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
”亡印度者，印度之酋長也，非英人也。
亡波蘭者，波蘭之貴族也，非俄、普、奧也。
譬之人身，使元氣内充，膚革外盈，風寒妖邪，孰得而侵之！其有遇魍魅感疾疠者，必其内先有以自召之者也，金堤千裡，氣象磅礴，一蟻穴之隙，日夕滲之，遂緻一旦決潰，崩瀉不可複制。
嗟乎！一國亦大矣，有政府，有土地，有人民，有賢才，有勇士，有财權，有兵力，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
他人欲一旦而舉之，豈曰易易？必也自芟自刈、自夷自戮，開門揖盜，拱手以讓于他人，然後他人乃得雍容談笑，制其死命而收其成功。
吾每觀古今亡國破家之迹，未嘗不奮慨嗚咽而不能自勝也。
今考中國自取瓜分之道，其遠因之難見者，殆更仆不可悉數。
而其近因之易見者，蓋有三大端，試胪列之以告我同胞，共一痛哭焉。
嗚呼！鑄九州之大錯，誰生厲階？及亡羊而補牢，猶未為晚。
禍已切膚，情非行路，大夫君子，其有見而動心聞而猛省者乎？
一曰中日和議。
中國之弱久矣，而其刳腸露腹盡出底蘊與路人共見之，則自甲午之役始也。
甲午既敗，議和固非得已，然其何以緻敗之由，則固有當其罪者矣。
今且勿論他事，即以海軍一端論之。
自馬江敗後，戒于外患，群臣競奏，請練海軍，備款三千萬，思練一勁旅。
其後海軍之捐，日日加增，積之十年，其數可想。
旁觀外論，孰不謂國家費如許帑藏，如許經營，一旦有事，而必可以一戰乎！乃甲午之役，未一交綏，全軍已覆，拱手以讓諸敵人。
論者或切齒于丁汝昌，或屍罪于李合肥。
夫李、丁豈曰無罪，然以敗亡之咎，一舉而歸之彼，彼固不任受也。
當海軍初興，未及兩年，而頤和園之工程大起，舉所籌之款盡數以充土木之用，此後名為海軍捐者，實則皆頤和園工程捐也。
吾嘗遊頤和園，見其門栅内外，皆大張海軍衙門告示，同遊之人竊竊焉驚訝之，謂此内務府所管，與海軍何與？而豈知其為經費之所從出也。
甲午之冬，平壤、鳳凰警報頻達，乃下诏停海軍衙門。
當時憂時之士及海外各國，鹹色然怪異之，謂方當戰時，何以撤戰備，而豈知其為停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