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客廳。
我點了蠟燭好讓她們上樓去，但黛安娜得先周到地叮囑車夫，随後兩人在我後面跟着。
她們對房間的整修和裝飾，對新的帷幔、新的地毯和色澤鮮豔的瓷花瓶都很滿意，慷慨地表示了感激。
我感到很高興，我的安排完全符合她們的願望，我所做的為她們愉快的家園之行增添了生動的魅力。
那是個可愛的夜晚。
興高彩烈的表姐們，又是叙述又是議論，滔滔不絕，她們的暢談掩蓋了聖·約翰的沉默。
看到妹妹們，他由衷地感到高興，但是她們閃爍的熱情，流動的喜悅都無法引起他的共鳴。
那天的大事——就是黛安娜和瑪麗的歸來——談他感到很愉快，但伴随而來快樂的喧嘩，喋喋不休、欣喜萬分的接待，使他感到厭倦。
我明白他希望甯靜的第二天快點到來。
用完茶點後一個小時，那晚的歡樂到達了極緻，這時卻響起來了一陣敲門聲，漢娜進來報告說，“一個可憐的少年來得真不是時候，要請裡弗斯先生去看看她的母親，她快要死了。
”
“她住在哪兒，漢娜？”
“一直要到惠特克勞斯坡呢，差不多有四英裡路，一路都是沼澤和青苔。
”
“告訴他我就去。
”
“先生，我想你還是别去好。
天黑以後走這樣的路是最糟糕的，整個沼澤地都沒有路，而且又碰上了天氣這麼惡劣的晚上——風從來沒有刮得那麼大，你還是傳個話，先生，明天上那兒去。
”
但他已經在過道上了，披上了鬥篷，沒有反對，沒有怨言，便出發了，那時候已經九點。
他到了半夜才回來，盡管四肢凍僵，身子疲乏，卻顯得比出發時還愉快。
他完成了一項職責，作了一次努力，感到自己有克己獻身的魄力，自我感覺好了不少。
我擔心接下來的一整周使他很不耐煩。
那是聖誕周，我們不幹正經事兒，卻沉浸在家庭的歡鬧之中。
荒原的空氣，家裡的自由自在的氣氛，生活富裕的曙光，對黛安娜和瑪麗的心靈，猶如起死回生的長生不老藥。
從上午到下午，從下午到晚上，她們都尋歡作樂。
她們總能談個不休，她們的交談機智、精辟、富有獨創，對我的吸引力很大。
我喜歡傾聽，喜歡參與，甚過幹一切别的事情。
聖·約翰對我們的說笑并無非議，但避之不疊。
他很少在家，他的教區大，人口分散，訪問不同地區的貧苦人家，便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
一天早晨吃早飯的時候，黛安娜悶悶不樂了一陣子後問道，“你的計劃沒有改變嗎？”“沒有改變，也不可改變”便是對方的回答。
他接着告訴我們，他離開英國的時間确定在明年。
“那麼羅莎蒙德·奧利弗呢？”瑪麗問。
這句話似乎是脫口而出的，因為她說完不久便做了個手勢，仿佛要把它收回去。
聖·約翰手裡捧着一本書——吃飯時看書是他不合群的習慣——他合上書，擡起頭來。
“羅莎蒙德·奧利弗，”他說“要跟格蘭比先生結婚了。
他是弗雷德裡克·格蘭比爵士的孫子和繼承人，是S城家庭背景最好、最受尊敬的居民之一我是昨天從他父親那兒得到這個消息的。
”
他的妹妹們相互看看，又看了看我。
我們三個人都看着他，他像一塊玻璃那樣安詳。
“這門婚事準是定得很匆忙，”黛安娜說，“他們彼此不可能認識很久的。
”
“但有兩個月了。
他們十月份在S城的一個鄉間舞會上見的面。
可是，眼下這種情況，從各方面看來這門親事都是稱心合意的，沒有什麼障礙，也就沒的必要拖延了。
一等弗雷德裡克爵士出讓給他們的S城那個地方整修好，可以接待他們了，他們就結婚。
”
這次談話後我第一回見聖·約翰獨自呆着的時候，很想問問他，這件事是不是很使他傷心。
但他似乎不需要什麼同情，因此，我不但沒有冒昧地再有所表示，反而想起自己以前的冒失而感到羞愧。
此外，我已疏于同他交談，他的冷漠态度再次結凍，我的坦率便在底下凝固了。
他并沒有信守諾言，對我以妹妹相待，而是不斷地顯出那種小小的令人寒心的區别，絲毫沒有要慢慢親熱起來的意思。
總之，自從我被認作他的親人，并同住一屋後，我覺得我們間的距離，遠比當初我不過是鄉村女教師時大得多。
當我記起我曾深得他的信任時，我很難理解他現在的冷淡态度。
在這種情況下，他突然從趴着的書桌上擡起頭來說話時，我不免有些驚訝了。
“你瞧，簡，仗己經打過了，而且獲得了勝利。
”
我被這樣的說話方式吓了一跳，沒有立即回答。
但猶豫了一陣子後，說道：
“可是你确信自己不是那種為勝利付出了重大代價的征服者嗎？如果再來一仗豈不會把你毀掉？”
“我想不會。
要是會，也并沒有多大關系。
我永遠也不會應召去參加另一次這樣的争鬥了。
争鬥的結局是決定性的，現在我的道路已經掃清，我為此而感謝上帝！”說完，他回到了自己的文件和沉默中去了。
我們彼此間的歡樂（即黛安娜的、瑪麗的和我的）漸漸地趨于安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