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謀略。
斂縮張大取予之權，一定要持重而後可。
”洮東擒獲鬼章，用籠子關住送到朝廷，王觌說：“老羌雖然就擒，他的兒子統帥衆屬依舊，疆土種落不比以前減少，怎麼可以急忙殺戮以緻怨恨。
應把他安置在洮、岷、秦、雍州之間，以表示含容好生之德，離間其交誼堅固的朋友而破壞他的死黨。
”又說“：現在民力損傷，邊地費用沒有限制，不可不深為之計議。
”于是分條開列将帥非其人的請求更換，茶鹽危害百姓的請求革除，至于欠債、赈濟贍給、賦稅聚斂、科須，都指出陳述其利弊得失。
差役法重新實行，王觌認為朝廷意在方便百姓，但議論的人就認為免役法無一事可用。
法無新舊之分，惟善者是從。
因而采摘對差役法有幫助可以通行的幾十條事上呈。
于是論青苗法的危害，請求廢除新令，而恢複常平舊法，說：“聚斂大臣，隻知侵欺财利自己釀成罪惡，不顧以後的危害。
以國家的尊嚴，卻與百姓争奪微小的利益，怎麼來告示天下呢？”又說“：刑罰時輕時重。
熙甯時的大臣，認為刑罰不重，那麼人無所懼憚。
現在法令已實行，是可以适當放輕的時候，希望挑選質樸厚道通達幹練的士人，再加以删正。
”于是設置機構編彙法令，使王觌參與其中。
大抵都用中典，這就是《元..敕》。
神宗恢複唐代制度，谏官分列于兩省。
到這時，大臣建議遷到外門，而以其直舍人院為制敕院，名義上是防止洩漏，實際上是不想使其與給舍相通。
王觌争辯說：“制敕院，是吏舍。
剝奪谏院二省以擴大吏舍；相信胥吏而懷疑忠臣，何示不廣。
”于是最終沒有遷移。
王觌在谏院任職，想大破朋黨之說。
朱光庭攻擊蘇轼試館職策問，呂陶辯析其不然，于是興起洛、蜀二黨的說法。
王觌說“：蘇轼的言辭，不過是有失輕重之體而已。
如果全部考究同異，深究嫌疑，那麼兩種歧見于是區分，黨論更烈。
學士命詞有失旨意，這件事還小；假使士大夫有朋黨的名聲，那麼就是大患了。
”皇帝很贊同，擱置不加追究。
不久改任右司員外郎，沒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