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揚，如果對他察舉錄用，則全州之人都會心服。
古代商湯選拔伊尹，使不仁不義之人遠遠逃避，何武薦舉二龔，雙雙揚名史冊，故此貪戀尋常高度而忽視萬仞之山嶽，滿足眼前粉飾而忘卻天下之美譽，這确是古往今來都要慎重的事。
你想鑿石取玉，剖蚌得珠，如今随侯之珠、和氏之璧光彩炳然，有如明亮的太陽，還有什麼值得您猶豫懷疑呢？我深知白天不必秉燭，因為太陽自可光明，但還是将自己的區區愚見冒昧地傾吐出來。
”劉璋任益州牧時，秦宓同郡人王商為州治中從事，他寫信給秦宓說：“貧賤困苦，何時可以度完這樣的人生！卞和抱玉向世人炫耀，你應該來一趟，與州牧見見面。
”秦宓回信說：“古代堯厚待許由，恩遇不能說不宏大，然而許由卻洗耳颍水；楚王聘請莊周，禮數不能說不周到，然而莊周卻垂釣不顧。
《易經》有言：‘堅強啊，其意志不可移。
’有什麼值得炫耀？況且以國君的賢明，你作為賢良的輔臣，不在此時獻出蕭何、張良的計策，實在不為‘智’。
我得以頂着烈日在田野耕作，誦記顔淵的箪食瓢飲，歌詠原憲的蓬門陋巷，時時漫步山水之間，與長沮、桀溺為伍，聽玄猿悲聲于山林，看仙鶴鳴啼于深澤，以安身存命為樂，無憂無慮為福，抛棄虛名，絕意龜兆，知道我的人越來越少，這就是我引以為寶的地方。
眼下正是我得志的日子，何來困苦貧賤的哀歎！”後來王商為嚴君平、李弘建立祠廟，秦宓寫信對他說：“我因疾病隐避世外，得悉你為嚴、李二君立祠，可謂是對同道之人的厚愛和勉勵。
觀嚴君文章，冠絕天下，許由、伯夷的超俗操行，有如高山一樣不可動搖，即使揚雄不加贊歎，同樣名揚人間。
如果李仲元不遇上《法言》，他的名聲必然湮沒無聞，這是因為他的文章缺乏斑斓的文采，可以說他是一個攀龍附鳳靠他人而得名的人。
而揚子雲潛心著書立說，有益于世，出污泥而不染，行動以聖人為師，今日天下之人，仍在誦讀他的文章。
國家有這樣的人，足以向四方誇耀，奇怪的是您颠倒本末，反不為他建造祠堂。
蜀地本來就缺少學士文人，文翁遣派司馬相如前往東方學習七經，回蜀教化官民，于是蜀地的文化學術才比肩齊、魯。
故此《地裡志》：‘文翁倡行教化，司馬相如為其師。
’漢室得才士，那時最為繁盛；董仲舒之類，不明封禅之禮，司馬相如制甯了封禅的禮儀。
能制禮作樂，移風易俗，難道不是以禮儀節度人們行為規範而補益社會嗎？雖說他有卓王孫一事拖累，但就像孔子推崇齊桓公的霸業，公羊高贊美叔術的謙讓，我亦為司馬相如的教化叫好，應當為他建祠，并趕快撰定銘文。
”起先，李權曾向秦宓借《戰國策》，秦宓說：“戰國合縱連橫攻戰不已，讀它有何用？”李權說：“孔子、嚴君平，彙聚衆書，寫成《春秋》、《老子指歸》，故此海以彙合百川為闊大，君子以廣博聞見為宏大。
”秦宓答複說：“書籍除正史和周朝文獻外，仲尼一概不采收；道法除崇尚虛無自然外，君平一律不推演。
大海因接受泥沙而淤積，每年都要蕩滌清除；君子固然要廣博見聞，但不符禮儀則不以觀看。
這《戰國策》反複記載闡明張儀、蘇秦的謀略權術，殺人而自生，害人以保己，這是聖賢經典所憎惡的東西。
故此孔子發憤作《春秋》，以堂堂正正地闡述聖賢大道，又制定《孝經》，廣泛地宣揚仁義道德。
防微杜漸，抑惡于萌，故而老子主張要在禍患發生之前就把它消除于萌動狀态之中，的确如此啊！商湯是位大聖人，因看到郊野之魚就發生了沉溺打獵的過失；魯定公本是一位賢君，因觀看美女歌舞就荒廢了朝政，諸如此類的人和事，數不勝數。
道家道法有言：‘不可見那你想得到的東西，免得你的思想受到惑亂。
’因此天地純正守一，日月正而光明，其光正直有如箭矢，這正是君子所應效仿的。
《洪範》記載災異，往往由人的言行聲貌引發，與《戰國策》中奸詐權謀有何相幹之處？”有人對秦宓說：“你想自比巢父、許由、商山四皓，為什麼又有意地宣揚自己的辭藻文采、表露自己的奇瑰才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