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愛”是人類的一種美德，它決不能跟“自私”相混淆。
他把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自愛”看成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必要條件。
斯密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就從這種“經濟人”活動的利己主義出發，探讨了人類沉緬于“對财富的追求”的原因。
他認為，原因主要有這樣兩個：
第一，人性的本能迷戀發明、改良和革新。
斯密把人們追求财富的動因首先歸于人與自然的關系。
他認為，“經濟人”天生具有一種創造欲望和創新能力，它驅使他展開經濟活動，促使财富增加。
斯密以有的人對時間的準确性并不嚴格，對手表計時的準确性卻十分挑剔為例，來論證人天生具有的創造性，或曰對發明、改良和革新的“迷戀”。
斯密認為，正是這種“迷戀”激起了人們辛勤工作的熱情，鼓勵着人類去創造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寫道：“天性很可能以這種方式來欺騙我們。
正是這種蒙騙不斷地喚起和保持人類勤勞的動機。
正是這種蒙騙，最初促使人類耕種土地，建築房屋，創立城市和國家，在所有的科學和藝術領域中有所發現、有所前進。
這些科學和藝術，提高了人類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豐富多彩；完全改變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變成适宜于耕種的平原，把沉睡荒涼的海洋變成新的糧庫，變成通達大陸上各個國家的行車大道。
”斯密對人們追求利得的這種論述，在他的《國富論》中是當作一種常識加以接受，并進行發揮的。
第二，為追求财富而“極度”地工作是出于實現和維持他的社會地位的需要。
在斯密看來，人需要同伴的同情，而同伴的同情更傾向于同情自己的快樂而不是悲傷，所以在旁觀者面前，每個人都把誇耀财富、掩飾貧窮作為動機。
他說：“按照我們所說的人生的偉大目标，即改善我們的條件而謀求的利益”，就是“引人注目、被人關心、得到同情、自滿自得和博得贊許”。
他認為，人們肉體所需的必需品，“最低級勞動者的工資就可以滿足”，他們之所以拼命追求财富，是由于“虛榮而不是舒适或快樂”。
他說：“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這是因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而然地會引起世人對他的注意。
……相反，窮人因為貧窮而感到羞辱。
……盡管這會産生一種約束力，……然而，人們認為，這使大人物變成衆人羨慕的客觀對象，并補償了因追求這種地位而必定要經曆的種種辛苦、焦慮和對各種欲望的克制”；為了取得它，甯可失去“一切閑暇、舒适和無憂無慮的保證”。
從斯密的這些論述看來，他實際上是從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出發來研究人們追求财富的動因的；但他卻把人類經濟活動的動因歸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這就使他的研究偏離了正确軌道。
這正是斯密的階級局限性的反映。
盡管在《國富論》中着重了經濟因素的分析，他的這些弱點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但在《道德情操論》中它卻表現得非常明顯。
在斯密看來，隻有資本主義生産關系才是合理的完美的，因此，他把資本主義生産關系人格化的“經濟人”（主要是指資本家）描繪成富有“同情心”并有種種美德的人。
無論怎樣，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論證“經濟人”的出發點，和《國富論》是相同的，一緻的，即都是從人的利己主義的本性出發的。
例如，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寫道：“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自己”。
他把改善自身生活條件看作“人生的偉大目标”。
這種論述在《國富論》中發展成為表述自利行為動機的名言：“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
”可見，《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這兩部著作，在論述的語氣、論及範圍的寬狹、細目的制定和着重點上雖有不同，如對利己主義行為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論》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義感，而在《國富論》中則寄希望于競争機制；但對自利行為動機的論述，在本質上卻是一緻的。
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是把“同情”作為道德判斷核心的，而其作為行為的動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他承認有種種行為動機，不僅有一般的行為動機，而且有善良的行為動機。
這些動機包括自愛，這也就是《國富論》開頭所說的自利，而不是“自私”。
他是在輕蔑的意義上使用“自私”這個詞的，他把“自私”和“貪婪”相提并論，而贊揚“對我們自己個人幸福和利益的關心”。
在斯密生活的那個時代，“道德情操”這一短語，是用來說明人（被設想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動物）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能力，即能判斷克制私利的能力。
因此，斯密竭力要證明的是：具有利己主義本性的個人（主要是指追逐利潤的資本家）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生産關系和社會關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為，從而為建立一個有必要确立行為準則的社會而有規律地活動。
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建立的經濟理論體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論》的這些論述為前提的。
（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