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趨向同一目标，都要做出有益社會的行為。
這樣，就把我們引到人除理性外的另一根本性質──社會性。
人是一種理性動物，也是一種政治動物（這裡沿用了亞裡斯多德的說法），一種社會動物。
《沉思錄》的作者認為：在人和别的事物之間有三種聯系：一種是與環繞着他的物體的聯系；一種是與所有事物所由産生的神聖原因的聯系；一種是與那些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的聯系。
相應地，人也就有三重責任、三重義務，就要處理好對自己的身體和外物、對神或者說普遍的理性、對自己的鄰人這三種關系。
人對普遍理性的态度前面已經說過了，就是要尊重、順從和虔誠。
對自己的身體和外物，斯多亞派一直評價頗低，基本上認為它們作為元素的結合和分解，并沒有什麼恒久的價值。
身體隻是我們需要暫時忍受的一副皮囊罷了，要緊的是不要讓它妨礙靈魂，不要讓它的欲望或痛苦使靈魂紛憂不安。
至于我們和鄰人的關系，人們的社會生活和交往，斯多亞派則給予了集中的注意，事實上，人的德行就主要體現在這一層面。
一般來說，斯多亞派哲學家都是重視整體、重視義務的。
他們認為，人不能脫離社會、脫離整體而存在。
使自己脫離他人，或做出反社會的事情來，就好比是使自己變成脫離身體的一隻手或一隻腳。
如果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就要緻力于使自己與整體重新統一起來。
人作為宇宙的一部分、個人作為社會的一部分，對于來自整體的一切事物就都要欣然接受，都要滿意而勿抱怨，因為，如果凡是為了整體的利益而必須存在的，對于個體也就不會有害。
對于蜂群無害的東西，也不會對蜜蜂有害；不損害國家的事情，也不會損害到公民。
《沉思錄》的作者說，我們每天都要準備碰到各種各樣不好的人，但由于他們是我的同類，我仍然要善待他們。
不要以惡報惡，而是要忍耐和寬容，人天生就要忍受一切，這就是人的義務。
要惡人不作惡，就像想讓無花果樹不結果一樣是不可能的。
我們隻要能完成自己的義務就夠了，對于其它的事情完全不要操心，我們要表現得高貴、仁愛和真誠。
看來，斯多亞派哲學家對個人的德性、個人的解脫看得比社會的道德改造更為重要，這也許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個人無能為力的時代，生活在一個混亂的世界上。
所以，他們特别注意區分兩種事情：一種是在我們力量範圍之内的事情；一種是不在我們力量範圍之内的事情。
許多事情，例如，個人的失意、痛苦、疾病、死亡，社會上的醜惡現象等等，這些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