&mdash&mdash似乎在中國文學史中默默無聞。
30年代初一度發展起來的詩的現代派潮流，在先前的中國學者的研究中幾乎沒有受到什麼注意，如今才開始在中國吸引學者興趣，部分地是近來集中在&ldquo朦胧詩&rdquo的年輕實踐者的争論的結果。
可是，如徐志摩和郁達夫那些非左翼作家的詩和作品仍然是&ldquo五四&rdquo文學更大的遺産的一部分，這部分文學遺産在台灣準許閱讀，而其他大多數作家，包括魯迅，被目為&ldquo共産黨&rdquo，作品受到查禁。
一部頗為大膽的學術叢書，周錦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為數約30卷，是機智地避過官方禁令的初次嘗試，雖然各卷的學術質量參差不齊。
因此，在推進作為社會文化史格局中的文學，而不是主要作為政治意識和政策反映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人數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正在迎接這種挑戰，他們近年已能同他們正在研究的作家有私人直接接觸。
從這類接觸中得到好處的近年（出版或準備出版）的研究專著中，最值得注意的有：梅儀慈著《丁玲的小說&mdash&mdash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思想意識和叙事》；葛浩文著《蕭紅評傳》（據作者英文專著《蕭紅》擴充和修訂）；傑弗裡·金克利即将出版的一部關于沈從文的著作（作者在哈佛大學的學位論文《沈從文對中華民國的幻想》的修訂稿）和胡志德著《錢锺書》。
這些學者不是訪問過研究對象本人，就是在研究對象生活所在地點進行研究，或兩者兼而有之。
繼這些學者之後，一些美國大學研究生，已就吳組湘、老舍、蕭軍、艾蕪和丁玲這樣一些人物和就自傳文學和象征派詩這類一般論題，在中國進行研究或訪問。
然而，在西方學者中，集中的一般領域仍然是30年代文學。
這是可以理解的，這是由于盡管社會政治環境令人窒息，這個時期的作家卻多産，并且藝術上成熟。
反之，左翼作家聯盟的文學論戰和活動已不為西方學者廣泛研究，保羅·皮茨科維奇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瞿秋白的影響》和安東尼·凱恩最近發表的博士學位論文《左翼作家聯盟與中國的文學政策》是顯著例外。
40年代時期，當時中國現代文學卷入戰争和革命中，在西方學術研究中不甚受到注意。
茅盾和巴金的戰時作品有待進一步研究和翻譯。
茅盾的小說，如《蝕》和《腐蝕》，尚未翻譯成英文；巴金最佳小說《寒夜》最近才由内森·毛翻譯成英文。
重慶戰時戲劇尚是一個有待研究的極重要課題。
淪陷區上海文學界在愛德華·岡恩的主要著作《不受歡迎的缪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國文學，1937&mdash1945年》中，在學術上初次得到論述。
延安文藝界成為戴維·霍爾姆的研究課題，此人曾就延安秧歌運動和魯迅遺産寫過論文。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邦尼·麥克杜格爾根據較早的1943年文本的審慎的新譯本。
本章概括地探讨的戰後電影業，已由保羅·皮茨科維奇、保羅·克拉克和其他人作為社會史的一種資料加以研究，電影藝術價值和文學價值仍然有待評估。
（傑伊·萊達著《電影》是一部有關中國現代電影的著作，有嚴重缺點。
）總之，這整個時期為繼續進行學術研究提供了一個内容豐富的領域。
一個新領域的發展也可由研讨會和會議之類集體學術活動判斷。
自1974年在哈佛大學舉行開拓領域的研讨會和會議&mdash&mdash成果為《五四時代的中國現代文學》（默爾·戈德曼編）&mdash&mdash以來，已舉行過六次國際會議，其中三次直接和本章涉及的時期有關。
這些會議的第一次是1980年6月在巴黎舉行的研讨會，由羅伯特·魯爾曼組織。
1982年以《抗日戰争時期的中國文學（1937&mdash1945年）》為題出版的會議論文集，專門題獻給丁玲和艾青（後者親自參加了會議），載有歐洲、美國及中國學者寫的論文2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