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幸福也就随之煙消雲散了。
為把這種情形表達清楚，我們可以這樣說：這個人的身體重心在他的身體之外。
正因為這樣，常人的願望和念頭總是不停地轉換。
如果能力允許他這樣做，他就會變換着花樣，購買鄉村别墅或者良種馬匹；一會兒舉行晚會，一會兒又出外旅遊。
總之，他要極盡奢華的享受，這是因為他隻能從事物的外表那裡尋找得到滿足，這就像重病人一樣，冀望通過湯水和藥物重獲身體的健康和力量。
其實，一個人自身的生命力才是身體力量和健康的源泉。
我們并不馬上讨論處于對應的另一極端的人，我們首先看看那些精神力量并不那麼顯着突出、但卻又超越了泛泛之輩的人吧。
我們可以看到：當缺少外在的快樂源泉，又或者，當那些外在的快樂渠道再也無法滿足他們的時候，這一類人就會學習和練習某一門優美的藝術，或者進行其他的自然科學的學習。
例如：研究植物學、礦物學、物理學、天文學、曆史學等等，并從中得到消遣和樂趣。
對于這樣的人，我們才可以說，他們的身體重心部分地存在于自身。
但是，這些人對藝術的業餘愛好與自發的藝術創造力之間仍然存在一段相當的距離；又因為單純的自然科學知識隻停留在事物表面現象之間的相互關系，所以，他們無法全副身心投入其中，被它們所完全占據，并因此整個的生命存在與這些東西緊密地糾纏在一起，以至于對除此之外的任何事物都失去了興趣。
隻有那些具有最高等的精神禀賦、我們稱之為“天才”的一類人才會進入這樣的狀态，因為隻有這些人才會把存在和事物的本質，完全而又絕對地納入他們的課題。
在這以後，他們就盡力把自己的深刻見解，以适合自己個性的方式，或通過藝術，或通過哲學表達出來。
因此，對于這一類人來說，不受外界的打擾，以便忙于自己的思想和作品，實在已經成為迫切的需要。
孤身獨處正是他們求之不得的，閑暇則是至高無上的賜予。
其他别的一切好處都是多餘的如果它們存在的話，那通常隻會變成一種負擔。
隻有這種人我們才可以說：他們的身體重心就在他們的自身當中。
由此，我們可以解釋清楚為何這類極其稀罕的人物，就算他們有着最良好的性格脾性，也不會對朋友、家庭和集體表現出其他人都會有的那種強烈的休戚與共的興趣。
他們擁有自身内在，那麼，盡管失去了其他的一切也能得到安慰。
因此，在他們身上有着一種孤獨的特質；尤其在别人從來沒有真正完全地滿足過他們的時候，這種特質就更加明顯。
他們因而無法視别人為自己的同類。
的确，當彼此的差異無處不在的時候，他們也就慢慢地習慣了作為另類的人生活在人群當中。
在稱呼人群時，他們腦子裡想到的是第三人稱的“他們”，而不是第一人稱的“我們”。
由此看來，那些在精神思想方面得到大自然異常慷慨饋贈的人，也就是最幸運的人了。
确實，屬于主體的東西比起屬于客體的東西距離我們更近；如果客觀事物真要産生什麼效果，無論其效果為何，永遠都隻能通過主體的作用。
因此，客觀事物隻是第二性的。
以下這些優美的詩句可以作證：“真正的财富隻能是靈魂的内在财富；其他别的東西帶來煩惱多于好處。
”（盧奇安語）一個具有豐富内在的人對于外在世界确實别無他求，除了這一具有否定性質的禮物閑暇。
他需要閑暇去培養和發展自己的精神才能，享受自己豐富的内在。
他的要求隻是在自己的一生中，每天每時都可以成為自己。
當一個人注定要把自己的精神印記留給整個人類，那麼，對這個人就隻有一種幸福或者一種不幸可言那就是，能夠完美發展自己的才能，得以完成自己的傑作。
否則，如果受到阻撓而不能這樣做，那就是他的不幸了。
除此之外的其他别的東西對于他來說都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我們看到各個時代的偉大精神人物都把閑暇視為最可寶貴的東西；因為閑暇之于每個人的價值是和這個人本身的價值對等的。
“幸福好像就等同于閑暇”，亞裡士多德這樣說過。
狄奧根尼斯告訴我們“蘇格拉底珍視閑暇甚于一切”。
與這些說法不謀而合的是，亞裡士多德把探究哲學的生活稱為最幸福的生活。
他在《政治學》裡所說的話也跟我們的讨論相關聯；他說“：能夠不受阻礙地培養、發揮一個人的突出才能，不管這種才能是什麼，是為真正的幸福。
”歌德在《威廉邁斯特》中的說法也與此相同“：誰要是生來就具備某種才能而又為此而生活，那他就由此找到最美好的人生。
”但擁有閑暇不僅對于人們的慣常命運是陌生的、稀有的，對于人們的慣常天性而言也是如此，因為人的天然命運就是他必需花費時間去獲得他本人以及他的家人賴以生存的東西。
人是匮乏的兒子，他并不是自由發揮思想的人。
因此，閑暇很快就成了普通大衆的包袱。
的确，如果人們不能通過各種幻想的、虛假的目标，以各式遊戲消遣和愛好來填塞時間，到最後，閑暇就會變成了痛苦。
基于同樣的原因，閑暇還會給人們帶來危險，因為“當一個人無所事事的時候難以保持安靜”是相當正确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一個人擁有超乎常規的智力卻也是反常的，亦即違反自然的。
如果真的出現這樣一個禀賦超常的人，那麼，閑暇對于這一個人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