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不值一駁，但這一冒犯仍然會使我們憤怒。
基于同一個道理，不存在危險的十個理由根據都敵不過一個存在危險的表面假象。
所有這些例子都可以讓我們認識清楚那深藏于我們本性之中的根本的非理性。
女人經常屈從于類似的印象，而具備超常的理性以緻于不受印象影響的男人為數也很小。
如果我們無法純粹通過思想消除某一印象影響的時候，最好的辦法就是運用相反的印象以中和它的作用。
例如，受到别人的侮辱時，我們可以想到那些敬重我們的人；對付印象中的某一威脅性的危險，腦子就凝神審視能化解這一危險的辦法。
在萊布尼茨的《新論文》（第一部第二章），萊布尼茨談到了一個意大利人運用辦法承受住了别人對他的嚴刑拷打。
這個意大利人的腦中片刻不停地想象着斷頭台的畫面。
因為如果他認罪，那等待他的命運就是斷頭台了。
所以，他不時地大聲喊道“：我看到你了！”這句話的含意是他後來才解釋的。
正是由于這裡所說的理由，當我們周圍所有人持有與我們不一樣的看法，并因此做出與我們不一樣的行為時，盡管我們相信周圍的人是錯的，但始終不為所動卻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對于一個化裝潛逃的國王來說，他那忠實的侍從堅持與他私下履行禮節和表現卑下的态度就幾乎是一種必不可少的信心鼓勵了，否則到了最後，這個國王對自己的身份也會産生懷疑。
第二十節
我在第二章裡強調了這一點：身體的健康價值無比，它構成了我們幸福的最首要和最關鍵的要素。
在這裡，我談一談保持和增進身體健康的幾條大體的做法和原則。
在我們身體健康的時候，我們可以讓身體的整體或部分承受負擔和壓力，藉此可以把自己鍛煉強壯，使身體習慣抵禦各種各樣的惡劣影響。
但一旦我們身體的局部或整體出現了不健康的狀況，那我們就要采用相反的做法：以各種可能的方式讓患病的部位得到休養、生息；因為患病或者虛弱的身體經受不起任何鍛煉。
肌肉可以通過加強運用而得到加強，但神經經受折磨卻會遭到削弱。
因此，我們可以從事适宜的勞作以鍛煉肌肉，但卻應該保護神經不受操勞。
同樣，我們要避免眼睛受到太強烈的、尤其是反射光線的照射；不要在黑暗中用眼，以避免加重眼睛的負擔。
也不要持續看視細小的物件。
同樣，不要讓耳朵聽到太強烈的噪音。
不過，最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讓大腦進行一切強迫性的、持續不停頓的和不合時宜的勞作！因此，我們在消化食物時應該讓大腦休息，因為在大腦醞釀思想的生命力此刻正在胃部和大腸緊張工作，準備食糜和乳糜。
基于同樣的理由，我們在進行劇烈的肌肉運動時或之後，都應該讓大腦得到休息，因為運動神經和感覺神經是大同小異的。
正如我們受傷的四肢所感受到的疼痛其實發自大腦，同樣，真正工作和走路的是我們的大腦，而不是手和腳。
也就是說，主管工作和走路的部分大腦通過延長神經和脊髓，刺激四肢的神經并以此使四肢運動。
因此，我們四肢所感受的疲倦，其真正源頭在大腦，所以，隻有進行随意運動亦即指令由大腦發出的運動的肌肉才會感到疲勞，而非随意工作的肌肉，例如心髒，就不會感到疲勞。
所以說，如果我們強迫大腦同時進行劇烈的體力活動和緊張的精神活動，或者在這兩種活動之間間隔很短的時間，那麼，很明顯，大腦就會受到損害。
這一點和以下的事實并沒有出入和矛盾：在開始散步時，或者經過短暫時間的漫步以後，我們經常會感到精神活力得到了提升，原因就在于大腦掌管肢體活動的部位還沒有感受到疲勞，而在另一方面，輕微的肌肉活動和由此引起的呼吸增加卻加大了大腦動脈的血液流量，并且帶來了更多氧氣。
我們一定要給予大腦必需的、足夠份量的睡眠，藉此休養、恢複。
人需要睡眠就等于鐘表需要上發條（參閱《作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二篇第十九章）。
一個人的大腦越進化，大腦活動越大，那他所需要的睡眠份量就越多。
但超出了所需的份量則隻是浪費光陰而已，因為在睡眠的時間長度上所得到的卻在質量深度上失去了（參閱《作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篇第十九章結尾處。
我們應該知道：大緻而言，我們的思維活動不過就是大腦的一種有機作用，因此，這種有機活動及其休息類似任何其他有機活動。
正如眼睛的過度操勞使眼睛受損，同樣，思考過度會損害大腦。
胃部的作用就是消化，大腦的作用就是思考這一說法是正确的。
但認為一個非物質和簡單的靈魂寄居在人的大腦，不斷在思考，因而永遠不知疲倦，對這個世界也一無所需這一看法是錯誤的。
這一謬誤确實誤導不少人做出了荒唐的事情而導緻思維的愚鈍。
例如，腓特烈大帝曾經嘗試完全戒除睡眠。
那些哲學教授可千萬不要再用他們的實用烹饪手冊一般的、為迎合需要而編制的問答指南式的哲學，為類似上述謬誤推波助瀾。
甚至以實踐的眼光也可看出這一謬誤的害處。
我們應該習慣于把我們的思維活動絕對視為一種生理作用；并根據這一點避免使我們的思維過分操勞。
同時，要記住，我們所有身體的痛苦、疾病和紊亂，無論發生在身體的哪一個部位，都會影響大腦精神。
閱讀加班尼斯的着作《人的生理與精神之間的關系》會對理解我上述所說的話有很好的幫助。
很多偉大的思想家和學者到了晚年就智力衰退，變得孩子氣，甚至出現精神錯亂，原因就在于忽略了我在這裡所說的要點。
例如，這個世紀的着名英國詩人華爾特司各特爵士、華茲華斯、修特等，到了晚年，甚至在步入歲以後精神思想就變得衰弱、呆滞，甚至淪為癡呆。
對此的解釋無疑就是他們都受到了高額金錢的誘惑，把文學當成了一種生财工具。
這誘使他們進行了違犯自然的腦力勞作。
誰要是把畢加索斯套上苦役的轭子，用鞭子抽打文藝女神，那麼，一如那些強迫得到維納斯愛神服務的人，同樣會遭受懲罰。
我懷疑甚至康德在最後成名以後，在其生命的最後歲月裡也是工作過頭了。
這樣，他生命中的最後四年就成為了他的第二個童年期。
相比之下，魏瑪宮廷的先生們歌德、魏蘭、涅布爾等直至高齡都能保有完好的思想能力和精神活動。
這是因為他們并不是為金錢而寫作的人。
伏爾泰也屬于這樣的情形。
一年中的每一個月份對我們身體的狀态、健康、甚至我們的思想，都有着某種直接的、獨立于天氣之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