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用大寫字母抄寫的完整的手抄本。
又，6世紀時的約翰尼斯·盧杜斯曾引用過一個有獻給塞普提克烏斯·克拉魯斯題詞的抄本，這個抄本上據推測還是保有朱裡烏斯·恺撒傳裡的散佚部分的。
而9世紀末（公元884年）的富爾達抄本注就缺了朱裡烏斯·恺撒傳中最前面的部分，當然還有幾處較少的脫漏和許多抄寫上的錯誤。
因此，這部分一定是在6世紀和9世紀初之間散佚的。
除《帝王傳》而外，還有《名人傳》的相當多的片斷保存下來。
《名人傳》讨論的是廣義的文學領域内出類拔萃的羅馬人，原作大概包括五大卷，分别讨論詩人、演說家、曆史家、哲學家、語法學家和修辭學家。
《語法學家和修辭學家》卷十五世紀的赫斯菲爾德抄本已散失，現存的版本是根據這個手抄本的18個副本校定的注。
内容基本上保存了下來，隻缺了最後的一部分。
語法學家部分以一篇引言開始，介紹羅馬語法學研究的起源和發展，以及語法學和修辭學之間的關系，而後便介紹該學科的代表人物。
寫修辭學家的部分也以一篇引言開端，介紹該學科的研究曆史，但原計劃介紹的15個代表人物隻寫了5人，文章便結束了。
其次，流傳下來較多的是《詩人》卷的片斷。
這些片斷沒有一篇是以原初的形式流傳下來的。
它們是被古代出版家作為介紹作家生平的注釋放在作品前面和作品一起流傳下來的，大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了增删甚至改動，文字與蘇維托尼烏斯原作已有很大的差異。
其餘各卷中《曆史學家》現在僅有一個老普林尼傳，《演說家》卷僅有一個帕西安努斯·克裡斯普斯的傳記摘要流傳下來。
《名人傳》的這種曆史命運可能和它的文辭狀況不及《帝王傳》有關系。
《名人傳》所記大體上是十二帝王同時代的人物，因此朱維納爾、塔西佗和小普林尼都未包括在内。
至于其餘的作品則隻有少數片斷因後人的引用或改寫而流傳至今。
後者如四世紀時巴夫林·荷蘭斯基把《諸王傳》改寫成了詩體，事實上除了故事而外，已不複是蘇維托尼烏斯的作品。
（三）
《帝王傳》或譯《十二恺撒傳》，是傳記形式的史學著作。
它的完整傳世奠定了蘇維托尼烏斯作為曆史學家的基礎。
羅馬人在文學藝術的創作或哲學的深刻思維方面遠不及希臘人有天賦，但是在史學散文方面則是名家輩出，體裁多樣。
公元前1世紀，傳統史學之外，奈波斯開創了傳記體的新的史學形式。
公元一世紀和二世紀間，蘇維托尼烏斯的《帝王傳》、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和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傳》一起，代表了羅馬傳記史學的新收獲。
《帝王傳》問世後多少世紀以來，曾受到廣泛的喜愛、傳播。
人們閱讀它，甚至模仿它。
但到十九世紀，西方學者在對古典作家進行全面的整理研究時，卻得出了一個完全意外的結論：作為曆史學家的蘇維托尼烏斯完全不是曆史學家，而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一個古董商。
他同等地從事寫作作家的傳記和妓女的傳記，羅馬的官職和希臘的罵人話，西塞羅的理論和人體的缺陷&hellip&hellip，而十二個帝王的傳記隻是蘇維托尼烏斯這種總的寫作傾向涉獵的一個偶然的領域而已。
十九世紀學者中形成的這一總的看法在許多方面決定了現代研究者們對《帝王傳》的态度。
羅爾夫說它既不是曆史又不是傳記注，萊奧等說它隻是文法的範例注。
至于内容，有人說作者是醜聞的販賣者，有人說他隻是奇聞逸事的搜集者，等等。
這些評論，或從未保存下來的作品去判斷保存下來的作品，或以今人的标準去要求古人，這未必是很合理的。
誠然，與同時代的兩位大家相比，在史學的嚴肅性方面蘇維托尼烏斯是比不上塔西佗的，他也沒有普魯塔克的統馭全書的倫理主題。
但我們如能不拘一格地看問題，那麼應該說，《帝王傳》還不失為一部具有特色的作品，它長久地受到人們的喜愛也表明必有其不可否認的價值。
一個作家在從事寫作時必然受到自己的興趣、能力、生活環境和時代風尚等主、客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