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價值卻不是絕對的；它不是那種超越了生命和生命之目的，因而也隻能以生命為代價去取得的那種價值。
因此，我們無法為盧克利斯和維吉尼斯的那些誇張、流于悲鬧劇的所為喝彩。
所以，愛彌尼亞加洛蒂的結局有某些令人反感的成份，以緻我們離開劇場的時候，心情都相當糟糕。
在另一方面，撇下女性榮譽不提，我們卻忍不住要同情《艾格蒙特》中的克拉森。
把女性榮譽的原則推至極端就會像很多事情那樣，為了手段而忘記了目的。
因此把女性榮譽如此誇大也就是賦予了這種榮譽一種絕對的價值，但女性榮譽比起所有其他榮譽都更具備一種相對的價值。
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女性榮譽的價值隻是一種習俗的常規意義上的價值。
關于這一點，從托馬修斯的《論情婦》一書中可以看到：在過去幾乎所有的國家和時期，直至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納妾在法律上是被允許和承認的。
根據這一法律，小妾可以維持她的榮譽；古巴比倫的米利泰廟就更不用說了。
當然，也有一些國家的情形，使婚姻的外在形式成為不可能，特别是在一些天主教的國家。
在那裡，是沒有離婚的。
在我看來，對于統治者來說，如果他們擁有情婦，而不是與她們締結不相匹配的婚姻，那這樣的做法會更加合乎道德。
因為出自這不匹配的婚姻的子女，在合法的繼承者死了以後，就會提出繼承的要求。
因此，這種婚姻引起内戰的可能性總會存在，盡管這種可能性很小。
并且，這樣的一種不般配的婚姻，也就是說，把所有外在情況置之度外而締結的婚姻，從根本上就是對女人和教士作出的妥協而對這兩類人我們都要小心盡可能地不要作出讓步。
我們還要進一步考慮到：國家裡面每個男人都可以娶到自己心儀的女人，隻有一個男人被剝奪了這一自然的權利。
這個可憐的男人就是一國之君。
他求婚的手屬于他的國家，這隻手隻能為着國家的理由交付出去。
并且，他是一個凡人，他也渴望能夠随心所欲一回。
因此，阻止或責備君王試圖擁有一個情婦，是既不公正，也不感恩的行為，同時，也是狹隘的。
當然，這個情婦可不能給國家統治施加任何影響。
至于遵守女性榮譽方面，從這個情婦的角度來看，她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普遍規則之外的人。
這是因為她把自己給予了一個愛她、而她又愛的男人，但這個男人卻永遠不可能對她明媒正娶。
一般來說，女性榮譽所帶來的衆多血腥的犧牲嬰兒慘遭殺戮、母親自殺都顯示出女性榮譽原則并不純粹出自天然。
當然，一個女孩子違反法律把自己交給了男人，這樣做是對她所屬的整個女性性别的人犯下的失信行為，雖然這種信約是一種心照不宣、沒有經過鄭重宣誓所定下的。
在一般情況下，這個女孩子的利益會受到自己行為的最直接的損害，因此原因，在這件事情上，她的愚蠢更甚于她的卑劣。
男性榮譽是由女性榮譽引出的。
這對立的另一方的團隊精神，要求每一個締結婚姻、亦即簽訂了對對立一方有利的投降盟約的男性，密切留意這一協定是否得以執行，以防止由于執行盟約的馬虎、松懈使此協定失去其堅固性。
而男人既然為這樁交易付出了一切，人們會确保他達到他進行這樁交易的目的，亦即他能獨自占有這個女人。
因此，男性榮譽要求男性必須對其妻子破壞婚姻的行為感到憤慨，并至少要通過與她分離來懲罰她。
如果他睜着眼睛容忍妻子的所為，他就将被整個男性社會打上恥辱的印記。
不過，這種恥辱并不如蒙受失去女性榮譽的恥辱那麼嚴重。
相反，這隻是一個小小的瑕疵，因為對于男性而言，他有衆多其他主要的社會關系，與女性的關系的重要性隻是次一級的。
新時代兩個偉大戲劇詩人分别兩次把男性榮譽作為其作品的主題：莎士比亞在《奧塞羅》和《冬天的故事》及卡爾德隆在《醫生的榮譽》和《秘密的侮辱、秘密的報複》。
除此之外，男性榮譽要求隻是對女人，而不是對這個女人的奸夫作出懲罰，對後者的懲罰則超出了需要。
這一點證實了男性榮譽源自于男性的團隊精神。
至此為止，我所考察了的種種不同形式和原理根據的榮譽普遍存在于各個民族和各個時代，雖然女性榮譽的原則根據經證實有過區域性的、短時間的些微改變。
相比之下，一種榮譽卻是完全有别于上述各處普遍存在的種種榮譽。
關于這種榮譽，希臘人、羅馬人都沒有絲毫的概念。
直至今天，中國人、印度人和穆斯林教徒對它也都同樣知之甚少。
這種榮譽最初産生于中世紀，并隻在基督教的歐洲紮根落戶。
它現在隻在一小部分人，即社會上等階層的人和攀附他們的人當中發揮作用，這種榮譽就是騎士榮譽。
因為它的原則與我們到此為止所讨論過的榮譽的原則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因為後者培養出有榮譽感的人，而前者卻要人們守住榮譽的空名所以，我特地把騎士榮譽的原則一一列舉出來，這些原則是騎士榮譽不成文的慣例，也是反映這種榮譽的鏡子。
騎士榮譽并不是他人對我們的價值的看法，這種榮譽純粹取決于他人是否表示出他們的看法。
至于他人所表示出來的看法是否出自真心則無關緊要，更不用說這種看法是否确有根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