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會他們的意思，從秦朝以後各代，大概沒有傳學的人了。
我出生于儒學形成的千年之後，追悼儒士們的聖學于晦澀與湮廢之中，将會使後人按照流傳去尋找源頭，這就是我寫作這個《傳》的原因。
“《易》中有聖人之道表現在四個方面‘：以論來顯示其辭藻，以動勢來顯示其變化，以所做器具來顯示其迹象，以八卦蔔筮來顯示占蔔吉兇。
’吉兇消長的道理，進退存亡的道理存在于辭藻之中，推敲考查易卦可以知道變遷，象與占在辭藻、變化之中。
‘君子處靜觀察其象而玩味辭藻，動中觀察其變動而玩賞所占蔔卦’，講求辭藻不達其意的人有，但沒有不通過辭藻的表達而能夠表明自己的意思的人。
最微細的是理，最顯著的是象。
體與用為同一源流，顯著與微細之間沒有明确的界限，觀察會通之處以行其典禮，那麼，辭就無所不備。
故善于學習的人，尋求表達的言論一定很相近，容易找到相近意思的人，并不一定知道怎樣用言論去表達。
我所做的《易傳》所傳授的是優美的語言，以優美的語言表達所要表達的意思，則在人的所作所為了。
”
《春秋傳·序》說：
“天下的民衆，一定要有傑出才能的人作為他們的君長，由這樣的人來治理國家，争戰奪地的事情就會平息，引導萬民勞動就會獲得生活的條件，滿足自己生養的願望，教育他們就會使倫理明曉，然後人道興起、流行，天道成立，地道安定。
堯、舜二帝以上各代，聖賢不斷出現于社會，随時都有所作為，順應時代發展的風氣，不以古代的成法來開啟人的智慧，而是各因時間的變異、社會的變化來立法治政。
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三王接替興起，曆法都已具備，以子、醜、寅月分别為建正，崇尚忠直、質樸、文才的風氣更盛，做人的道理已全部具備，天地運轉的規律已相當周全。
聖賢的帝王既不重複行事立法，天下後來的帝王雖然有仿效古代聖賢的迹象，但多心懷私意，系膽大妄為而已。
事情發生謬誤，是從秦代以建亥為正月開始；道的背離，是從漢代專門以智謀來治理國家世事為端緒，這樣怎麼能重新了解先王聖賢的治道呢？
“孔夫子生當西周末年，認為聖人不可能重新推行原有的舊法，順從天時、适應時勢的治理也不會重新出現，于是寫作《春秋》，為以後百代帝王不可變更的大法。
所謂‘考察于三王而沒有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