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法太密，事權太分，郡縣太輕于下而委瑣不足依恃，兵财太集于上而重遲不易舉發。
神宗誤用上述四點以助其勢，而王安石也竭之不遺餘力。
所以說，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
元..(1086～1094)、紹聖(1094～1098)一反一複，正好為金人侵侮于我提供了幫助和機會，哪裡還能指望其能振興中國以威懾四方呢？
“南渡以來，朝廷大抵遵循祖宗之舊法和遺訓，雖小有因革增損，但無關舉足輕重，如趙鼎等人本來就不懂變通之理，秦桧更無恥事仇，矯飾太平，欺瞞君臣，其罪可殺。
陛下憤王業之屈辱于東南一隅，厲志複仇，難免想憑借天下之兵以為強盛，想搜括郡縣之利以達富裕。
加惠百姓，而使富人無五年之積蓄，不重征稅，而使大商無巨萬之家藏，國勢也日益困竭。
臣擔心尺籍之兵，府庫之财，不足以支危急之用。
陛下日思夜想，期達中興日月之功，以純墨取士，以文法處事，聖斷裁制于朝野，而大臣空有其名，胥吏隻知坐行條令，官僚機構相互推诿責任，緻使人才變得日益卑微和卑鄙。
臣以為靠文取士，依資格升官，不足以受重用。
當初太祖制定天下之大政方針，到太宗時已不能全然應用。
陛下如能依太祖之意行事，即可開社稷數百年之基礎，如果不是這樣，便難以維持社稷國家，臣擔心祖宗留下的積累也要失去了。
陛下如聽臣之建議，則能知曉今日大有為的方略了。
“五代時的吳國與蜀國皆禀天地之偏氣，錢塘更為吳國之一角，唐朝衰落時，錢艫在此地潛心經略，終于建立了吳越國，因為他認為吳國較小，不可能完全獨立，所以常朝事于中原大國，宋朝建立後，其子錢亻叔以其家入開封，并主動獻出國土。
因此，錢塘之地在五代時遭兵難最少，因而在宋立國後的二百年間，此地的人物日益繁盛，終于獨領東南之風騷。
到了建炎(1127～1130)、紹興(1131～1162)年間，錢塘曾為六軍所駐之地。
當時就有人認為錢塘之地不足以擴張形勢而圖恢複大業，而秦桧卻于此擴充官僚機構以展禮樂。
其實，錢塘這個地方的風俗本來就崇尚華靡，加之士大夫再建園囿台榭，以樂其生于幹戈之際，上下晏安，終使錢塘成為小小樂園。
彈丸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坐鎮且五十年，所以錢塘的山川之氣業已消耗殆盡。
其谷粟、桑麻絲之利，一年不如一年，禽獸、魚鼈、草木之生，一天不如一天，而上下之人皆不以為異。
公卿将相大多為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也日益枯竭。
官場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有成就也足以稱雄其間。
陛下據錢塘已衰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想鼓動東南苟安脆弱之衆，向北恢複中原，這将是十分困難的事情。
“荊州、襄陽之地，在春秋時，楚國據此以虎視齊國和晉國，而齊、晉不能屈服。
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國争雄。
其後三百年，光武帝興起于南陽，與之共事的大多為南陽故人。
又過了二百多年，荊、襄遂為三國交據之地。
諸葛亮由此起輔劉備，荊楚之士從者如雲，而劉備賴以複存于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等人皆以其地聞名。
再過百餘年，晉氏南渡，荊、襄常雄于東南，而東南也往往倚之以為強，蕭梁竟以此地而替代齊國。
待荊、襄之氣消耗無餘時，隋、唐以來它便成為偏方下州。
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
本朝二百年之間，荊、襄降為荒落之邦。
北連許、汝二州，人煙稀少，土産卑薄，有名之人可謂寥若晨星。
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其間，而橫遭踐踏，到如今，此地雖為宋、金分劃交據，但往往不被看重。
因為糧食不能由此産生，軍隊也不可據此而推進，議者也許以此為憂，而不知其勢足可利用。
臣以為，荊、襄之地雖為偏方，然而，沒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都不發洩的情況，何況其東通吳地，西連巴蜀，南及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用。
現今如能開墾其地，洗新其人，以發洩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争衡于中國了。
荊、襄之地是形勢消長的關鍵所在。
“陛下應慨然移都建業，官僚機構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做行宮于武昌，以示不敢安居建業之意；平常以江、淮之軍防備金人入侵，而精心挑選一位有勇有謀、有膽有識之人，委以經略荊、襄之重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勵精圖治三、五年，則國家之勢有望形成。
“石晉喪失盧龍，釀成開運之禍，太祖皇帝起初從郭太祖征讨，最終平定了天下。
其後，契丹在甲辰(1004)敗于澶淵，而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真宗皇帝東封泰山，西祀汾陰，以告太平，為本朝極盛之時。
又過六十年，神宗皇帝以丁未(1067)歲即位，國家之形勢開始改變，又過六十年，丙午、丁未(1026～1027)，遂為靖康之禍。
也是在禍臨之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