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馥傳、司馬朗、梁習傳、張既傳、溫恢傳、賈逵傳）
劉馥傳，劉馥字元穎，沛郡相縣人，避亂到揚州。
建安初年(196)，前去遊說袁術部将戚寄、秦翊，讓他們率領部衆同自己一同投奔曹操。
曹操對他很賞識，由司徒府召為掾史。
後來孫策派置的廬江太守李述引兵攻打揚州，殺死揚州刺史嚴象。
廬江的梅乾、雷緒、陳蘭等趁勢在江淮地區聚積起幾萬人馬，攻掠州縣，塗炭生靈。
當時曹操正被袁紹圍攻，不能分身前去平定叛亂，他認為可以把東南地區的政事委托給劉馥，于是上表請朝廷任命劉馥為揚州刺史。
劉馥一接受任命，就單人匹馬奔赴合肥空城，建立起州城的治安措施，對合肥南部的雷緒等勢力采取恩撫的策略，讓他們都安定地集結，使雷緒等人很感動，不斷地奉獻物品。
幾年中，這種感化恩撫的政策收到了極大的效果，百姓安居樂業，當初流離逃難的人成千上萬地渡江越嶺返回故鄉。
這時候，劉馥開始集中衆儒生，建立學校，擴大屯田，興修治理芍陂、茄陂、七門堰、吳塘等阻水的土堰，用來灌溉稻田，使糧食增長，官府和百姓都有儲備。
又高高地構築起城上的防禦工事，大量貯存滾木..石，編制了千千萬萬領草苫，并增加了幾千斛魚脂油的積儲，作為戰鬥防禦的準備。
安十三年(208)，劉馥去世。
孫權乘機率領十萬軍隊攻打圍困合肥一百多天。
正趕上連天下雨，城牆幾乎要坍塌了。
守城的軍民用草苫蓑席覆蓋住城牆，夜間點燃魚脂照亮城外，觀察敵方的動向而采取相應的防禦措施。
敵方終于因為損失慘重被迫撤退。
揚州地區的官吏百姓因此對劉馥更加懷念，認為劉馥的守禦策略比起春秋時期守晉陽的董安于還要出色。
至于他所興修的水利設施，到今天還在發揮作用。
劉馥的兒子劉靖，黃初年間(220～226)由黃門侍郎升任廬江太守，魏文帝下诏說：“您父親過去在那裡任職，現在您又要去管轄這個郡，真可以說是能為國家擔當重任了。
”後來劉靖被調任河内郡太守，升為尚書，朝廷賜予他關内侯的爵位，又出任河南尹。
散騎常侍應璩給劉靖寫信說：“你由外邊來擔任納言的職位，在京城作官。
使百姓富足的政策，在于日積月累，循序漸進。
院牆籬笆要造得又高又陡，來杜絕那些偷盜的企圖；播種的時候，一定要選好搭配黍、稷、麻、麥、豆五類種子，以避免水旱災害；農具一定要完備充足，不能耽誤農時；養蠶、種麥要有苫蓋的準備，才能保證不受雨淋。
吏員要按期升遷，不要讓他們滞留原位；鳏寡孤獨的人，讓他們享受到官倉的赈濟；再加上明察秋毫，執法如山，不為權勢所屈的魄力；各級官吏遵奉朝廷的旨意，舉國上下都能垂手聽命，那麼，即使是前朝治理京兆的能臣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也不能同您相比。
”而劉靖施政大多做到了應璩所說的那樣。
起初似乎讓人感覺瑣碎繁複，但最終還是便利了百姓，行事有他父親的遺風。
因為母親去世，劉靖離任奔喪，後來又擔任大司農衛尉，晉封廣陸亭侯爵，食邑三百戶。
劉靖曾上疏陳說儒家教化的根本道理，他說：“學問之道，乃是關系到治亂的法則儀制，是聖人最重要的訓誨。
