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狩野直喜
一
王靜安君于遙地去世，作為友人之一，我真是不堪哀悼之情。
有關他純粹學術上的功績，可能還有講述的機會。
這兒先談他與我的相識相處，順便會涉及他的學問，但那不是主要的話題，這是要先說一下的。
二
我初次聽到他的名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大概明治三十四年左右，我到中國留學，在上海淹留的時候，我的友人藤田博士（現東京大學教授藤田豐八君）正好在羅叔韫君總理的東文學社任教，那是一所用日本語教授學問的學校。
藤田博士說他教的學生裡有某生，頭腦極明晰，善讀日本文，英語程度也很高，而且對研究西洋哲學有興趣，他的前途真是引人注目。
和中國現在的情況一樣，我留學的時候，或許是因為當時風氣，中國青年中的志學者，大都對政治學、經濟學有興趣，所謂有志新學而嘗試研究西洋哲學的，非常罕見。
藤田博士給某生極高的評價，說了一大堆推賞他的話，可是我始終沒見到他。
這位某生，就是王靜安君。
以後張謇先生在通州辦了學校，我的老友某先生在該學校教日文，聽說王靜安君也到通州當了翻譯或助教。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可能明治四十三年（？）左右吧，我們得到一個消息，在敦煌發現的遺書，除了法國的伯希和、英國的斯坦因帶走的以外，都在前清朝廷的學部裡保管着，我與我們京都大學的内藤（虎次郎）、小川（琢治）、濱田（耕作）、富岡（謙藏），奉命去北京出差，作一些調查。
當時羅叔韫君是京師大學堂的農科大學長，前面提到的藤田博士也在那裡任教，他們為我們的遺書調查提供了許多方便，王靜安君也在農科大學當職員，挺熱情地招待我們。
當時我打算研究元雜劇，在京都大學也已經開始講授這門課，恰巧王靜安君與我相似，也作了一些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有了著述《曲錄》和《戲曲考原》。
我利用出差北京的機會面會王君，聽了他關于元雜劇研究的談話，覺得非常有意義。
當時《大阪朝日新聞》計劃南極探險，整個社會都很關注。
小川博士每一次見到中國人的時候就讨論南極北極的問題，我則跟王君一直談中國戲曲的南曲北曲。
所以我們呆在北京的時候，有些中國朋友對比南北極與南北曲兩個話題[2]，他們似乎把這事看成一個笑話。
三
王靜安君的學問範圍是宏大的，不隻是以元雜劇研究為自己的專業。
也許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