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可與錢謙益并駕齊驅（王漁洋屬後一輩）。
《讀史有感》之類尤佳。
《讀史偶述》等有詩史價值。
宋末文天祥等人鬥争時間短。
宋遺民較明遺民言隻是恸哭，談不上抗元，而清初明遺民親身參加實際的抗清鬥争。
宋末人數較少，而且不全是文人，隊伍單薄。
清初自陳子龍等開始，勢力相當大，持續時間長。
談愛國詩要談藝術，清代愛國詩千姿百态。
陳子龍既是詩壇領袖，也是愛國的代表，講愛國詩要注意在詩壇的代表性。
北方傅山風格與南方風格不同，不可脫離藝術流派。
忠君與愛國在封建時代不可分。
為明代殉國者屬清代還是屬明代？論定要有科學根據。
梅村詩究竟何者為好？《圓圓曲》主要寫吳三桂，諷刺之，愛國成分極少而且牽強。
朱文整理者按：指朱則傑《清詩史》。
寫法可以，但對梅村其他東西一句不提，有主觀武斷之嫌。
張爾田認為梅村最好的詩為《清涼山贊佛詩》，屈大均抗清問題，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譜》載之極詳。
朱文寫了朱彜尊抗清思想，寫得好，但當中有武斷處。
遺民詩人三鼎足：顧亭林、吳嘉紀、屈大均。
顧與吳是現實主義，但表現手法不同。
顧炎武用典，吳嘉紀以白描，兩家均反映事實。
屈大均屬浪漫主義，又與現實主義結合，有不少現實性的東西。
屈詩除愛國東西之外，還有山水詩、愛情詩也寫得很好。
李因笃、朱竹垞，亦表現了愛國主義。
朱文歸屈詩為“仙”氣，當然可以，但不可概全。
屈詩抒情性強，是其最大特點，有鼓舞、宣傳、煽動性，故與前二者三鼎足。
屈不用長篇寫現實，而以之寫山水。
顧、吳不是“雙子星座”，兩者在于表現手法不同，又都在表現、記載現實。
潘四農說顧亭林詩質實。
顧詩抒情不夠，而不是什麼以抒情為特點。
顧之悼亡之作也寫得呆闆，難以動人，是受學人之詩影響的結果。
顧以反映現實為長，而不以抒情見長，這是陳石遺先生講的。
《石遺室詩話》隻談詩藝，忽略了很多東西。
石遺有詩評顧亭林七言長篇古風，但其詩集中未收。
評顧亭林，朱的見解精辟，認為亭林是學人之詩，這觀點是朱第一個提出的。
牧齋學問的确廣，但顧之學問更精确。
顧與錢相較，顧不懂道藏，廣不及錢。
他對牧齋文章極推崇，雖輕其人。
石遺認為顧詩“少趣味”，指其缺乏文學上的形象性特點。
趣味是通過形象表現出來的，亭林大部分詩以議論為詩，故極少趣味，形象不鮮明，抒情煽動性不夠。
顧風格隻能是“質實”，而不是沉雄悲壯。
沉雄悲壯是大家多有的，屈翁山也如此，而“質實”則為亭林獨有。
《大行哀詩》是排律，“質實”得很，句句用典。
牧齋《哭稼軒留守一百二十韻》則寫得動蕩開合，究竟為大手筆。
亭林餘事作詩，詩不可推之過高。
《千官》以論為詩，笨極，無言外之味。
《感事》七首，闆滞。
亭林詩為“經史”之詩，非泛泛言“學人之詩”。
“一代文章亡左馬，千秋仁義在吳潘”，為亭林詩中佳句，但也少感情。
《京口即事》很有氣概。
《帝京篇》寫明朝，結結實實，無動蕩開合。
《金陵雜詩》空闊，由明七子來。
我的看法是，亭林詩調子還是明七子，如就詩論詩，還不如明七子。
七子生吞活剝，“便由吳江下楚江”即是。
黃遵憲亦多用典，但較高明，如《馬關紀事》。
亭林詩與其進步思想并不吻合。
公度《大獄四首》，說明其年輕時寫詩用典就極好。
《香港感懷》亦同。
黃用典較為靈活。
其“詩界革命”的特點：一方面是“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新語言，新東西；另一方面在繼承性上全面，在此基礎上創新。
再有反映新事物、新東西，還有就是外國東西。
貫穿在詩中之愛國東西并不新，因為别人也有許多。
甲午、庚子之詩顯不出他的特點，也不是新東西。
在繼承上創新，既以口語創新，又有典故，統一在他身上，這與時代有關。
亭林《秋山》是好詩，形象性較好。
用虛語“已用”“複見”等，使詩句流動，顯得活躍些。
《表哀詩》典故較多，表不出多少哀。
王闿運《圓明園詞》一方面揭發了帝王奢侈，一方面揭露了帝國主義侵略。
王國維《頤和園詞》在思想上不可與之比，後者歌頌慈禧，大罵民國。
《十二月十九日奉先妣藁葬》一詩，寫清軍兵過如織，較平凡。
《上吳侍郎陽》，前面尚曉易，中間又開始用典，平凡如史書。
吳氏事多驚心動魄，但寫得卻較差。
用典之道，要熟典生用，死典活用，僻典熟用，一典多用，每個人用一典要切自己詩境。
作詩學研究，隻有搞清了這些基本的東西，方可正确理解詩意。
牧齋句：“銀輪隻在屋西頭，一掌偏能障好秋。
”“屋西頭”，合明桂王。
此夕月應在東，偏言其西，蓋清位東也。
我的“羅睢掌上山河影，争與神州共陸沉”句，死典活用也。
用典是種藝術技巧，有許多事，直寫不勝其煩，而且有許多東西，不便直寫，要寫得隐晦一些。
識者自識，草包固其昧之也。
封建時代作社會諷刺，須用此法，避免賈禍，以典掩之。
《李定自延平歸赉至禦劄》，寫得較好，但典型的明七子調子。
亭林七律多此調，寫得過于結實。
《海上》四首寫得較好。
“真阙”即“仙阙”，“水傍神州來白鳥，雲浮真阙見黃