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公司等有關部分，出版了《國富論》第三版。
1786年，亞當·斯密又為《國富論》增寫了《序論及全書設計》置于卷首，出版了該書的第四版，這是斯密生前審訂的最後一個《國富論》版本。
斯密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這兩部學術名著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對社會發展所産生的深遠影響，給他的母校格拉斯哥大學增添了光彩。
為此，格拉斯哥大學師生在1787年11月和1788年11月兩次推選斯密擔任該校名譽校長（每次當選任期一年），給了他極高的榮譽。
斯密為了報答人民對他的獎勵，實現他理想的“文明社會”，熱切地希望能做更多的事情、寫作更多的東西。
他曾對一位朋友說起，除了倫理學和經濟學著作外，他還打算寫關于文學、哲學和修辭學方面的以及關于法律、政治理論和科學發展史方面的大部頭著作；試圖建立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系統地闡明生存在宇宙中的這個無限而又聯系着的人類活動體系的整個過程，以及人類社會這架大機器的運行機制；揭示作為自然的人和作為社會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終極目的、過程和形态。
可是，他年事已高，身體愈來愈衰弱，實際上已不可能實現自己的全部寫作計劃了。
為此，他深感遺憾地說：“我原打算寫更多的東西，我的原稿中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材料，但現在已經不可能了。
”
斯密在其生命的最後幾年裡，僅完成了《道德情操論》第六版的修訂工作。
這次修訂是該書1759年出版以來規模最大的、也是最具有實質性的一次修訂，這是他長期深思熟慮的結果。
1788年3月15日，斯密在緻托馬斯·卡德爾的信中談到這次修訂的情況時說：“我現在正在緊張地專心用功”對《道德情操論》的“每一部分作增補和訂正”，其中特别是：增寫了第一卷第三篇第三章《論由欽佩富人和大人物，輕視、怠慢窮人和小人物的這種傾向引起的道德情操的敗壞》；重新改寫了第三卷的第二、第三章，在這兩章的新增材料中包含對良心、公正的旁觀者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對“自我控制”這一主題的論述；增寫了整個第六卷，論述了道德理論的實際運用，尤其是對謹慎、正義、仁慈和自我控制等美德的論述；重新改寫了第七卷第一篇第一章，将散見于以前各版中的斯多葛哲學，集中起來進行論述，并更充分地解釋了其他有關學派的學說，在這一卷第四篇的新增材料中，還進一步闡述了他關于誠實與欺騙的觀點。
在這一版的開頭，斯密還有一個題為《告讀者》的新增前言，簡要地介紹了本版所作的主要改動情況，以及重申他為什麼仍要保留該書最後一段，即關于撰寫闡明法和政府一般原則的著作的願望。
由于斯密意識到這次修訂是對《道德情操論》的最終審訂，是使該書“定型”，成為一個最完美的版本，因此，他做得非常細緻。
他在1788年3月15日緻托馬斯·卡德爾的信中寫道：“我是個遲鈍、非常遲鈍的作者，每一篇作品在我能勉強滿意它之前，至少要寫上六七遍。
”因此，修訂工作進展緩慢，交稿日期比預期的要遲得多，大約在1789年12月才修訂完畢，到1790年斯密逝世前幾個月，這個新版本才出版。
這一版新增内容的“極大部分是斯密在重病之下寫成的”。
這說明貫串在這個新增部分中的道德原理，對斯密産生了多麼大的興趣與責任。
正如杜格爾德·斯圖爾特所說：“這些崇高的真理在他年輕時離開學院之際，第一次激起了他的天才的熱情，他最後的精神努力也是寄托在這方面的。
”
179O年7月17日，斯密在愛丁堡與世長辭。
二、《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的關系
——簡評所謂“亞當·斯密問題”
以上介紹了斯密的生平和《道德情操論》的創作及修訂再版情況。
下面在此基礎之上，結合本書中闡明的倫理思想，談談我們對所謂“亞當·斯密問題”的看法。
我們認為，《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這兩部名著之間存在着密切的聯系，其論述的側重點雖有所不同，但就本質而言，卻是一緻的。
這種一緻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從《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的交替創作、修訂及其整個研究、寫作計劃來看，決不能否認斯密學術思想體系在本質上的一緻性。
上面，我們在論述斯密生平和《道德情操論》的創作、修訂再版過程時，已提到1752－1764年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主持的道德哲學講座中，曾充分利用他在愛丁堡大學講授經濟學時所編寫的講義，以及他參加格拉斯哥經濟學俱樂部等學術活動中所得到的啟發與資料；而《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又都是在他的道德哲學講稿的基礎上創作而成的。
1759年4月，斯密對道德哲學講稿第二部分進行加工整理，以《道德情操論》為書名首次出版了對其一生具有重大影響的著作。
這部傑出著作不僅從現在所說的倫理道德的角度，而且從哲學、法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的角度，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