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巳。
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
”文雖剝落。
仍且分明。
大雨之後，才堕而獲。
即梁武大同四年。
數日，遇盂蘭大會，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訾并諸學官。
詳議數月。
無能知者。
筐笥之内，遺文尚在。
足下學乃天生而知，計舍運籌而會，前賢所不及，近古所未聞。
願采其旨要，會其歸趣，著之遺簡，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
樂安任升之白。
”數日，欽悅即複書曰：“使至，忽辱簡翰，用浣襟懷，不遺舊情。
俯見推訪，又示以大同古銘，前賢未達，仆非遠識，安敢輕言，良增懷愧也。
屬在途路，無所披求。
據鞍運思，頗有所得。
發圹者未知誰氏之子，蔔宅者實為絕代之賢。
藏往知來，有若指掌。
契終論始，不差锱铢。
隗炤之預識龔使，無以過也。
不說葬者之歲月，先識圮時之日辰，以圯之日，卻求初兆，事可知矣。
姚史官亦為當世達識，複與諸儒詳之，沉吟月餘，竟不知其指趣，豈止于是哉。
原蔔者之意，隐其事，微甚言，當待仆為龔使耳。
不然，何忽見顧訪也。
謹稽諸曆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
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
言‘甸服’者，五百也。
‘黃鐘’者，十一也。
五百一十一年而圯。
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
‘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
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于鐘山也。
‘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堕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
‘浃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雲六千三百浃辰交也。
二九為十八，重三為六，末言四百，則六為千，十八為萬可知。
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雲‘二九重三四百圯’也。
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
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于‘甸服黃鐘’；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于‘六千三百浃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于‘二九重三四百圯’。
從‘三上庚’至于‘七中巳’；據曆計之，無所差也。
所言年則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矣。
原蔔者之意，當待仆言之。
吾子之問，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