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法有錯誤，我以為王君學術研究的變遷是，在東文學社念書以及僑居上海的時候，他可能以西洋哲學為主，介紹了叔本華、尼采等人的哲學書，在這樣的哲學背景下批評《紅樓夢》，創造了非常新式的學風，打破了已經僵化的傳統中國學的研究方法，嘗試打開一個新天地。
研究叔本華并用之批評《紅樓夢》，中國文學者采用這種做法，可以說是破天荒的事情。
根據王君的看法，傳統的中國文學研究以詩文為中心而忽視了戲曲小說類，這種偏見是全然的謬見，戲曲小說也有跟詩文一樣的重要性，實際上他公開這樣說，也是這麼寫的。
正如他說的那樣，就元朝文學而言，詩人、文章家可能遠不如雜劇的作者。
所以，正是王君開拓了從前中國學者不大重視的方面的研究。
現今的中國新學者都講究中國俗文學的研究，不能不說有賴于王君。
王君十幾年以前在這方面就已着先鞭。
四
此後，清朝大革命爆發了，王靜安君帶着他的家族，與羅叔韫君一起搬到京都，滞留了五六年。
其間，與我常常來往。
我覺得來京都以後，王君的學問有一些變化。
也就是說，他好像重新轉向研究中國的經學，要樹立新的見地。
可能他想改革中國經學研究。
比方說，聊天的時候我偶爾提到西洋哲學，王君苦笑說他不懂，總是逃避這個話題。
以後他擴展了元雜劇研究，寫了《宋元戲曲史》，可是對他來說，寫這本書已完全屬于消遣。
此前他說過，雜劇的研究以他的《宋元戲曲史》為終結，以後再也不研究了。
那麼在京都的時候，他的學問研究的本領在哪些方面呢？當時他精細地重讀《十三經注疏》、《前後漢書》、《三國志》等等，在京都他有很多自由的時間供他精讀。
我想不為特别具體的目的而讀書是非常有意義的事，可是沒有很多的時間就不可能這樣做。
或許這是上天給他的一個好運。
王君在京都的時候，與羅叔韫君朝夕相處。
衆所周知，羅君在小學、金石文學方面是冠絕一世的學者，而且藏書豐富。
他跟羅君整天讨論學術上的問題，對文字、考古開始發生很大的興趣，另一方面，他研究經學。
這兩方面的研究，我以為後來成為他的《觀堂集林》裡論文的淵源。
這次他投湖殉節，各種報紙都談及他金石文字方面的巨大成績，就這點而言，我覺得可能羅君給他的影響是極大的。
五
作為一個學者，王君偉大卓越之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