自從文帝黃初推崇建立太學，到現在已有十多年，但罕見培養出有成就的人才，原因就在于博士的選送太輕易，衆儒生又是為了逃避兵役而來，高門貴族的子弟诋毀太學，引為恥辱，所以沒有真正來求學的。
雖然挂着學校的招牌卻沒有學習的人，雖然設立了教育的體制卻沒有什麼功效。
應該用高标準來選拔博士，選擇那些行為能夠作出表率，通經學能夠勝任教師的人來執掌太學，教導儒生。
遵照古代的制度，讓食邑兩千石以上官員的子孫，從十五歲開始，都進入太學。
明确地制定升降獎懲的學習法規。
對那些能通曉經術、修養德行的，要提升他們以發揚盛德；對那些敷衍了事、荒廢學業的，要開除他們以示懲罰。
推選出素質好的來接受教育，對一般人則勸勉他們行善，這樣一來，那種浮華庸俗的風氣不用禁止就會自行消滅。
闡發弘揚儒家思想的根本宗旨，使那些還沒有歸順的地區也得到安撫，使四方百姓承受儒家風尚的沐浴，邊遠地方的人民也自動前來歸附，這就是聖人的教化，達到治世的根源。
”劉靖後來升任鎮北将軍，持節總管河北地區的軍事，他認為“邊防一貫的、最重要的策略是守禦，沒有比守禦更好的辦法，要分清百姓和蠻夷的界限”。
他開拓了邊疆的防線，在險要的地方屯兵據守。
又修鑿拓寬了戾陵渠大堰，引水灌溉薊州南北的大片農田，使田地能夠連續三次種稻，邊疆的人民都得到利益。
嘉平六年(254)，劉靖去世，朝廷追贈他為征北将軍，并晉封他建成鄉侯爵，谥号為景侯。
他的兒子劉熙承襲了他的爵位。
司馬朗傳，司馬朗字伯達，河内郡溫縣人。
九歲的時候，有人說起他父親時稱字而沒有稱名，司馬朗說：“不尊重别人的父母，也就等于不尊重自己的父母。
”那個人對他表示了歉意。
十二歲的時候，通過經學考試，成為一名童子郎。
因為司馬朗長得又高又壯，監考的官員懷疑他隐瞞了年齡，便盤問他。
司馬朗說：“我内外的親戚，曆來都長得高大。
我雖然幼稚柔弱，卻沒有攀高依賴的習氣，折損年歲來謀求學業的成就，這不符合我的志向。
”監考官對他的回答感到驚異。
後來關東一帶黃巾軍起事，原來的冀州刺史李邵家住野王縣，臨近險要的山區，打算遷徙到溫縣居住。
司馬朗勸說李邵道：“唇亡齒寒的道理，難道隻限于春秋時的虞國和虢國嗎？溫縣與野王縣就是一種唇齒相依的關系。
現在您離開野王而遷居溫縣，隻不過是逃避了早晨死亡的期限，卻不能把死期延緩到明天，而且您身上寄托着一郡人民的希望，現在賊寇還沒到您就要先離開，沿山一帶州縣的人民必然恐懼震驚，這等于動搖民心，為那些強盜壞人打通犯罪的途徑啊！我私下裡真為全郡擔憂。
”李邵不聽勸告，邊境一帶的山民果然發生動亂，往内地遷徙，很多人遭到賊寇的洗劫。
這時候，董卓強迫皇帝遷都長安，他自己卻因而得以留在都城洛陽。
司馬朗的父親司馬防官居治書禦史，照理應當随皇帝同往長安。
由于全國到處都不太平，就讓司馬朗帶着家眷先回鄉。
于是有人報告說司馬朗要逃跑，抓住他來見董卓。
董卓對他說：“您與我死去的兒子同歲，可是您卻幾乎大大地辜負了我。
”司馬朗回答說：“明公您憑着崇高的德行，在災荒兵亂交加的年月，能夠為國家清除大批的亂臣賊子，推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