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親近的扈從轉升職位三天後，而堂吏增給的食錢就達一萬多；工匠洗滌器皿僅給十萬多缗，而堂吏的食錢六十多萬缗；雕塑顯仁神像，半年的時間還未完成一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付了三萬缗、銀絹六百匹兩。
其他都類似于此。
”皇上驚訝浪費之大，命令吏部加以裁減。
金改變盟約，皇上诏求尋找足食足兵的良策，汪應辰說：“陸贽有句話說：‘将如不是這種人才，兵雖多也不足以依靠；駕馭軍隊的将帥失去了他的權威，雖然有才幹也不能用。
’我所擔心的，不在于兵力不足，而在于軍政沒有整頓好。
自從與金講和以來，将士驕惰，士兵不操練，敵人未到就望風而逃，敵人已經退了就假報戰功，不僅逃脫了懲罰，而且有的人還得到賞賜。
在政局穩定時，诏令就有所不行，一旦危急，誰能聽從命令為國家赴難。
希望陛下英明果斷，賞善懲惡，使人人洗心革面内懷憂患意識，聽從上級命令，然後号令必定暢通無阻了。
”
紹興三十二年(1162)，皇上立皇儲，因為孝宗的名字與唐代廬江王、晉代楚王相同，诏令改為“晔”，汪應辰認為此名與唐昭宗同，報告左相陳康伯，于是孝宗的名字被改為今天這個。
朝廷開會讨論秀王的封爵，汪應辰議定其稱号為“太子本生之親”。
意見上報，皇上降旨說“：皇太子的生父，可封為秀王。
”不久高宗準備傳位給孝宗，打算在傳位之日降旨大赦天下，汪應辰說：“唐太宗受位于唐高祖，第二年正月開始改元。
”于是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
朝廷又議論改元為“重熙”，汪應辰說契丹曾經以此紀年，于是改為隆興。
朝廷大典禮儀，多是汪應辰所定。
朝廷召集大臣議論太上皇的尊号，李焘、陳康伯私下議論以“光堯壽聖”為号。
等到廷議時，有人說：“定尊号始于開元年間，罷于元豐年間，今天不應當恢複，況且太上皇視天下如抛棄的破鞋子，難道還會看重這個？”汪應辰主張這種看法尤其堅決。
有人又說：“皇上尊奉父親，怎麼能引用元豐的例子加以比較呢？”于是議狀上寫了一半，空了一半。
第二天，汪應辰又與金安節等十二人各陳己見，大概内容是“光堯”接近“神堯”，“壽聖”是宋英宗的誕辰節的名稱，曾用以命名寺觀。
禦史周必大也以此來問，汪應辰回答用“堯”怎可用“光”。
這些話傳到高宗耳裡，高宗于是趁孝宗到德壽宮去之機，說：“汪應辰一向不喜歡我。
”于是孝宗下令：尊号的議論，已曾奏明，不容再浪費時間。
金安節等人于是奉令不再提。
汪應辰幾次請求補為朝外官，于是被任命為福州知州。
不久，升為敷文閣待制，推舉朱熹代替自己。
汪應辰到任二年，正遇朝廷謀求蜀帥，于是以敷文閣直學士之職任四川制置使、成都府知府。
汪應辰到宮中辭行，皇上将降诏令他為撫谕使。
汪應辰進入四川境内後，寫信給宣撫使吳瞞，令他按皇上的撫谕令申嚴号令。
已經到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