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資本主義社會生産關系的各個領域作了探讨。
從1759年到1774年，《道德情操論》共出了四種不同的版本（第一版1759年，第二版1761年，第三版1767年，第四版1774年）。
在對該書這四個不同版本進行修訂的過程中，斯密又在道德哲學講稿第四部分以及他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學所作的關于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的基礎上，醞釀創作了《國富論》。
《國富論》初版于1776年問世。
1778年，他又修訂出版了《國富論》第二版。
《國富論》出版之後，斯密并沒有停止對《道德情操論》的修訂工作，1781年，他就出版了《道德情操論》第五版。
1784年和1786年出版了《國富論》第三、第四版後，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即1790年，他又最終完成了《道德情操論》第六版的重大修改和出版工作。
從《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的交替創作、修訂再版過程，可以看出這兩部著作之間存在着密切的聯系，決不能任意把它們割裂開來，以至對立起來看待。
《道德情操論》第六版中吸收了《國富論》的一些内容，是顯而易見的。
《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不僅是斯密進行交替創作、修訂再版的兩部著作，而且是其整個寫作計劃和學術思想體系的兩個有機組成部分。
《道德情操論》所闡述的主要是倫理道德問題，《國富論》所闡述的主要是經濟發展問題，從現在的觀點看來，這是兩門不同的學科，前者屬于倫理學，後者屬于經濟學；但按照當時蘇格蘭大學中的學科分類法，以及在斯密的學術思想體系中，它們則屬于“道德哲學”這一門學科，而且不是這門學科的全部，隻是該學科的兩個構成部分。
當時蘇格蘭“道德哲學”這門學科，實際上包括了後來社會科學的許多門學科。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講授這門課程的内容，就包括神學、倫理學、法學和政治學四大部分，而政治學這一部分，又包括了當時所稱的政治經濟學。
這部由四個互相聯系的部分所組成的龐大講稿，構成了斯密學術思想體系的基礎和出發點。
斯密原來計劃要分部地研究和寫出“道德哲學”這一學科的全部内容，以揭示作為自然的人和作為社會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終極目的、過程和形态，從而建立一個龐大的學術思想體系；即使他到了晚年，眼看已不可能實現其全部寫作計劃，他仍堅持想實現他所謂的“道德哲學”的實用部分，即倫理學、法學和政治學部分。
他在1790年臨終前幾個月，為《道德情操論》第六版寫的新增前言《告讀者》中寫道：“在本書第一版的最後一段中，我曾說過，我将在另一本論著中努力說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不僅涉及正義，而且涉及警察，國家歲入，軍備，以及其它任何成為法律對象的東西。
在《國民财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我已部分地履行了這一諾言，至少在警察，國家歲入和軍備問題上。
我長期以來所計劃的關于法學理論的部分……雖然我年事已高，很難指望如願以償地完成這個大事業，但我并沒有完全放棄這個計劃……因而我把3O多年前寫的這段話未加改動地放在這裡。
”斯密的這一論述清楚地表明：他把《國富論》看做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論》中論述的思想的繼續發揮。
因此，我們不能認為這兩部著作之間存在什麼基本矛盾。
（二）從對人的行為動機的分析來看，《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都是從人的利己本性出發的。
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談到本性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為動機時說：“富人隻是從這大量的産品中選用了最貴重和最中意的東西。
他們的消費量比窮人少；盡管他們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貪婪的，雖然他們隻圖自己方便，雖然他們雇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的唯一目的是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得無厭的欲望……”。
在《國富論》中，斯密又談到唯利是圖的資本家的行為動機。
他說：“把資本用來支持産業的人，既以牟取利潤為唯一目的，他自然總會努力使他用其資本所支持的産業的生産物能具有最大價值，換言之，能交換最大數量的貨币或其它貨物。
”
在斯密看來，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而從利己出發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就是斯密所假設的“經濟人”（主要是指資本家）。
正因為斯密把利己主義作為“經濟人”活動的根據，所以，西方某些研究者既把斯密看成是古典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又把他看作是一個信奉“适者生存”的被現金交易關系和殘忍的競争所支配的理論家。
當然，斯密本人是否認這種說法的。
他在《道德情操論》中把這種基于個人利益的利己主義稱為“自愛”（Self－Love）。
他指出，支配人類行為的動機有自愛、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義感、勞動習慣和交換傾向等；人們自愛的本性是與同情心相伴随的，然而，人在本能上又是自私的，總是在自愛心的引導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從而妨礙同情心的充分發揮。
他還肯定了利己心的社會作用。
他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