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一人做的。
以後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矯正他的絕少。
這是他的絕學！不過他的學問絕對不隻這點。
我挽他的聯有“其學以通方知類為宗”一語，通方知類四字能夠表現他的學問全體。
他觀察各方面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
他了解各種學問的關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種學問。
本來，凡做學問，都應如此。
不可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
我們看王先生的《觀堂集林》，幾乎篇篇都有新發明，隻因他能用最科學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極大。
此外的著作，亦無不能找出新問題，而得好結果。
其辨證最準确而态度最溫和，完全是大學者的氣象。
他為學的方法和道德，實在有過人的地方。
近兩年來，王先生在我們研究院和我們朝夕相處，令我們領受莫大的感化，漸漸成功一種學風。
這種學風，若再擴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國學界的重鎮。
他年過五十而毫不衰疲，自殺的前一天，還讨論學問，若加以十年，在學問上一定還有多量的發明和建設，尤其對于研究院不知尚有若幹奇偉的造就和貢獻。
最痛心的，我們第三年開學之日，我竟在王先生墓前和諸位同學談話！這不僅我們悲苦，就是全世界的學者亦當覺得受了大損失。
在院的舊同學親受過王先生二年的教授，感化最深；新同學雖有些未見過王先生，而履故居可想見聲謦欬，讀遺書可領受精神：大家善用他的為學方法，分循他的為學路經，加以清晰的自覺，繼續的努力，既可以自成所學，也不負他二年來的辛苦和對于我們的期望！……
（原載《國學月報》第二卷第八号，192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