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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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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思想性靠藝術性表達。

    首要弄清詩各作者自我面貌及個性。

    同一時代、同一活動,詩人個性不同,故應重視個性、獨特面貌。

    清初的明遺民,籠統言之,各種人物都有,所作差不多。

    但遺民詩不是流派,其中個性不同,藝術風格亦不同。

    詩與個性是交流的,要重視其個性的獨特性。

    例如顧炎武,本身是學者,特點是靠實學,戰鬥性強,務實,故其詩可見其個性,通過其詩藝術風格體現出來。

    顧炎武同一般詩人不同處,表現在他的個性——務實,但其詩缺乏形象性。

    詩要由形象來表達,而他務實。

    用典多,湮沒詩的形象。

    他也并非無形象之作,有一些,但極少,不到十篇。

    同時的屈大均顯然不同。

    屈浪漫思想較多,但不等于不務實。

    參加抗清鬥争,顧炎武作實地考察。

    鄭成功進長江,顧作《江上》一詩,反對進攻長江,認為冒險。

    屈翁山參加了鄭成功的行動,此事可參考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譜》,有詳細考訂。

    他提倡進攻長江,這種進攻有些冒險。

    翁山後出家做和尚,其一生都緻力抗清事業,吳三桂反清,他也去參加,因看到吳三桂野心而退。

    屈翁山一生活動充滿浪漫、幻想,參加并沒十分把握的活動,但也不是不務實。

     顧炎武天文、地理、音韻皆精。

    顧對民間風俗不夠了解。

    顧所處明末之時代,與外來傳教士接觸少。

    屈翁山南北遍走,很熟悉南方之地理,訓诂、考訂亦懂,并非不務實。

    尤其他對風俗、民俗很了解,有《廣東新語》,可見其知識面廣博。

    這是活的知識,亦有務實根基。

    他充滿幻想,抱有恢複的希望,個性浪漫,故屈詩形象性強。

    但顧亭林、屈翁山二人并非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之别。

    清末的“詩界革命”,是适應戊戌變法産生的,很多詩人個性完全不一樣。

    其中黃遵憲與顧炎武相近,都講究務實。

    表現在從事政治運動上,不講空話。

    而康、梁講空話,沒有經驗。

    黃在湖南推行新政,腳踏實地推行新法,務實。

    這種務實精神體現在他的詩中,詩與個性亦同。

    黃公度的詩,反映了近代帝國主義侵略,對外部世界都有反映,切切實實,都很具體,紀實性強。

    黃公度詩同于顧亭林處,亦在用典,恰到好處。

    務實是黃的個性。

    康有為的詩浪漫性強、講空話,特點是浪漫,充滿感情來表達思想,激動人心之處較多,這一點超過黃公度。

    幻想到《大同書》,可見康之幻想,憑想象說之,康之浪漫精神為康之個性,與黃不同。

    丘逢甲也實際,在台抗日,晚年亦緻力複台,其詩抒情性強,不同于黃、康。

    其英氣勃勃,複台充滿信心。

    黃詩缺乏英氣,缺乏煽動性。

     通過個性不同比較,内部外部之間,看出名堂,比出個性。

    研究清詩要把握住個性。

    排列名單,并列式研究,顯得陳舊。

    陳祥耀《清詩選》不夠好,羅列遺民詩,看不出個性。

     還要看相互影響、關系、流派、風格,地域間如何互相影響推進,形成多種多樣的變化;還有不同體裁之間的影響,如小說、戲曲對詩的影響。

    反之亦然。

     戲曲對詩之影響,突出的始于明代。

    相互關系如湯顯祖之《牡丹亭》,唱曲韻律優美,語言亦是詩歌語言,這就是詩的影響。

    王夫之對湯詩很恭維,否定戲曲影響詩歌。

    到清,首先影響了吳梅村。

    “梅村體”即受戲曲影響。

    《長恨歌》亦然。

    吳寫了大量的實事之作,上至宮廷,下至妓女,正是戲曲的主題。

    吳用戲曲風格作詩。

    後來,蔣士铨用詩寫戲曲,主題是忠孝節義。

    姚梅伯有意識從事戲曲研究寫作,其樂府詩大有戲曲味道,将戲曲内容寫到詩裡,如《雙鸩篇》。

    戲曲之詞語,被詩人用到詩裡,首先王漁洋最顯著,如“雨絲風片”用入詩裡,而注漁洋詩者未注出此句出自《牡丹亭》。

    明七子作的詩,戲曲、小說語言是不用之入詩的。

    此問題可作專題去讨論。

     袁枚的性靈與宋湘的性靈不一樣。

    袁枚油腔滑調,宋湘格調高雅。

    各地方詩歌情況,以後可作為專題來談。

     橫向的相互影響——相反相成,主要指地區之間、省區之間。

    清代詩要充分研究相互影響,找出脈絡,方可說明問題。

     錢牧齋與王漁洋。

    錢為漁洋《漁洋精華錄》作序,并贈詩。

    王的地位名望均為錢推引起來,有“代興”之語。

    錢作《古詩贈王贻上》,時王年方二十八,錢已屆八十。

    《吾炙集》,漁洋詩為何沒有?但二人詩風不同,王崇嚴羽,錢厭嚴羽。

    錢論詩主張反映曆史與滄桑變革。

    這些東西,激動詩人的心,從這樣的現實生活激發得來的詩,才是一等的詩。

    王漁洋講“妙悟”“神韻”。

    二人相反。

    康熙三年(1664)錢牧齋故去,他能看到的是漁洋此前之詩,有些現實意義,故推崇之;也有點反清情緒,見《漁洋精華錄》最早幾首詩及《蠶租行》等。

    還有《秋柳》四首,懷念故國。

    鄭鴻《漁洋山人秋柳詩箋》,得之漁洋後裔。

    抗戰前刊出,載《學術世界》。

    錢夠得上“南雁”,“西烏”指顧亭林為一說,謂顧炎武到山西反清事。

    此說法錯誤,時間不對。

    詩後兩句謂指錢謙益之說也不對。

    “枚叔”指梁王手下的官,而錢為中央之官,即福王也已是皇帝身份。

    “枚叔”應指侯朝宗,用河南地方典故,有所譏刺。

    黃宗羲亦提到此事,認為應體諒人心,是否真心實意。

    《寄一靈道人》,王漁洋給屈翁山寫的詩,與屈有往來。

    《秦淮雜詩》亦能看出王漁洋未死心仕清。

    黃、顧也不反對滿人皇帝做得好。

    可見錢推引王漁洋是有共同之處的。

    王亦借重錢的名望。

     錢雖反“神韻”,但其七言絕句,亦富神韻,與漁洋有共同之點。

    錢江南人,王山東人。

    錢影響王,有相同的部分,有不同的部分。

    後趙執信反對王漁洋,其《氓入城》《兩使君》《道旁碑》等詩,與漁洋詩不同。

    他之所以反對王,意在擡出虞山馮班反對王漁洋。

    漁洋本為虞山賞推而擡起來的,馮班為錢的學生,趙又師馮。

     錢牧齋北向對山東人的影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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