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中選擇出可利用的東西，放棄不可用的東西。
人們還把其他的特質加以重新鑄造，使它們符合自己的需求。
在文化組合的整個進程中，其進程的作用沒有必要去認識，但在人類行為模式化的研究中，如果忽視了它，那就意味着放棄了用理智闡明它的可能性。
這種文化的整合毫不神秘。
它與一種藝術風格的形成并保持下來的過程一樣。
哥特式建築，開始于幾乎僅是對高度和光的偏愛，通過某種在其技巧中發展起來的審美趣味原則的作用，成了13世紀獨特的、劃一的藝術。
它抛舍了那些不相适應的成份。
根據其目的對其他成份作了修改，并發明了與自己審美鑒賞力相一緻的另一些成份。
當我們對其進程給予曆史性描述時，我們不可避免地要運用泛靈論的表述方式，似乎在這一偉大藝術形式的發展中，有着選擇和目的。
但這是由于我們語言形式的障礙所緻。
實際上不存在有意識的選擇和目的。
最初，僅是在局部形式與技巧中的一種輕淡的偏好，後來，它們自我表現得愈來愈強，根據愈來愈明确的标準給予整合，而在最終形成了哥特式藝術。
在這偉大藝術風格中所發生的一切，也同樣會在作為整體的文化中發生。
所有導向謀生、婚配、戰争、崇拜神靈等五花八門的行為，根據文化内部發展起來的無意識選擇原則，轉化為一緻的模式。
某些文化，與某些藝術時期一樣，整合未能成功，還有許多其他文化我們了解太少，故不能理解驅使它們的動機。
但在每一複雜層面上的文化，即使是最簡單的層面上的文化，都獲得了整合。
這種文化或多或少是整合了的行為的成就，而且令人驚歎的是，居然能存在那麼多的可能的結構。
可是，人類學的工作不遺餘力地投入了對文化特質的分析，而沒有緻力于研究已形成為整體的文化。
在很大程度上，這要歸因于早期民族學描述的本質。
古典人類學家并未根據有關原始民族的第一手認識撰寫著述。
他們是那些随心所欲利用旅行家、傳教士說的逸聞趣事和早期民族學家外在的、圖解式說明的書齋學者。
從這些瑣事細節，追溯敲牙或内髒占蔔風俗的分布是可能的，但要理解這些特質如何根植于那些給予這種過程以形式與意義的特殊結構裡的不同部落之中，則是不可能的。
如《金枝》那種文化研究及通常的比較民族學論著，都是對特質的分析性讨論，并且忽視了文化整合的所有方面。
婚配或死亡習俗是根據從極不相同的文化中不加區别地選擇出來的細小行為予以論證的，這種讨論建造了一個機械的弗蘭肯斯泰因式的寵然怪物：斐濟的右眼；歐洲的左眼；一隻腿來自火地島，另一隻腿來自塔希提；所有的手指，腳趾也來自不同的地區。
這種形象與過去和當今的現實極為不符，而且根本的困難如同說精神病學似乎歸于對精神病諸個體所患症候的分類，而忽視對由精神分裂、歇斯底裡、狂郁錯禮等症狀行為組成的模式的研究一樣。
精神病行為特質的作用，在整個人格中能動的程度以及與其它所有經驗狀态的聯系，就完全不同。
如果我們對精神過程感興趣，那麼隻有把特殊符号與個體的整個形貌聯系起來，我們才能得到自我滿意的答案。
在相似的文化研究中，也存在着同樣大的非現實性。
如果我們對文化過程感興趣，我們能認識經過選擇的行為細節之意義的唯一途徑，就是根據在那種文化中已制度化的動機、情感、價值觀念的背景進行研究。
在今天看來，最為根本的是研究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