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主的收入危機結束了中世紀時期，開始了現代的曆史。
但并非舊的框架都完全動搖了。
由于舊的人與人關系的概念變得模糊不清而造成特征混淆，人們對領主的佃農，開始使用以前表明整個其它從屬關系的一個詞，稱其為他們的&ldquo附庸&rdquo。
對佃農及其采地，領主行使的大部分權利，在弗朗索瓦一世時期，甚至在路易十六時期，都基本上同聖路易時代一樣。
不過，有兩點重要的例外：領主裁判權衰落，農奴地位的消失；在通常情況下是消失了，即使在它還繼續存在的地方，它也有了深刻的變化。
領主的司法權并沒有就此滅亡，隻是大革命才消滅了它。
許多訴訟事件仍然要通過領主的司法權，但該權的好處和力量已大不如前。
從16世紀起，一種法則被普遍接受，并幾乎被一直運用，即禁止領主個人出席審判。
同時，司法制度的不斷複雜化也使審判變得困難，令領主為難，從此，領主必須設置職業法官，同時對法官支付報酬，但不再像人們以前所做那樣提供一份&ldquo俸祿地&rdquo（這一報酬方式在經濟上的好處已經不再那麼明顯了），而是用貨币支付。
無疑，這沒有超過國王敕令對法官某些技術性保證的要求，敕令要求給予法官适當的工資應嚴格得到遵守，歸法院裁判的人向法官支付的&ldquo訟費&rdquo構成他們土地資财以外最明顯的收益。
對領主來說，這是一筆真正的負擔，而且常常是相當重的負擔。
此外訴訟人還要加上其它的費用，整個花費常常超過所得，以緻有時人們非常害怕審判。
17世紀一位勃艮第貴族寫道：&ldquo罰金、無主财産和沒收錢物的收入不夠支付法官們的工資。
&rdquo1781年，馬耶讷公爵領地的總管給主人的報告中寫道：&ldquo貧窮&hellip&hellip使我們發生許多違法案件。
我盡我可能私了了許多事件，由此拯救了2、3個歹徒，他們幾乎是用公開的暴力拘押行旅之人。
&rdquo[1]
特别是國家法庭或&mdash&mdash或大公法庭、國王法庭，從16世紀以後幾乎完全統一為國王法庭&mdash&mdash對領主法庭構成了可懼的競争對手。
國家法庭收回了領主法庭的大量訴訟案件，并通過迅速籠絡地方官吏，獨攬了許多其它訴訟案件，總而言之，從此以後國家法庭接受了所有申訴。
從而，無論上層或下層的有審判權的人，都産生厭倦與冷漠&mdash&mdash因為，按照17世紀以前的舊原則，上訴人直接指責的是第一審法官而不是勝訴人&mdash&mdash更糟的是，他們大大喪失了權力和威望。
在10世紀和11世紀，使領主們擴大其發号施令權及其收入，正是他們壓在屬民頭上的司法權。
武器并沒有從領主手中完全失落，因為在涉及許多利益相關的鄉村治安方面，他們通常保留着最後的王牌，但是武器也被大大地削弱了。
領主制度本身是否也受到了威脅？由于國家法庭的态度，我們将會看到這種威脅是怎樣被擺脫的。
法官如果要保持甚至有時加強他有利的權力時，他的每一次判決都有招緻失敗的危險，然而在表面上他要裝得是首領的樣子。
***
國家及其法庭不斷擴大的活動所表現的社會結構的變化，也成為農奴制度變遷的根源。
對11世紀的社會結構，人們曾作過精确的描繪，把它作為主要是垂直線型結構的代表，這種結構表現為社會分成許多以一個首領為中心的集團，而這個首領自身又依附于另一個首領，這些集團包括農奴、佃農和從屬的&ldquo同夥&rdquo。
從12世紀中葉起，或者大緻在這前後的時期，人群則相反是按水平方向組織成各個層次。
許多大行政單位&mdash&mdash公國、君主國&mdash&mdash吞并和消滅了小領主莊園。
形成等級制的階級，尤其是很快形成貴族階級。
市鎮&mdash&mdash特别是城市，但它往往擴展到純粹是鄉村集體的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