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國畢生之志事亦既十就八九矣。
雖然，國之進步靡有窮，人之希望靡有窮，故愛國志士之責任之懷抱之缺憾亦靡有窮，于是加富爾遂自覺遺下無量數未了之緣，赍志以殁。
其最大者則有二端：一曰尼布士善後問題也。
尼布士雖合并，然其民未能同化。
尼布士人久伏于專制政府之下，不知有法律，近以民氣大動之後，流于嚣張，動辄以反對政府為事，于是廷議有欲以嚴峻之手段治之者。
加富爾大憂焉，常語人曰：“若妄下戒嚴令，以威力治國，以軍政臨民，雖有智者，必不能善其後也。
”加富爾深懼彼捐館舍之後，執政者以此墜其業也。
其在病床，如夢魇然辄喃喃自語曰：“勿下戒嚴令，勿下戒嚴令。
”如是日數十次，蓋憂之深矣。
二曰教皇權限問題也。
羅馬教皇，以千年來掌握意大利之大權，其權不徒在宗教教育而已，而兼及于政治。
使教皇而認此半島
其事理至易明也，然以教皇之尊嚴，固非能以待尼布士王之法待之也，而欲彼之甘自退讓，将千年固有之權力，拱手以畀意王，又事之至難望者也。
于是乎意廷不得不窮。
當1860年，羅馬康達之地之合于意也。
教皇固已大怒，宣言屏逐其民于教外，夫使英瑪努埃、加富爾即見絕于教皇，亦不足以為二子損，無如彼君臣者，皆熱心于教會之人也。
故常兢兢焉，不欲有所犯。
雖然，無一國之大計，又安得含忍以終古也。
加富爾深知乎改革之業，非通于全局而不能為功也。
彼常言曰：“凡擇一國之京師，不可不因人民之感情。
羅馬者，實适于為大國之首都。
征諸曆史上、智識上、德義上而皆然者也。
為今之計，宜使教皇知教會之威力，不必依于政權而能獨立。
教皇脫離政權，然後教會益以光榮，吾有一主義欲宣布于意大利，即‘建設自由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